《阳光热线》类节目的价值与提升

《阳光热线》类节目的价值与提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先后推出《焦点访谈》、《新闻纵横》之后，各级广播电视先后推出一大批舆论监督类节目，如评论类、调查类、热线类等等。有的直击社会焦点，有的调查、揭示问题的原委，有的则把舆论监督与服务性、沟通性相结合，开办了《阳光热线》、《政府在线》、《行风热线》、《百姓热线》、《广播110》、《曝光台》等。电视中类似于《焦点访谈》的节目，全国就已开办了60余个，而广播中的《阳光热线》类节目省级电台已开办了20多个，地市台开办了100多个。这类热线节目的推出，不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播新闻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和重要成绩，使广播在新形势下创造了一种在政府和群众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的新形式，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也树立和展示了党、政府和媒体的开明形象。

一、《阳光热线》类节目的时代价值

（一）《阳光热线》类节目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实现形式

十六大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首次把“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国家的三大目标。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多重含义，比如法制健全、政治开明、廉洁高效、社会和谐等等。不仅这一系列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而且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一个国家民情、民意的畅通表达离不开充分、健康的舆论监督，而充分、健康的舆论监督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环境、社会舆论生态环境的包容性和承受力的直接表现。

正是因为舆论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一个维度，所以，舆论监督工作不能脱离和超越我国政治改革的总进程而单兵突进，而应与政治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同步共进。因为说到底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媒体自发的舆论性评价与国家的制度性评价的良性互动。

但是，舆论监督也不应是政治文明建成之后的副产品。因此，舆论监督不能坐等、坐享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而应成为推动政治文明建设能动、活跃和积极的一环。甚至舆论监督自身的发育和提升以及舆论监督社会生态环境的优化和提升，如对舆论监督的承受力、宽松度等，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靠舆论监督自身来逐步营造和优化。

总之，舆论监督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是应有之义。一个没有充分、健康舆论监督的社会，称不上一个完全和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和现代的社会。舆论监督不应仅仅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受益者、受惠者，还应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奉献者。

而《阳光热线》类节目大量反映各部门、各行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矛盾或不正之风，从而成为广播进行舆论监督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但是它又具有一般舆论监督节目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首先，在一般舆论监督节目中，话题和话语的主导者主要是媒体，而热线类节目话题、话语的主导者则是听众；其次，在一般舆论监督节目中往往只有发球者，没有接球者，而在热线类节目中既有提问的百姓，也有答疑或接受质询或咨询的行业和部门，从而形成一种即时的交流与互动，这十分有利于沟通和问题的解决；再次，电台在热线类节目中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干群交流的平台，由过去媒体与听众的交流变为主要是干部与群众的交流，电台的位置比较超脱，因而可以避免一般舆论监督节目中形成的媒体尴尬甚至新闻官司。因此，《阳光热线》类节目实际是舆论监督类节目的一种创造和发展。

（二）《阳光热线》类节目是改进和加强各级党政领导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制约和优化各种权力的一个重要形式

《阳光热线》类节目涉及的舆论监督的内容虽然包括社会的各种失范和丑恶现象，但它的主要任务应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优化和提升。

从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执政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又由一个在封闭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加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迅猛发展，无论是上述两个转变还是新的国际环境，都对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提出了许多严峻挑战。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不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一大批共产党沦为下野党，而且本世纪初，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又相继发生了“颜色革命”，形成了又一轮政治地震。

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正如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所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记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对于执政党的腐败周期率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而共产党要跳出腐败周期率，就必须依靠民主。只有让人民利用民主的权利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才不会人亡政息。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民主是最好的防腐剂”，这已成为政治学的经典论断。

在我国，民主与监督有多种形式，比如各级人大的法律监督、各级政协的民主监督、各级纪检、监察的党政监督、信访部门的群众监督，此外，还有通过媒体批评形成的舆论监督。

《阳光热线》类节目进行的舆论监督不仅是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党政监督、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的辅助形式和社会表达方式，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即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的实现方式。因为《阳光热线》类节目中反映的各种信息、意见和建议正是来自社会和群众。作为具有广泛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新闻媒体，对各级党政领导进行正当的监督，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官民观、主仆观、施政观、政绩观，真正践行“三个代表”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保证党的肌体的健康及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保证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民主形式。

（三）《阳光热线》类节目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一种公共协调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社会和谐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纳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说明党对新形势下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保持社会和谐在当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国际经验表明，走出低收入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即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期，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是进入“黄金发展期”，二是进入“矛盾凸显期”。对这一时期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倒退。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有自己的矛盾和问题，没有问题和矛盾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区别只在于你有没有问题意识和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的社会环境。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而且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正在向中等收入国家即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加之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我们面临的矛盾之多和挑战之大都是历史性的。因此，当前的中国社会和媒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问题意识。而群众不仅是各类社会矛盾的直接感受者、评价者，而且群众还应是社会话语的主体，因为让谁说话、听谁说话、为谁说话始终是媒体的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如果没有宽松的舆论环境，不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地方，不能充分保障民众的话语权，不能正视问题，不能及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有可能使问题和矛盾积蓄的能量越来越大，并且可能以非正常形式爆发出来，而一旦形成矛盾的总爆发，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就像当年苏联和东欧发生的悲剧那样。

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提供的数字说，1993—2003年的十年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73万增加到约307万。而据公安部2006年1月19日提供的数字，2005年全国共发生群体性事件87000起，比上一年增加4%。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和建设全面小康的进程中，面对各种矛盾和挑战，各级党政领导应当学会善于运用和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使之既成为各地工作的一部推进器，又成为一部减震器和稳压器；各级各类媒体则应成为一个社会守望者和一部社会雷达，通过《阳光热线》类节目关注民情民意，化解各种矛盾；搭建党群桥梁，推动上下沟通；表达主流意见，宣泄社会情感；形成舆论强势，推动社会进步。从而使《阳光热线》类节目成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重要的公共协调形式。

（四）《阳光热线》类节目是媒体贯彻“三贴近”原则，实现其社会责任和社会功能的重要形式

新闻媒体要真正贯彻“三贴近”原则，就不能片面理解和践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而远离问题和矛盾。因为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及时提出问题，以引起社会的重视乃是新闻媒体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所在。

任何事物的发展、进步都是首先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开始的。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仅是群众关心的一个个焦点，也是妨碍社会发展的一个个结点，甚至是社会不断超越自我的一个个涅槃点。新闻报道关注这些焦点、结点和涅槃点不仅是贯彻“三贴近”原则的应有之义，而且是现代媒体为推动社会进步实践其社会责任和社会功能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叩问矛盾是叩问生活、叩问实际、叩问群众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部分。而远离矛盾无异于远离生活、远离实际、远离群众和远离时代，那将是现代媒体社会职责和社会功能的重大缺失。这样的媒体自然称不上现代媒体，必然会被时代边缘化，被生活边缘化，被受众边缘化。而《阳光热线》类节目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不仅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而且贴近生活中、实际中和群众中的那些矛盾和问题。

总之，许多台的《阳光热线》类节目不仅成为各台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点和亮点，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而且由于这类节目的贴近性、批评性和建设性，赢得了众多听众，因之，也赢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从总体上看，这类节目还有待进一步发育和提高。

二、关于改进《阳光热线》类节目的五点想法

（一）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www.xing528.com)

所谓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指政治家们在践行自己的政治目标时，既要推动社会的发展，又能保持社会的平衡。

新闻报道不等同于政治，但绝离不开政治；新闻工作者虽不等同于政治家，但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是半个成熟的政治家。积极、稳健、成熟的《阳光热线》类节目不仅表现在在触及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既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又能维护社会的平衡，而且表现在在搏击社会漩涡的过程中仍能保持媒体自身的平衡和提升。

开办《阳光热线》类节目的目的是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化解和剔除那些影响社会稳定的种种问题和消极因素，而求得社会稳定；但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种种消极现象的揭批和曝光如果把握不当，同样也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而稳定是国家和地区的大局。因此，《阳光热线》类节目必须讲究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比如胡锦涛同志2005年8月在视察河南等省时提出，要“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理解，在报道中，我们必须正确地把握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关系，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脱离实际地提升群众的胃口，搞为民请命、哗众取宠，激化矛盾。包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都是个长远目标，都有很长的过程性，不会一蹴而就。因此，《阳光热线》类节目应审时度势，“解难而不发难”、“加温而不加火”、“帮忙而不添乱”。监督什么，什么时候监督，监督的深度、力度、角度、密度，监督的立场、观点、方法、态度等等，都应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而如果破坏了这个大局，实际也破坏了新闻媒体，包括《阳光热线》类节目自身的生存、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总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是《阳光热线》类节目得以生存、发展的政治保障。

（二）要坚持公正性和建设性原则

《阳光热线》类节目说到底是一种不带有也不能和不该带有强制性的软监督。它只是法律性、权力性的硬监督和刚性监督的一种辅助品。因此，它的影响力再大，也不能和不该代替法律和权力的力量。因此，电台在办《阳光热线》类节目时，必须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和理智，保持自律和自重，防止自我膨胀，明白自己既不是“二政府”，也不是“二法院”，不能走入代法、代政等“媒体审判”的误区。现在已有人批评当今的媒体“在媚气之中夹杂着话语霸权”，这值得我们警惕。

特别是在我国，各级主流媒体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基于这一事实，人们往往把电台的批评看作是党和政府权力的延伸补充。尽管批评者是媒体，但通常被认为是党和政府的声音和立场，因之其正面作用或负面影响都会很大。所以电台在开办《阳光热线》类节目时，要看到自己的位置、责任和影响，要使舆论监督成为一种有领导的、健康和理性的力量，而不能成为一支不受控制的独立力量、自由的力量，即所谓“第四力量”，更不能把《阳光热线》类节目当成媒体或个人的私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媒体既受到公共权力的公正性压力，又受到本单位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压力。但媒体绝不能为了自身利益，为了收视率、收听率和卖点而非理性地“炒作”，更不能谋私。

《阳光热线》类节目的着手点虽然往往是批评、揭露和曝光，但着眼点却应是帮助、推动和促进。破是为了立，立应是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阳光热线》类节目既要是非分明，又要有与人为善的态度和建设性意识。意见可以尖锐，态度应该鲜明，但不一定非要用尖刻、冷峻的语言去表达。在各类热线节目中，非常需要的倒是一种“两头热”、“帮两头”的取位和心态。特别是有些事情事出有因，记者应善于在矛盾的双方中不断地换位思考，使报道既有锋锐性，又有合理性、建设性，这样的报道可能效果更好。浙江衢州为了帮助农民解决种植、养殖中的技术困难，开设了“科技110”。但农民向报社反映，一到周末“科技110”就无人值守。报社一调查，原来工作人员正常休息。既然叫“科技110”，就有有求必应之意，而且有些技术求助时效性很强，显然，周末无人值班是不妥的；但“科技110”工作人员周末休息也是应有的权利。于是《衢州日报》在报道此事时既站在农民一边，又站在“科技110”工作人员一边，建议采取倒休的办法。结果满足了双方的利益，双方对报道的合理性、建设性都满意。

为了保证舆论监督的主动、透明、通畅、有效，不少台的《阳光热线》类节目采取同相关职能部门如纪检、监察、纠风办及工商、税收、民政、公安、文教、卫生等联办的做法，使这类热线节目变成理政、施政性热线，既提高了节目的权威性、解决问题的效率性，又使电台在政府和群众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从而优化和提升热线类节目的生存发展环境。这种政府和媒体相互借力的做法适合中国国情，应当坚持。

为了保证舆论监督节目的有效性和建设性，有人还提出新闻媒体既要办好公开的舆论监督节目，即“显性监督”；同时还可以进行“隐性监督”，即通过“内参”的形式进行监督；此外还可以进行“无形监督”，即媒体把掌握的情况和问题在底下向相关部门通报，提醒他们加以关注和解决。这种“三管齐下”的监督方式也是带有建设性的做法。

（三）真实性原则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同样，真实也是《阳光热线》类节目的立命之本。

由于新闻媒体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阳光热线》类节目，不仅为所触及的矛盾和问题的当事双方所关注，而且也为社会所关注。方方面面不仅关注被监督的事、部门或具体的人，而且还关注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的立场、取位等媒体行为。如果说被监督者因为受到媒体批评而近乎置于火上烤，其实被烤的往往首先是进行监督的媒体本身。而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要经得住考验，首先要做到事实准确。

《阳光热线》类节目经常介入各种矛盾。而矛盾往往有两方甚至多方的因素。如果听风就是雨，只听其一，不听其二，那么信息源的单一性和信息反映者的主观性，再加上记者的主观性，就可能对报道本身形成失准性杀伤力。2002年前的10年间，媒体招来的新闻官司达5000起，而媒体的败诉率又高达30%。败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报道失实或部分失准。因此，对事实要调查再调查，核对再核对。只有事实清晰、准确，对事情的破解、剖析才有了前提和基础。媒体和报道才谈得上可信性、权威性。

《焦点访谈》有期节目，讲在上海打工的一些四川内江民工往家里汇款，但家人却不能及时取款。记者下去采访前又做了两件事，首先，他们又采访了其他一些内江民工，得知他们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其次，记者往同地的邮局也汇了1000元钱，结果也不能及时兑取。有了这样的底，记者才深入当地邮局采访。这样的报道就极具真实性、说服力。《焦点访谈》这种多信息源求证的做法应该普遍坚持。

（四）要有足够的法律支点和政策支点

媒体不是法院。但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时却应借鉴法院判案的原则，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除了法律，与报道事件相关的法规、条例、政策等都必须了然于胸，并使之成为衡量、审视、判断所报道事务各方是非曲直的依据。

在事实准确的基础上，再加上相关法律、政策的支撑，报道本身就有了双保险。

上面提到新闻官司中媒体有30%的败诉率，另一个原因是法律、政策上的失据。当然，虚假报道首先会被法律击倒，因此，它是媒体败诉的第一杀手；此外，媒体的各种侵权行为，如侵犯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则是媒体败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媒体工作者必须记取和改进的。

（五）提升性原则和议程性方法

“热线”类节目当然要从听众提出的一些具体的事和问题入手，帮助和推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这是“热线”节目所以“热”、所以受百姓欢迎的一个赢点。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媒体毕竟是媒体，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法院，因此，“热线”节目不能无节制地提升老百姓解决他们具体问题的期望值，如果让他们感到《阳光热线》类节目相当于“二政府”、“二信访”，这种职能的越位会使媒体有不能承受之重。因此，《阳光热线》类节目不能包打天下、代打天下，不能不问事由，有求必应，在内容和问题的选择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其次，“热线”节目如果长期拘泥于受众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有可能使节目陷在一些零碎问题的低水平重复上而缺少创进和普遍意义。为此，第一，《阳光热线》类节目不仅要尽量选择那些事关公共利益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话题，而且要善于以个案为例，通过专家或记者的分析、点评，升发出其中带有根本性、普遍性、规律性、倾向性、长远性、政策性、法律性、观念性甚至知识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既要立足于又不要拘泥于具体事物，尽可能由事物层面上升到观念、法律层面，使受众能够举一反三，使节目效应由点对点，变为由点辐射到面。这不仅有利于《阳光热线》类节目的提升，也有利于使受众获得事物本身以外的更为宝贵、更为重要的东西，从而开阔受众的视野，提升受众的水平。就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入乎其内，所以生动，出乎其外，所以高致”。《阳光热线》类节目要善于追求具体事物之外的“高致”，从而达到事物性咨询，观念性收益；一人咨询，千万人受益的效果。

此外，为了不断提升《阳光热线》类节目的水平和影响，使之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发挥更大的引导作用，编播人员不应一味消极地等待听众的投诉或提出问题，而应善于根据当地的工作实际和某些热点，主动地设置报道议程，邀请专家和相关人士同听众一起进行集中、深入的讨论。比如，现在的舆论监督类节目更多的是关注事关公共利益的行为的合法性，今后则应更加关注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法律的合理性。为此，媒体可以引导受众关注和参与讨论一些法规、条例制订的公示和听证活动。这不仅可以保证相关法规、条例的透明性、科学性、严谨性、适用性，而且可以藉此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满意度。从而收到群众、政府双满意及社会和谐运转的效果。因为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是一个社会最好的“健康保险”。新闻媒体这样做，自然也会同时提高媒体自身和《阳光热线》类节目的吸引力、影响力、建设性和权威性。

总之，主动的议程设置不仅可以使《阳光热线》类节目化被动为主动、化零碎为系统，而且可以由低水平的监督、沟通提升为高水平引导、建设。

本文系作者2006年2月22日在（石家庄）国家广电总局召开的河北电台《阳光热线》节目现场会上的发言。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