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忧患意识力戒膨胀思维

倡导忧患意识力戒膨胀思维

2010年8月份，西方媒体大肆炒中国第二季度GDP超过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再次考验了我们民族的理性和神经。

可喜的是，这次我们既没有自我炒作，也没有跟着西方舆论的节拍跳舞。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何看待发展与问题必须保持理性。阿根廷《民族报》（2007年8月26日）发表文章认为，东西部及城市与农村巨大的反差让中国有“两幅面孔”。经济学家胡鞍钢则从三个方面描绘了中国国情。一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即城乡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二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指上海、北京等高收入人组地区，约占总人口的2.2%；第二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上中等收入人组的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等，约占总人口的22%；第三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中下等收入水平地区，约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低收入水平地区，主要在中西部，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第三是“一个中国四种社会”（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和知识社会）。而后三者就业人数总和只占全国总人口的50%。说明中国还不是工业社会，更不是知识社会。对于中国的国情，温总理则重申，“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这个“不发达”不仅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而且还指“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成熟。”的确，当前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大领域都面临着许多课题。就经济建设来说，温总理讲，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这四大结构性问题，哪一个都是悬在中国经济发展头上的一把利剑。就以可持续发展来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5。我国45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我们再不能自诩所谓“地大物博”，因为实际是“地大物薄”。人均资源少，而我国单位GDP耗能又比发达国家高出70%。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这次GDP超过日本，从本质上说，只是量的变化，而非质的变化。因为中国经济的结构、质量、效益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中国有13亿人口，2009年GDP只有3700多美元，大约是美国的1/13，日本的1/11，在世界排第105位。联合国公布的2009年“人类发展指标”，中国排第92位。按2009年公布的贫困人口标准1191元计算，中国仍有贫困人口3597万，是法国总人口的一半。如果按联合国公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则有1.5亿。中国残疾人口共8300万，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中国每年净增人口乃是一个澳大利亚的总人口。所以温总理说，“一个很大的数字除以13亿，就会是个很小的数目，一个很小的数目乘以13亿，就是个很大的数字。”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包括GDP超日本。

更何况今日综合国力的竞争既看硬实力，又看软实力，看文化、文明的发展。有人说，国与国的竞争，19世纪靠军事，20世纪靠工业，21世纪则靠文化。所谓世界强国，莫不是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向世界提供一种文化、文明和制度。纵观历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仅依靠硬实力而长久地保持强大。从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到大英帝国，甚至到大清王朝及前苏联，它们的衰落本质上都是文明的衰落。因此，在国与国的较量中，同硬实力相比，软实力才是终极竞争力。而无论从硬实力看还是从软实力看，中国要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切不可自我膨胀、忘乎所以。必须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谋发展。

但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着浮躁之气。急功近利、逸乐思维、膨胀思维随处可见。一位日本人说，中国的各个城市，洗浴中心远远多于图书馆。而一个泡在洗浴中心的民族能够强大吗？话虽刺耳，却令人警醒。另外，现在不少人梦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于是一些人投其所好，大肆推销各类所谓速成术，诸如英语速成、书法速成以及增高速成乃至丰胸速成。有的所谓速产作家扬言：“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在不少干部中，由于“政绩冲动症”、“政绩饥渴症”作怪，于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比比皆是，各种办节热、晚会热、申遗热、公祭热、论坛热此起彼伏。全国许多城市都热衷于搞各种地标性建筑及各种城市规划，而且“换一任市长换一套思路”。在全国2000多个地以上城市中，居然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其中有的城市一下大雪就全城瘫痪，一下暴雨就大水淹城），有40个城市要建CBD（中央商务区）。最先提出CBD概念的美国经过20多年的努力，也只在纽约、芝加哥建立了CBD。其中建在曼哈顿的纽约CBD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而我们有的城市的CBD居然要占地几十平方公里。重视发展文化产业是对的，但各种文化产业园、动漫基地遍地开花，不少是“有产业、无文化”，或“有产无业”。所有这些，都是急功近利、膨胀思维、虚浮心态的表现。

而这种虚浮心态、膨胀思维在广电传播中也同样存在。就以电视剧来说，“从康雍乾三部曲，到《汉武大帝》，再到《贞观长歌》，历史题材大型电视剧受到普遍追捧。这或许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认同，即大众对于与当今世道类似的时期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一种盛世心态。”以至西方有媒体说，中国正在“梦回唐朝”。

此外，在广电新闻和文艺类节目中，诸如“盛世”、“崛起”、“腾飞”、“复兴”之类用词高频率出现。在整个广电传播中，太多的莺歌燕舞，太多的盛世颂、复兴颂，太多的崛起进行曲。

今日之中国是否已经是盛世？“若从广开言路、领导亲民、闻过则喜、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个人财产隐私受到保护、法制建设日趋完善等方面看，中国确已有了盛世之象”。但若从综合国力、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标、人均幸福指数等方面看，中国只是有了盛世之象、强国之象，尚无强国之实、盛世之实，中国仍处在大而趋强、大而趋盛的过程之中。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称“盛世”，到了中级阶段、发达阶段、成熟阶段又叫什么“世”？

过早过多地大唱盛世颂、崛起颂、腾飞颂，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会带来负效应。首先，对内不利于国民的清醒和理性，相反会推助浮躁之气，不利于建立健康的国民心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近代之前国民中有一种中央帝国傲视八方、万邦来朝的“帝国心态”；鸦片战争及后来的日本侵华，又使中国人的心态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产生一种“弱国心态”、“小国心态”和“悲情意识”；新中国建立以后，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意识形态划线，中国人又产生了一种“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革命心态”；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了，在部分人中又产生了一种“炫富心态”和“膨胀心态”。而广电传播中对国情、对发展与问题不恰当的把握与宣传无疑会助长“未富先骄”之类的膨胀思维和不健康的国民心态。不利于动员国民继续兢兢业业谋发展。(www.xing528.com)

其次，热衷于盛世、腾飞、崛起、复兴之类的传播，一方面可能一些本来就对中国的发展心存疑虑的国家加深疑虑，另一方面可能为不愿看到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西方国家宣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提供口实。这次西方炒作中国GDP超日本的同时，就再次大唱“中国责任论”，意在挖一个更大的“责任坑”，让中国跳进去。搞不好就可能会使中国承受不应和不能承受之重。最近巴基斯坦发生重大洪灾，美国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就在援巴问题上向中国发难，说中国不是自称是巴全天候的朋友吗？那你就应该向巴提供更多的援助，但事实上，现在领导援巴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伊朗，而是我们美国。印度甚至讥讽中国在援巴问题上“太小气”。国防大学金一南说：“我们对‘落后就要挨打’有深刻的认识，但对‘崛起必遭遏制’准备不足；对‘发展是硬道理’有深刻的认识，但对快速发展带来新的不安全思想准备不足。”的确，西藏、新疆、人权、宗教、台湾等问题是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传统戏码；贸易保护主义、非难中非发展正常的经贸关系、逼迫人民币升值以及南中国海问题等则是遏制中国崛起的新的戏单。所谓“快速发展带来新的不安全”，比如我们总喜欢讲，改革开放的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100年的路，但不要忘了，发达国家100年间分阶段出现的问题在中国30年中也集中爆发了出来。对此我们确实准备不足。

就以“三农”问题来说，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农民以牺牲土地和出卖低价劳动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无土地、无就业、无社会保障这“三无”使农民处在社会的边缘和弱势。有人说，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的作用是个变数，要么是稳定力量，要么是革命的力量。现在进城务工人员有1　5亿，其中60%以上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出学校门便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也不打算回去种地，而是一心希望融入城市。他们受教育水平高、视野广，价值意识、权益意识强，但对困难的承受能力远比父辈要差。一旦他们的愿望长期得不到实现，有可能变成另一类“愤青”。

对于上述种种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都必须心中有数，而不可盲目乐观。

如何审视自己与审视世界，从东西方民族的思维取向看，彼此有很大差异。我们习惯于以满足的眼光回望过去，西方人则习惯以忧虑的眼光审视未来。比如美国认为，地球上无人可与美国为敌，如果美国有噩梦，一定是来自外星人的攻击。所以这些年美国拍了一系列外星人进攻地球的灾难片。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岛国，日本人习惯把日本比做汪洋中的一条船：“日本丸”。日本人认为，日本最大的噩梦是特大地震造成的“日本丸”沉没。果然，1973年就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不仅媒体上不见日本“崛起论”，相反，作家小松佐京却推出了小说《日本沉没》，一下成日本第一畅销书。之后拍成了电影，2006年又用数字技术予以重拍。为什么写这本书，小松说，当时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写这部书就是为了警醒日本国民不要忘乎所以。36年后，小松又推出《日本沉没二》，讲日本沉没25年后，漂泊在世界各国的日本人艰难的生存状态。现在又准备写《日本沉没三》，主题是在地球上难以生存的日本人只好到外星上去安家。“沉没”三部曲表现了日本人内心深处浓厚的危机意识。而这种意识日本人从小就注意培养。日本小学课本扉页上就印有：“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之类的警语。

作为经济发达的美国、日本的这种危机意识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保持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是一种现实要求，一种清醒理性的表现，一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这里不妨再举两个美国企业的例子。微软公司所以步行天下，其中一个原因即在于它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比尔·盖茨对公司员工讲了这样一句名言：“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90天！”名闻天下的波音公司为了增强员工的危机意识，甚至拍了一部模拟公司破产的电视片。主要内容是：公司门口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厂房出售！”扩音器里则播放一则通知：“今天是波音公司时代的终结。波音公司已关闭了最后一个车间。”此外还有员工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走出工厂的画面。这部电视片在员工中引起了巨大震撼，强烈的危机意识激励着员工们奋发工作、努力创新，从而保持了波音公司的活力。如今，金融危机袭来，波音公司安然无恙，但通用和克莱斯勒两大汽车公司却出现了波音公司这部电视片所预言的真实境遇。可见，大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企业，危机意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3月号刊登文章，呼吁树立忧患意识。文章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有两种对立的文化传统，一种是阿谀的传统，一种是忧患的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盛世少而衰世乱世多，盛世短而衰世乱世长，一大原因是官场上耽于安乐者多，深于忧患者少。”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人不怕磨难，怕的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盲目乐观、头脑发热、思想膨胀。因此，我们既要冷静地对待别人别有用心的忽悠，更不能自己忽悠自己。广电传播既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又必须防止虚浮的心态、膨胀思维，坚持讲理性、鼓实劲，从而使广电传播具有哲学思维和哲学品质。由于媒体对社会心态具有巨大的塑造功能，因此媒体的理性是社会之幸，媒体的膨胀是民族之祸。当年媒体鼓噪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的非理性传播再不能重演了。

本文系作者2010年9月1日在（西安）中广协会对农电视委员会2009年年会上的讲话。其原始稿系作者2008年12月21日在（石家庄）第八届百家电视台文艺节目评析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第6期。中广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动态》2009年第14期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