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的关注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教育成了用来回答所有社会问题的最为方便而简单的答案。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这归根结底都是教育的问题。”但是，当文化的全部力量都致力于制造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时候，人们却希望教育制度能培养出心智聪明的人，这种想法是幼稚的甚至不公道的。政治具有巨大的控制力量，教育制度必然反映主流的文化内容。要正面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做出思考、努力和冒险，而教育经常被用来做挡箭牌，以避免思考、努力和冒险。
从20世纪中叶起，人类就具备了毁灭世界和飞离地球的能力。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两大成就。但是如果这些知识能够得到明智的利用，人类就将进入一个新的光辉征程。而如果这些知识以愚蠢的方式被利用，则会带来灭顶之灾。
1962年，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组织下召开的一次讨论技术规范的精英集会上，人们就一致认为技术发展的速度之快，乃前所未有，其后果影响巨大而且无法预见，所以必须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控制、规范和引导。[1]这次会议想不出任何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最终还是回到了教育。
教育需要时间，而与会者又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危机——或者说一系列危机，以教育来拯救危机显然来不及。而且，这种补救无论如何都是希望渺茫或盲目自信的表现，于现实无补。如果说教育将使我们能够驾驭技术，就好比在说，“如果我们够聪明的话，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教育的目标就是使我们明智。所以我们把希望寄托于教育吧。”
这一主张只适用于不甚明了的未来，它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世界各国教育制度的目标都不是为了获得智慧，而是为了获取财富和强大的国力。因此这些制度为的是加速科技的发展，而不考虑它的社会后果。这样的结果和那次会议上人们对教育所抱有的期望正好背道而驰。
有些人一面高呼教育拯救世界，一面却对贫民窟视而不见。有些人把教育视为贫穷国家的第一需要，但却无心帮助他们摆脱饥饿。有些人把教育说成是解决种族问题，获得永久和平，消除少年犯罪的唯一途径，但他们常常看上去对这些课题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当然也不想为此劳神。
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不惜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经费，以改善那些萧条、闭塞和贫困地区的学校。这些努力在目的上是高尚的，也应当得到所有能够正直思考的人的支持。但是，除非这些努力同时还伴随着以同样巨大的努力去改善学生的生存条件，否则它们注定收效甚微。一项对纽约市400名处于“犯罪边缘”的女孩进行的长达六年的研究显示，虽然教育制度对她们给予了各种特别的关注，但是所取得的结果并不比没有给予任何特别关注的控制组更好。因为那些女孩还是生活在滋生犯罪的文化之中。(www.xing528.com)
除非一个国家的文化有着和教育同样的目的，否则教育不可能发挥教育的作用。如果这个社会的目的是通过利用技术达到繁荣和强盛，其结果必然像加奎·埃吕尔[2]所说的那样：
教学必须是在生活中有用的。今天的生活是技术的生活。所以教学首先就必须是技术性的……教育……正倾向于一个专门的目标——生产技术人员；结果，创造出来的是只有在技术集团中才有用的人，按照当前的效用标准——符合技术集团的结构和需要的人。知识分子将不再是模范、良知，或者集团所拥有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甚至连批评的作用也起不到。他们将成为仆人，最墨守成规的人，以及技术的工具……教育将不再是人类启蒙道路上不可预知的、激动人心的探索，而是模式化的练习和学徒式地学习任何只要在技术世界中有用的雕虫小技。[3]
[1]见Carl F. Stover(ed.), The Technological Order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3).See especially p.266.
[2]译者注：加奎·埃吕尔(Jacques Ellul)，法国哲学家.
[3]见TheTechnological Society, trans. by John Wilkinson(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64), p.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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