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校年龄提高的益处及影响

离校年龄

现在，人们深信一个人在学校受教育越多他的前途将越光明。因而人们普遍认为离校年龄的提高对所有年轻人都是有益处的。唯一的问题在于国家是否能够负担得起延长他们在校时间所须要的花费。所以1964年，英国议会依据1944年的教育法，把离校年龄提高到了16岁，不过这项改革要到1970年才能实施。之所以延迟，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人们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承受财政压力和是否能够提供所需的教师。

在5岁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盼望上学；15岁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却一心想着尽早离开学校。这一比例是如此惊人，以至于英美学者纷纷著书，表达他们和理查德·利文斯通一样的疑虑。利文斯通很早就曾对提高离校年龄以促进社会文化层次的自动提升的做法表示过疑虑。有些作家，像美国的刘易斯·德克斯特和保罗·古德曼，英国的弗兰克·马斯古路夫等，也为那些在学校里遭受失败挫折的孩子所受到的影响而感到悲伤，为此他们主张废除义务教育。治疗似乎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但义务教育毕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这一点我们在讨论教育与家庭的时候将会明白。如果义务教育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那么补救的办法就是使它恰当地发挥功能。至于如何做到，我们将在第六章——人人享有的自由教育中再作论述。

“辍学生”

在有人失业的发达工业国家，就社会秩序和教育制度而言，最令人难堪的就是那些“辍学生”——那些迫不及待想离开学校的孩子。美国有35%的中学生在毕业之前中途辍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离校年龄就好比强迫至少35%的高中生忍受额外的监禁。事实的确如此，1962年，《纽约时报》刊登了来自南卡罗莱纳州加夫尼的报道：“四名年轻人因涉嫌一系列的入室抢劫案而被送上法庭。弗兰克·埃皮斯法官了解到他们都是辍学生，便给了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选择回到学校或者成为囚犯。四个人毫不犹豫地都选择了加入囚犯队伍。”[1]

理所当然地，每一个对学习感兴趣、并且有资质的学生都不应该因为他的父母须得靠他养家糊口而被迫放弃学业。而在有人失业的地方，“辍学者”之所以受到关注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赚钱养家的能力。如果他们离开了学校，他们和他们父母的日子都不会好过。(www.xing528.com)

学校吸引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如果他们待在学校就能获得养家糊口的能力。如果他们待的时间足够长，他们就能获得就业的资格。这一论断只有数据统计上的基础——有些人可能会强烈感觉这并不适用于他——而且教育和工作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来都不成立。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待在学校的时间确实比那些不富裕家庭的孩子长。但是，他们的经济前景之所以更加光明是因为他们在学校待的时间长，还是因为他们来自富裕的家庭，这个问题在目前尚无定论。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时期，教育制度往往变成企业选择员工的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中学、初级学院和大学的毕业生数量大得惊人，在薄弱的劳动力市场上，它使得获得同样一份工作所需要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那些以前只需初级训练就能获得的工作现在需要中学毕业生；曾经向中学毕业生开放的白领工作现在只有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才能申请获得。同样的历程在全世界都在发生。如果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和现在高中生比例一样高，那么现在只要求高中文凭的工作将来就会要求大学文凭。[2]

如果要一名雇主在两名应聘者之间做出选择，其中一名受过较多的学校教育，另一名却很少，他无疑会选择那名受教育较多的。这并不是因为受教育越多的人越符合要求，而是因为这是一个筛选应聘者的简便方法。这一做法或许会坚定受学校教育越多被雇用的可能性就越大的看法，但是那些可能辍学的学生对于这一联系的本质和基础或许会产生一些疑问——带着那么多的疑问，事实上，他们可能不会愿意为了获得一项以十分神秘的方式产生的奖励而让自己每天忍受那些他们最讨厌的煎熬。

[1]引自L.f.Cervantes, The Dropou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5), p.196

[2]“荣誉学位受到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非洲的雇主们（同样是在模仿英国的做法）给予那些有荣誉学位的毕业生以优先待遇和经济上的鼓励，即便是在那些和专业根本没有关系的岗位上。”Eric Ashby, African University and Western Tradition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p. 33.“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职位的资格要求也因此而提升。不久，甚至连大学毕业生也可能面临失业。”见L. Gray Cowan, James O’Connell, and David G. Scanlon (eds.),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Afric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5),p. 24.参见W. Arthur Lewis in the same volume, p. 293: “随着教育的回报价值（premium）减少，受过教育的人的市场极大地拓宽了。以前受教育较少的人的工作现在要求受教育更多的人来做。受过教育的人降低了眼界，而雇主们提高了标准……类似地，十年前人们不知道美国将如何应对大学生毕业潮；但是随着大学生获得的回报价值的减少，商人们决定雇佣更多的大学生，即使那些工作不需要专业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