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们认为只有少数人是可教育的，这不是因为有哪种肤色、哪个种族、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地位或背景下的人缺乏受教育的能力，而要归因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环境。通常，有限的资源都被那些有权势的人所占据，机会只属于那些统治者或者被统治者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教育和休闲一样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为了使这一论断站得住脚，他们只好说仅有少数人才具备从教育中获益的能力。
这一论点并非全无道理，但并非如它的辩护者所想的那样。这一论点含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有的人能够成为人，有的人则不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确实如此。人创造了环境，以安置新的生命，从而也塑造了人自身。那些生活在野蛮环境下的儿童会变得野蛮，成人也一样。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时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他的心智发展就会受到阻碍。贫民区孩子的头脑在其一生中都将带有贫民区的影响，除非他在开始上学之前很早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在学校对他产生影响之前，他的家庭和邻里环境就已经决定性地塑造了他。
贫民区的孩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很难跟上其他学生。1964年，美国联邦教育部长在谈到纽约市黑人区时曾说：
三年级的时候，中央哈雷姆区的学生所取得的学业水平比纽约市其他学生整整落后了一年。到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已经落后了近两年；到八年级的时候，他们几乎落后三年。测验和智力测试的分数明确显示中央哈雷姆区的教育严重落后。学生们在学校的时间越长，学生不能达到既定的和参照性的学术能力标准的面积就越大。到八年级的时候，这种缺陷已成定局，他们再也达不到该年级的最低水准了。
在教育当中，人们对一个孩子的期望值越低，他取得的成就也越小。学校的教师一般都不是在贫民窟里长大的，他们不会对来自贫民区的孩子寄予太高的期望。他们预言那些孩子在学校不会有很好的表现，而这些预言会自然而然地变为现实。在英国的小学里，“分流的”孩子们的学习表现表明有的孩子被分到较好的班级更多地是因为他们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而不是因为他们更为聪明，而且那些被分配到较差班级的工人阶级的孩子，他们11岁的时候比5岁时父母把他们送到学校的时候更为迟钝。[1]
关于教育制度的最惊人的事实是努力和回报之间的比率悬殊。这一比率是如此不协调，以至于吉本（Gibbon）评价说：“教学难有成效，除非是那些学生乐于学习的内容，但那多半都是多余的。”教育必须和环境竞争——和家庭，和社会，和习俗，和大众媒体，和广告，和宣传；总之，和文化竞争。教育制度过去只为部分人服务，这部分人因为家庭环境较好，所以能够适应学校生活，不会感到明显不适。这样教育制度就避免了和文化的冲突。比如在欧洲，各国的教育制度都把主要力量致力于维持一个精英人才的学校等级系统，大学是这个系统的顶端。普通民众所接受的都是十分有限的学校教育，或者职业技能训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77%的学龄儿童在11岁的时候便已经被大学拒之门外。在英国，尽管儿童“分流”不是普遍实行，但在它实施的地方还是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被分流到低层次的儿童自7岁起便知道自己是被人视为没有前途的人。尽管所有的国家在理论上都有允许转校或换班的制度，但是在那些“薄弱”学校和较差班级的人当中仅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人可以真正获得此类机会。(www.xing528.com)
以前人们希望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而现在这一诉求变成了所有人都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西方工业国家看来开始妥协了。“一次淘汰”的考试被取消了，或者不那么重要了。分流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在有些国家已经为法律所禁止。较高等级的教育机构失去了入学控制的权力。对于那些不适应标准学术科目的学生来说，在学校里取得学业的进步也不是那么难了。在“综合学校”里，每个人都能学到一点东西，这样的学校看来是未来中学的一个典型。
英国的教育和科学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曾向所有的地方当局发函（1965）宣布废除11岁选拔考试，并且承诺要使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中学生最终都进入同一类型的学校，这种学校将是综合性的。
世界各国计划招收的大学生数量超出了上一代人的想象。在美国，大学生人数十年间翻了两番。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能招收35000名大学生，现在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60万。
[1] Brain Jackson,Streaming(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4), pp. 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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