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略了。有人相信入学率将创造奇迹,而且这一新的信仰在各地的人们当中迅速传播。最具震撼力的结果就是学生人数不分性别不分层次地出现显著的增长,以及各类教育机构在数量上的惊人扩张。尽管也有一小部分人,比如法国的一些农民和手工艺人,对此漠不关心,但绝大多数家长还是希望他们的孩子受到比自己更多的学校教育。[1]他们还要求进入那些曾经无法进入的教育机构。同时,政府开始以欣赏的姿态看待这些需求,因为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教育和国家的繁荣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在20世纪60年代,上述状况在全球的范围内发生。在西方的发达工业国家,这一浪潮似乎要横扫过去的几百年辛苦建立起来的结构。而在发展中国家,学校教育的需求还带来了教育资源的压力,迫使政府做出决策,以决定究竟按照何种次序促进教育机构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带来一个问题,即西方所具备的诸如免费中等教育等特点是否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但即便是在这些国家,对教育的热情仍然如此强烈,几乎不用怀疑,人们更愿意接受低质量、不完全,但平均地分配的学校教育,而不愿意接受高质量的、只有少数人享有的教育制度。[2]
这一速度惊人的增长带来了关于教育的第一个大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继续论述。(www.xing528.com)
[1]这些人不足以使法国成为普遍趋势下的一个例外。研究一下1965年夏天公布的法国高中毕业会考(examinations for baccalauréats)的结果就会知道,教育所面临的压力有多大。考生人数已经从1955年的60000人增加到了159974人。考试通过的人数从1955年的39000人增加到了96525人。但是通过率却是十年来最低的:60.3。高中毕业会考在学生生活中如此重要,当在这么重要的考试中,有接近40%的考生无法顺利通过时,某种爆发就不可避免了。
[2] Michel Debeauvais, “Education in Former French Africa,” inEduc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 James S. Coleman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88:“直到现在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出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似乎给予了初等教育以优先的发展。尽管专家们和国际组织建议将精力集中于中等教育,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还可以培养教师,但是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的回答是他们必须首先满足现代化的需求和民众对教育进步的呼声。”引自. 1958年,乌干达的决策,限制初等教育的扩张,为中等教育抽出资金,见戴维G. 斯坎伦, 乌干达教育(华盛顿: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教育办公室,1964),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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