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曾在“3·15”晚会点了郭德纲的名，当时议论纷纷。在这个事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一说。
第一，郭德纲很冤枉。
从现在《广告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来看，郭德纲没有错。从广告制作到广告发布，管理部门有很多道门槛可以不让这个广告出炉，郭德纲没有义务和权利到管理部门去查验厂家提供的文件是否属实。但是，广告发布方应该是有这个义务的。说郭德纲收了200万代言费，发布方又收了多少广告费呢？应该比郭德纲多得多。所以，郭德纲招来一顿臭骂，的确很冤枉，谁让发布者大多是公家的，郭德纲是个个体户呢？不骂发布者，只骂郭德纲，那叫颠倒黑白，意气用事。再说，没有发布者同意发布，从逻辑上说，郭德纲就白做广告，说不定还拿不到钱。
第二，中央台无可指责。
不管人们私下里还是公开地说中央电视台有打击报复的嫌疑，但是，这种说法上不了台面。中央台在节目里说的都是事实，怎么评论是大家的事情。中央台在述说事实的时候采取怎样的技术手段，只要没有例如拼接画面、伪造声效等作弊行为，也就没有问题。郭德纲的广告形象出现1次还是100次，那是中央台的权利和自由。
第三，明星代言无法管。
有人说明星做广告代言必须对产品负责。首先，《广告法》好像还没有相关的配套条例；其次，郭德纲说他确实用过，而且有效，除非能证明他在说谎，否则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他有效别人无效，太正常了。最后，即使证明郭德纲在说谎，除了道义上谴责一下，还能怎样？比方说我自己拍了一个广告，说我能把泥巴变成黄金，我自己就爱这么玩，并不犯法。媒体不允许这个广告发布就是了，管不了我拍。如果我自己发布，那么责任当然由我负。可惜现在发布者大多见钱眼开，不实广告很容易找到发布的地方。
第四，制定法律也没用。
有人说应该学习国外的法律，对于明星做广告多加限制。即便如此，这类限制也只能减少明星做广告的副作用，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早年，美国烟草商为了让明星在电影里有一个抽烟的镜头（不必出现品牌，只要让大家学着抽烟），花几百万很正常。现在，很多电影、电视里出现的道具都是收钱的，性质与当年的抽烟一样，这算广告吗？总不能再规定电影电视里都不能出现品牌吧。再说，明星日常的生活用品也可以成为变相的广告，怎么管？比方说，明星穿了一件看得见品牌的衣服出席一个活动，厂家给他免费提供的衣服质量很好，顾客买回家却裤裆开裂，你还能去告他？(www.xing528.com)
第五，广告就是大忽悠。
没有明星，广告也是在忽悠，有了明星，忽悠多了一种手段而已。国外某些广告忽悠起来更没商量。比方说，一个国外汽车广告，一个大美女衣着暴露地向镜头做出挑逗姿势，旁边有一句话：如果你不是第一个，你会介意吗？卖车还是卖春呢？明星做不实广告，使得人们对明星有了很多看法。其实广告的目的就是要想方设法勾引、挑逗你的欲望，明星出现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勾引方式而已，没有明星的不实广告也很多，所以，问题不在明星身上，根本症结在广告本身。仅仅解决明星代言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广告的忽悠本质，也无法解决媒体向商业广告投降的可怜现实。
第六，索性广告里不准出现人物。
我国《广告法》规定，医生、专家、患者之类不能用来作产品效果证明，为什么这个名单里偏偏没有明星？索性广告里一律不准出现人物形象，岂不更简单？比方说，广告只允许介绍产品的几个功能，并且必须标明产品价格，是不是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现在谁会同意呢？反正我是主张广告应该标明价格，反对广告出现各种形容词，并且反对广告费用计入成本。有人指责郭德纲做代言的产品，成本6元却卖29元，你知道这个差价中间有多少进了发布者的口袋？都是老百姓买单。当年那个好几亿的标王，还不是媒体和广告主合伙掏老百姓的口袋？
第七，群众的觉悟其实很高。
郭德纲广告事件后，新浪作了一个网上调查，近80%的人认为，明星广告代言基本都是商业炒作；近80%的人认为明星代言对于他们的购买行为“影响很小”，或“无任何影响”。以后发展下去，明星可能就会因为没什么忽悠价值，而被广告商抛弃，或者代言的价格大大降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时间长了，制造明星偶像的商业炒作肯定会被唾弃。
第八，广告观念需要改变。
目前的广告观念是在商品经济最快速发展的阶段形成的，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顾客尽可能地兑现购买行为，哪怕是冲动也好，哪怕是梦想也好，哪怕入不敷出也好，广告宣传的几乎全部都是享受。中国人几千年注重节约的优秀传统，现在已基本被消灭，广告就是罪魁祸首之一。未来，这种广告的基本观念肯定要改变。这种改变将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而发生，人类不会任由现在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永远继续下去，人类需要的是有克制、有节制的理性生活。到那个时候，广告将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不知道这一天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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