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与社会控制：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第五章

第五章　极权主义的社会控制

国家机器，规范对公民行为的指导，强化对公民的政治统治，以此消除国家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威胁因素。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和对立，由于残酷的剥削和阶级压迫，不得不实行强权的社会控制，如此一来，不仅没有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冲突，反而把冲突推到了极致。对此，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在他成熟时期的作品中，做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讨论。这种讨论，一方面以资本主义的资本制度为根据，系统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另一方面则细致入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极权统治的前提和目的，突出了它的本质和结果，为从社会权力运行机制的视角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确立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极权控制的批判，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质的揭露，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根本意义上的不平等，劳动者无法真正民主地参与社会决策，无法控制自己的工作条件，无法合理地分配社会剩余，因而，无法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和发展。

第一节　极权化的社会控制

一、极权化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在马克思反映的社会冲突思想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化存在，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管理体系中通过设置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从而对社会实施控制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规定了的必然。

马克思认为，自从人类进入有阶级的社会以来，社会的历史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历史了。“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说明了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的普遍性，同时也说明了斗争形式的多样性与最终的斗争结果。阶级间的斗争是涵盖了阶层间的斗争的，而且阶级间的斗争可以有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相互对立的阶级间的斗争，其激烈程度也是逐步展开的，究其对抗程度来讲呈现渐强态势。这里，马克思实际暗指了互相排斥的阶级，其实共存于特定的时代，共存于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之中。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或阶层存在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有时是相互对抗的，对立的双方处在敌对的状态；有时也存在其他形式的对立，如隐蔽的对立、阶级构成人员之间的内在矛盾、行会与行会之间以及行会内部师傅和帮工之间的对立或矛盾，等等，这些具体的情况表明，社会对立有多种表现形式，社会冲突具有多样性。莱文认为，马克思关于“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看法，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及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论，而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科学解释，其观念是阶级力量构建社会生活。^[2]在我们看来，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看做是对一切具体的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最终概括，而应把社会冲突理解为它的一般状况的表达，这是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冲突的基本定义的。然而，尽管我们无需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矛盾，事实上都包含了对其存在根基的威胁，尤其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存在。因此，加强资产阶级的国家统治，把冲突降低到社会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极权化的控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管理的必然。

根据马克思的认识，资本主义的极权化控制以如下的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冲突从阶层冲突走向阶级对立和斗争，推进了极权化控制。马克思认为，我们几乎在过去的任何历史时代，都可以看到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地位的整个阶梯。如在古代的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而在中世纪，则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等。即便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地位等级。从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有的一切罢了。“但是，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直接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强权统治，其目的就是实现对无产阶级的无孔不入的控制。

其次，作为生产力长期发展产物的现代资产阶级，在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多次变革中，通过规范化和普遍化逐步积累了斗争经验，从而形成了它极权化的统治形式。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以前的组织，而且即便是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随着新市场的扩大而增加的资本主义需求了。于是，蒸气和机器所引起的工业中的革命，使得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模式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作坊式生产模式，资产阶级变成了工业生产和社会管理的统领，工业进步不仅推进了国内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开辟并建立起了世界市场，并因此而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发展。这种发展反转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工业范围的扩大。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发展，资产阶级更加壮大了，他越发想增加自己的资本，就越发的会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他自己的身后去了，这样，资产阶级就逐步被推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心，逐步掌握了社会控制的权力，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为了保持这种统治，资产阶级就需要加强权力本身的力量。

第三，资产阶级伴随产业发展的进步，必然加强它的政治能量。

资产阶级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资产阶级是等级制的君主国里或专制的君主国里与贵族相抗衡的势力，并且是一切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机器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后，资产阶级取得了国家统治的政治权力，并使国家政权变成对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管理权利。尽管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独揽政治统治权的后果，必然导致强权政治。

第四，现代的资产阶级用公开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极权控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

马克思认为，随着资产阶级取得社会的统治权力，传统社会所具有的一切关系都被彻底瓦解了。资产阶级不仅颠覆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秩序对人的羁绊，而且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换”关系，在金钱的面前，即便是个人的尊严也具有交换价值，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独特的统治形式，表面上看，它似乎抽离了群体关系的复杂性，但从实际上来讲，却使得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意义被异化了，导致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关系的单一化发展趋势。

第五，资产阶级不断进行社会关系的变革，从而把社会塑造成适合自己阶级存在和发展的社会，通过人的行动情境和约束框架形成无形的极权统治。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与社会长期的不安定和变动等，马克思看到，资产阶级极权控制的现实状况与资产阶级不断变革其社会关系有着根本的关联。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4]。资产阶级由于不断地按照自己的需要调整社会关系，从而铲除了旧社会遗留下的一切陈腐的关系和原本被尊崇的观点，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资产阶级调整、变革社会关系的频繁性、快捷性，使社会经常地处在变化的动荡中，于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资产阶级迅速改进一切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并通过世界市场的开辟，把所有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旋涡之中。低廉的商品价格，成了资产阶级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他采用一切手段在各民族中强行推行它的生产方式，推行他的所谓文明制度，塑造新的资产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欲望与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第六，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使社会更加分离，同时也使资产阶级以更统一的形式加强了对社会的统治。

从社会分离的角度看，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多种市场的开辟，规模更大的城市创立了，城市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使很大一部分人脱离了乡村的生活状态，过上了工业化了的城市生活。与此同时，城市成为乡村商品的主要消费场所，乡村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城市。

从如上对马克思思想的概括可以看出，一方面，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积极意义做了实事求是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做出了随着社会冲突加剧和阶级斗争的激烈演进，资产阶级必然加强社会控制的结论。资产阶级的极权化控制就这样既自然而又必然地形成了，其实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消除社会冲突的实际状况。但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因其自身阶级属性的特质未能找到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因而消除冲突的手段仅仅起到了延缓或降低冲突程度的作用，并不能改变其极权统治把自己推向死亡的命运实质。

二、走向极端

对于资产阶级极权化控制的后果，马克思从两个方面作了分析。从肯定的方面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极权化的统治过程中，推进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陶德麟先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积极方面所做的肯定有一个中肯的评价，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科学的认识，因为“不对产生剥削和消灭剥削的条件做出科学的分析，不依据这种分析对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采取科学的态度，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5]。

从否定方面看，马克思看到，正是资产阶级的极权统治，造就了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培育了无产阶级的精神和灵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随着竞争的不断升级，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一部分人如房东、店主、高利贷者、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等，或者因为资本规模，或者因为技艺，或因为其他的原因，都归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各个阶级补充起来了。无产阶级的成熟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开始存在的那一天开始的，在斗争中，无产阶级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实践的反思锻造了自己。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极权统治的斗争，最初是个别工人的行为，其后是某一工厂内的工人，进而发展到某一区域内的同一行业工人，同那些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工人斗争的对象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是生产工具本身；他们通过毁坏进口货、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强力恢复自己已经失去了的地位。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集合成为广大的群众，无产阶级日益感觉到了自己力量的增加。

机器的广泛使用，使不同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少，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了最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变本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得工人们的工资更加摇摆不定。机器的发展和不断的改良，使得无产阶级的生活地位更加没有保障，于是，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演变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成立了自己的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能使自己以组织起来的方式使自己有所保障。在有些地方，斗争转变成为起义。^[6]

马克思充分相信，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极权统治的斗争，最终会取得根本意义上的成功，即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斗争之所以最终能取得胜利，除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为无产阶级形成阶级创造了条件外，还在于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对抗中，使自己从政治上成熟起来、从思想上丰富起来、从队伍上壮大起来。^[7]具体来讲，马克思的思想可概括为:

其一，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在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不断抗争中，资产阶级最初反对的是贵族，紧接着又反对同工业进步相抵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所有这些斗争中，资产阶级都要向无产阶级呼吁，并向无产阶级求援，因此也就不可避免要把无产阶级卷进政治运动里。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知识授予了无产阶级，也就是把反对自身的武器授予了无产阶级。

其二，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阶层抛向了无产阶级的阵营，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了威胁。这些新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成员，带来了大量的生产的和斗争的知识。

其三，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整个旧社会的内部瓦解过程显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这就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被分化出去而归入到无产阶级，从而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从马克思的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分析与研究，马克思不仅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了贯彻和应用，而且也使之得到深化。这个原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我们看来，这种决定的内在本质或根据，仍然还在于利益冲突和利益竞争。由于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多种形式的利益，为了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为了消除日趋激烈的社会冲突，就必然要加强自己的统治，甚至走向极端的极权控制。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控制必然走向极端、必然导致社会进一步的冲突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殊死斗争的思想，是基于逻辑和事实的科学论断，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下我们将结合马克思的思想、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及现实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冲突的普遍问题做一些讨论，以此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面临它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面临发展的最大危险，这是资本主义极端统治的现实后果。

如果我们把18世纪中叶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代意义上资本主义的一个起点来看的话，资本主义从取得社会的绝对领导权算起，到现在两百多年了，其间经过了三个特征鲜明的发展阶段。从18世纪中下叶的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末为第一个发展阶段，它的基本特征体现为强化国家统治的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实行贸易自由和实业自由的政策，国家集中力量于它的首要职能，即宪兵国家的职能，负责维护公共秩序，反对“危险的阶级”，即新兴的产业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到新的“人对人”的剥削，旧的农民逐步背井离乡，工人阶级受到经济压迫以及产业革命暴露出前所未闻的残酷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所有这些现象做了天才的揭露。^[8]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帝国主义、垄断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这时，国家对经济市场采取普遍的干预政策，试图纠正市场偏差，缓和资本主义暴力，反对自由市场专制和社会不公。国家利用法律、法令，在工人斗争的压力下，通过诸多协议，努力使严厉的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人道化。如劳动法取得进展，税收不断增加，建立了更多的再分配制度，等等。这时，看上去国家在缓和社会矛盾，但实质上加强了他的控制职能。实际上，这时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垄断资本主义，表现出极强的帝国主义特征，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大搞殖民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控制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

20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即所谓取代国家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新的社会管理原则，减少税收和社会保障费用，放弃对市场的管制，缩小国家职能，努力用市场的力量来代替国家，强化私有制的内涵，甚至掀起了私有化运动，许多过去由国家垄断的部门逐步从公共部门转为私人部门。看上去国家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但实际上控制更加严格。所谓国家放松控制，主要是放松了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从而给资本家和金融寡头更多的权利，而不是给人民更多的权利。与此同时，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控制则大大加强了，并伴随经济全球化，把整个世界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垄断的范围之中，加大了对世界资本的垄断和通过对外贸易掠夺财富的步伐。经济上的放松和政治与文化上的极端控制，进一步推进了社会的矛盾和对立，为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对资本主义本身造成了更加严厉的打击。

从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看，前面业已指出，社会分离程度空前，周而复始的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给予最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公共生活领域也造成巨大的灾难。如同阿尔贝尔所总结的那样，在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放松的国家管理之下，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和思想理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人人为自己的利己主义盛行，消除了不择手段捞取金钱的犯罪感，社会进一步的艰难化，害怕竞争和担心失业的负担加重了，社会行为更加单一化。

在国家层面，资本主义的现实出现了新的对大众更加不利的状况，如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度降低，退休金、老年保险金、医保费用大幅度削减，看不起病、害怕交通事故等成为公民普遍担心的事；再就是上学，人们已经很难交付学生的学习开支，而名牌大学更是富家子弟享有的特权；至于公共交通，则破烂不堪，维护很差，停车费飞涨，城市瘫痪；集体设施装备不同程度上忍受着行政机构贫困化带来的痛苦，包括公园、绿地、公路和铁路、机场等；社会不公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的机制受到削弱，结果是正在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急剧发展，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陷入被遗弃和被社会排斥的地位。尤其是被排斥出“融入社会的最低收入线”之外，“新穷人”将突然变得更多、更穷。这种倒退给“社会混乱”（暴力、抢劫、吸毒等）带来的后果难以估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现象会越来越多；劳动与失业的情况更糟，失业者已经占劳动人口的9%以上，另外还有很多的人处在低报酬和恶劣劳动环境的状态。^[9]阿尔贝尔的描述，为人们勾勒了一幅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真实画面，从而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状况跃然纸上。

《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的作者格雷，则用“恶劣的资本主义”、“无调控的自由贸易”、“社会民主制度的消逝”、“正在扩大的不平等”等表达，说明了他对美国现实社会的厌恶。^[10]从贝尔、阿尔贝尔以及格雷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极权控制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控制正在走向极端，社会冲突已经致使社会本身处在危险的濒临崩溃的边缘。

三、多维解释

资本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的社会控制，这一点在马克思时代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在20世纪，情况更加明朗，这从我们如上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在现代的学术思想中，学者们从更多维的视角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它的真实状况。

在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认识到首先必须从政治社会的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统治阶级应用国家机器实行暴力专政，维护强制性的、极权主义的阶级统治。然而，国家也具有市民社会的属性，资产阶级也要控制市民社会。因此，资本主义的极权统治，一方面通过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实施政治性的统治；另一方面又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社会团体和组织实行文化霸权，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用文化、宗教、教育等作为媒介，行使一种精神上、道德上的指导，从而使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11]葛兰西的思想代表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例如，卢卡奇也基本持有这样的观点。

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在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当时西方社会的现实状况，发表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文，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的反响。阿尔都塞认为，在《共产党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特别是在论巴黎公社的著作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国家看做镇压机器，正是这个镇压机器保证了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并使工人阶级屈从于资本主义的剥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抓住了国家问题的要点。^[12]阿尔都塞明确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家机器通常指的是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这些只能算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其实，国家机器还有另一部分，那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党、工会、信息、文化等各种机构，前者执行镇压性国家职能，后者执行意识形态式国家职能。前者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施自上而下的直接控制，后者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可能进行镇压性的控制，它充满着矛盾，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前者由中央集权组织来保证，后者则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保证的。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能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层面的领导权，不能将意识形态统一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下面的话，那就不能长期地掌握政权，就会危及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稳固。前者以暴力方式执行职能，后者则以意识形态方式强化统治。这是两种国家机器的基本差别，也是两者各自具有的最本质的特点。阿尔都塞的结论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不断强化这两种统治形式而实现其统治的整体性功能，因而，与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此种统治具有更为隐蔽的社会冲突性质。

阿尔都塞的学生尼科斯•普朗查斯在20世纪70年代末，针对西方国家形成的福利制度和新的社会矛盾状况，提出了“调和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极权统治的思想。他在《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等论著中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构中，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是相分离的，承担直接生产的劳动者一无所有，而非劳动者的资本家却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这样的一种经济结构，导致了劳动的社会化，导致了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经济领域形成一种对立的阶级关系，形成了阶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却能够把生产承担者的阶级关系掩盖起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关系中，大家都表现为个人主体，从而丧失其阶级成员的身份，这就造成一种“个人化”、“孤立化”的结果。普朗查斯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在其实际机构中无论哪里都不会有这种严格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就是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形式出现。在这种国家机构中，一切形式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阶级‘斗争’存在”^[13]。资本主义国家在阶级斗争中，恰恰就是通过似乎没有阶级统治的形式，来达到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它以公共代表的面目出现，把生产承担者都“个人化”掉了，使每个人看上去都以自由、平等的公民身份出现。国家则声称自己代表了全体人民，声称自己是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代表。资本主义通过国家的政治体制，重新规定了它的公民，通过同化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采用选举制度、福利制度、劳保制度，等等，起到一种统一的调和的作用，并掩盖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普朗查斯认为，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统治的思想中，包含了一种国家职能的相对自主性的观点，即国家通过采取多种手段，瓦解被统治者的阶级意志，削弱其阶级力量，降低社会冲突的程度。当代资产阶级正是这样做的。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代表的首先是他们的政治利益，它并非只直接服务于资产阶级一时的经济利益，而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在于掌握国家权力，从而通过国家机器维持现存的社会关系，维持现有的社会制度。有了现存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就终究能够依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获得经济利益，这是通过维持自己的政治利益，维持现有的国家，维护现有的社会关系，最终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直接地维护自己的一时一事的经济利益。正是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是“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这种社会政策保证了某些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也就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14]而权力作为一个阶级实现其特殊利益的能力，其本质就是阶级的权力。资本主义国家以“公共国家”、“国民大众的代表”的面目出现，虽然满足了部分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但是它却从未给予被统治阶级政治权力。既没有授权给这些被统治的阶级来有效地参与政治的权力，也没有把制度化的权力分割一部分给他们。即便给予被统治阶级一定的经济利益，其目的也是为了要从政冶上瓦解这个阶级，把他们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以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不受触犯。

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吉登斯，针对新的社会形势，同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统治作了认真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绝对主义的极权控制思想。吉登斯充分肯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学说的意义和价值，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肯定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与理想。吉登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绝对主义意义上的极权统治，具有多种表现形式。首先资本主义国家把工业主义与军事化高度结合在了一起。资本主义的现代军事暴力借助于工业化手段，把工业生产技术应用于武器系统、运用于军事目的的运输与通讯方式的改进、军事的职业化以及陆海空军协同作战方式的推广，从而大大提升了战争的机动性和破坏力，把一切时代的恐怖都汇合起来，把所有的人都投入到这罪恶的“洪流之中”^[15]。在吉登斯看来，国家使得行政力量全面扩张。行政力量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来说都是统治的必要手段，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力量是一个权力集装器。在极权统治国家，科学的发展为行政力量的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运输方式的机械化、电子媒体的发明、远距离的信息传输，等等，这些现代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扩张了时空的距离，提供了阶级分化的新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国家的行政控制力量得以侵入到了以往未曾达到的任何地方，这是由国家所拥有的权威性资源决定的。^[16]国家机构严格控制财政和税收，对人口实行系统化的管理。通过监狱、劳教所等诸多机构，不但缓和了暴力手段所带来的严重冲突，更使控制变得细致入微。

资本主义的极权化统治在当代尤为突出的表现是加强了监控的集中化。吉登斯把监控看成是国家权力体现的核心，认为监控不仅是其他权力产生的媒介，相对于其自身来说也是权力的表现特征。极权主义监控的极端集中，不仅表现为国家对其管辖的人口实行的各种建档分类方式管理，而且还表现为由警察或他们的线人对这些活动所给予的进一步的监视，例如信息的储存、核计和传播的电子方式；DNA取样和庞大的基因图库；对知识生产和分类传播的控制；通过时空距离的分离和重组渗透进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把最隐秘的个人行动与个人关系监控在国家的掌管之中，并逐渐消融着个体的自主性选择，人的社会生活从此就失去了光彩，个人的一切权利也从此消失殆尽。

从吉登斯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它在20世纪末，利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极大地扩张了自己的极权统治，也不断改变自己的社会控制形式，其结果是每每挂在资本主义政客口中的公民权利被彻底消解了，人们生活在越来越集中的监控活动之中，战争随时都可能在自己的身边爆发，而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以及把它运用于人民的行为几乎是家常便饭。可以试想一下，在这样的社会中，人能够生活得安宁吗？社会冲突能不被强化吗？这就是当今极权主义国家的现实。

如上的讨论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主义统治的形式和手段在不断变化，控制的领域在不断扩张，控制的内容在不断增多，但控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事实上，除了这里讨论的几种思想以外，更大量的研究这里并没有提及，例如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德拉-沃尔佩的马克思的人民主权理论、马尔库塞的国家技术控制论以及曼德尔的官僚理论，等等。所有这些理论和认识，都在不断地展现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极权思想的丰富性，展现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尖锐性和多样性，展现出探究社会冲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以及研究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必要性。

第二节　极权控制的基础

一、私有制的幽灵

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控制作为其统治的主要形式，是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统一性的要求，是强化阶级意识的主要手段。这种要求和手段之所以能够维持并得到不断发展，是因为它有私有制这一坚实的基础。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错误的经济思想时，认为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所做的批判性考察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是蒲鲁东在科学上的重大进步，这个进步不仅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而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把私有制当做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工资最初看来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友好、互惠，好像又是合乎人性的关系中，深究其后才发现，这二者实质上处在敌对的、最相反的关系中的。再如，最初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所确定的价值看起来很合理，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和生产费用或者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工资的数额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协商确定的，但后来也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资本家规定的工资，而资本家也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

蒲鲁东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工人的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他抓住了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即劳苦大众的贫穷和困苦，形成对私有制的最初批判。然而，蒲鲁东对贫穷和富有却作出了错误的解释，认为这是自然的事情。马克思认为，其实，贫富之间的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无产阶级和富有阶级是两个对立面，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私有制要保持自己的存在，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相反的，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17]。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自发分工的产物，它出于劳动积累的必然性”^[18]。私有制体现为一部分人使用和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权力，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本身的异化，“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19]。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是自身强大的证明，和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土壤。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因此，在私有制的制度内，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引起的对抗变得不可避免。但我们“决不可以把矛盾和对抗混为一谈，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20]。正是私有制内部产生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造就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内在冲突，甚至对抗。因为在私有制内部，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是一种强大的对抗力量，它必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21]。无产阶级通过被雇佣的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为自己做出的判决。

在私有制的社会里，一切人都处在劳动异化和人性异化的状态中，都在为利益的获得而竞争和斗争着。甚至连工人以及整个无产者也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合乎人性的外观都丧失了，资本家以及整个的资产阶级就更不用说了。马克思并不反对财产的私人占有，因为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发展是资产阶级打破封建土地关系的地方性和民族性限制的力量。^[22]人的异化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根本上悖逆了它在初期的思想意识，因而在它的极端发展的状态中，一切生活的条件都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那就是资本家阶级无限制地占有了人类创造的几乎一切的财富，而无产阶级则完全失去了自己，处在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之中，处在一种反抗的必然性之中。

然而，无产阶级如果不消灭它自身的生活条件，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不消灭集中表现在自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就不能消灭自身的生活条件。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工业活动并不因行帮、行会和同业工会的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的，只有消灭了这些特权之后，真正的工业才会发展起来；土地私有制并不因土地占有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的，只有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的特权以后，才通过土地的自由分割和自由转让而开始土地私有制的普遍运动。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的，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它才获得真正的实现”^[23]。对于彻底消灭私有制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只有从根本上清除了私有制赖以生存的那些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私有制才能彻底地消亡，作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公有制，就是在一切人身上都清除了那些悖逆人性的和具有异化、物化特征的东西。

二、私有制的体制化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在三个方面对私有制的特性进行了探讨。其一，通过考察私有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其内在特征和基本内涵；其二，通过探讨私有制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状况，说明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成熟、发展和壮大；其三，逻辑地揭示私有制如何成为资本家和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制度保证，成为资产阶级实施极权统治的制度基础，因为“政治权力是实现经济权利的手段”^[24]。在这里，我们首先讨论马克思如何通过历史的考察过程来揭示私有制的内在特征。

从历史的视角看，马克思认为，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决定的。尽管部落所有制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但那时的个人的所有权仅仅局限于简单占有，但是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地产。“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出现的。”^[25]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先经过了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等不同阶段，然后才变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即变成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财产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

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捐税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并由于借国债而完全为私有者所控制。由于资产阶级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阶级了，因此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26]这里，马克思从私有制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特征，产生了国家权力就是阶级的权力，即国家权力就是统治阶级的权力的思想。^[27]

马克思通过历史的考察过程，得到了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即私有制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是一种体现在国家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之中的制度形式，它从一开始就是统治者的保护神。或者，换句话说，私有制之所以被产生出来，完全是由于统治者统治的需要。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具有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地位，并成为统治市民社会的力量，既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又是一种社会主体自然分离的产物。因为有了私有财产，似乎就需要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来对它加以保护，国家就被赋予了这种职能。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私有制的符号。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人的社会生活的二重性越来越突出，人的自我分离的状态越来越成为人自己不可克服的囚笼，而私有制也在这样的社会中成为唯一合理的社会制度形式，私有制的合理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被标榜为唯一的东西，甚至这种思想已经渗透到日常的意识中了。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于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桥梁的，都带有阶级统治的形式。这样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是以脱离了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尽管这是一个被颠倒了的观念，但在人的意识没有对私有制的存在本质真正认识以前，它是不可能被颠倒过来的。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状况、从大工业引领的生产力状况的视角，探求了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成熟、发展和壮大。马克思认为，自然产生的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与所有制形式，是社会存在的不同式样。生产工具产生了发达的分工和广泛贸易的前提，所有制形式产生了地方局限性。在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已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于是，出现了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产生的统治；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的统治。

以竞争为标志的大工业是推动私有制发展的真正动力。在这种竞争中，各个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在这样的社会存在状况中，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的交往，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积累起来的劳动以及现实的劳动。此外，个人自身完全屈从于分工，因此，他们完全是相互依赖的。当代思想家马尔库塞正是从马克思大工业的发展推进了资本统治的思想，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显示出工业或技术对资本主义极权的意义，甚至提出了资本主义是技术统治论的思想。^[28]尽管我们不能同意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思想，但马克思关于大工业与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认识，在今天仍然显示出了它的正确性。

生产工具的发展和工业的发展史，说明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私有制。而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第一次作为大工业所产生的结果表现出来。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29]。可见，正是大工业的发展，真正推进了私有制的进步，使之成熟和壮大起来。而成熟和壮大了的私有制，反过来又保护和推进了工业的发展，二者一起又构成资本主义极权统治的基石。

三、极权控制与生产力的关系

马克思在逻辑地和历史地揭示了私有制如何成为资本家和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制度保证的同时，也进一步分析了极权控制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起来的体制性保障的私有制是同劳动对立的。起初它大部分仍旧保存着共同体的形式，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愈来愈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剧烈。劳动本身只有在这种分裂的条件下才能存在。”^[30]总体来看，私有制与劳动的对立以及劳动与资本分裂的关系，体现着两个方面的特征，从而也体现出生产力与统治之间的关系。

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从自己方面来说，这些力量只有在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因此，生产力的总和具有一种物的形式，体现出制度化了的私有制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成为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我们看到，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交往漠不关心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很狭隘的。对于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的个人来说，由于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这就导致这些个人变成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的、抽象存在的个人。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他们同生产力和自身存在保持唯一联系的是劳动。他们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过去，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不同人的命运。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次要形式，现在它们互相分离得程度使得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生产则表现为手段。

在现实的意义下，个人为了生存必须占有生产力，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受自己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由此，占有就必须带有适应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过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劳动者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我才能总和的发挥。马克思认为，“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限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31]。

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得到实现。无产阶级的固有本性，使得这种联合必须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旧生产方式和旧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旧的社会结构的权力都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毅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必须抛弃旧的社会地位所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只有在这个阶段上，无产阶级的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

随着生产力的扩大和发展，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因为生产力成了统治者统治的力量，成了极权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产生的无产阶级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却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统治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无产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状况。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指向了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由此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资产阶级的极权统治，也催生了无产阶级的壮大，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在更加尖锐对立的状态。

第三节　极权控制的实质

一、为利益而统治(www.xing528.com)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一切社会活动被固定化了，劳动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杀了我们的目的的物质力量。劳动的财富作为物质力量被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所抢夺，从而形成所谓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而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阶级已经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因而就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32]

其实，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是利益的所有权矛盾。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对于资产者阶级来说，它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手里，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雇佣劳动制是完全依靠工人们的自相竞争来支持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包括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也就是说，这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是他们本身应该在这种分离的界限里活动，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民主制中。另一方面，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来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因此，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冲突，以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得到表现。所以，资本家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必然加强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的统治。

柯尔施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做是以物质利益的斗争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认识任何物质利益就无法形成正确的理解。^[33]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这样简单化的概括，但马克思确实特别重视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基础性和规定性作用。并且马克思认为物质利益的争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和冲突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利益竞争或斗争是双向的。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统治的形式维护他们的利益，压迫工人阶级。然而对工人阶级来说，他们也必然要采取一定的形式或手段进行斗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例如，通过罢工、砸毁机器、成立工会、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等形式，来实施他们的反抗。

在这样激烈的斗争中，会出现很多复杂的情况，小资本家常常跟工人联合同大资本家斗争；工人同资本家雇用来为其服务的同样属于工人群体的工头们在斗争，当然，有时候，这些工头们又同工人相一致，同资本家斗争。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使用大量的实例来说明冲突或斗争的复杂性和矛盾的多样性。对此，马克思总结说:“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34]

马克思指出，工人们联合起来的斗争实践，使一些经济学家异常吃惊，在这一斗争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都在聚集和发展着。这时，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相同的地位和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了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为了资产阶级和大资本家的利益，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一方面对国人实施严厉的极权控制形式，同时也常常把这种控制方式扩展到国外，扩张到资本家利益所及的区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中，这样的事情几乎时时在发生，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拿当今的美国社会来说，“9•11”事件以后，美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国人的监管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同时宣布对外的“反恐战争”，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整个中东乃至整个世界都陷入战争之中，美国的霸权一时间凸显出来。美国及其联盟采用不择手段的措施来保证“反恐战争”的优先义务，结果导致对无辜人民的暴力行动，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那些处在战火中的人民被无辜地戮杀，同时死亡的还包括同盟军的士兵。战争不仅给处在战火中的国家带来灾难，而其大量的花费则需要人民来承担，从而加重了人民的生存困难，人权就这样在自由和正义的旗帜下被彻底剥夺，而统治者还口口声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维护人权，其实不过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已。

美国作家弗里德曼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说:“隐藏在市场背后的手只有握成拳头才能发挥力量。市场发挥作用和繁荣的前提条件是产权的保护和确认，而这又需要有强大军事力量做后盾的政治体制的支持。”“事实上，麦当劳的兴盛离不开美国军用飞机F-15的设计者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确保硅谷科技公司蓬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世界安全的拳头被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35]。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美国极权统治和维护资本主义利益的铁幕，而美国军队总是捍卫资本主义者的财产权。霸权主义在今天已经取代“帝国主义”而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性力量，在它的背后，则是由各种利益集团和精英们组成的资本体系。利益集团和精英们控制着被剥削者和战争机器，他们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世界，换取的则是对自己利益的巩固。精英集团对世界的控制是无孔不入的，他们形成一个强大的世界性的阵容，其中首先是北美大老板们的霸权，紧跟在他们背后的还有欧洲人、俄罗斯人，等等。世界性的霸权聚结在所谓世界民主的旗帜下，而在这个旗帜的下面，却潜藏着利益和资本。

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维护利益的殊死的斗争中，富人总是同极权的统治者们联手，甚至同法西斯主义者联手，前者出钱，后者动用国家机器，从而形成对特定社会乃至世界的残暴。美国学者施韦卡特对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统治状况作了很好的描述，他写道，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为法西斯主义运动提供资金支持，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推行法西斯主义，但那些运动经常造成悲剧性的后果。

二、尽可能多地增殖资本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目的，是使资本通过自行增殖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工人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以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出于资本的目的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仅仅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的社会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的不断改进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积聚的增长。因此，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得到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36]。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也就蕴涵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关于这一点西方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很重视马克思关于资本权力与社会权力的问题，其分析和理解多种多样，其中英国学者格拉斯就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说私有制和对生产资源的控制是没有任何道德合理性的，“所有权问题是由生产关系创造的”^[37]。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资本的积累。生产过程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38]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资本家进行交易时，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他只能出卖他所占有的东西，出卖他个人的、单个的劳动力。由于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时，彼此不发生关系。但工人一进入劳动过程，便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资本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不属于资本以前是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的，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又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这种内在的生产力一旦以资本形式出现的时候，就开始以自身增殖为目标，这是资本家所需要的，但工人自己并无此需求，因为无论他生产的产品，还是他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资本的增殖，都不属于他自己。因此，工人作为天然的、内在的社会生产力，他生产得越多，被剥削的程度也就越大，他的劳动就越促使他同自身相分离，他就越成为无主体意识的存在。而工人越是成为无主体意识的存在，就越有利于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就越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资产阶级的极权控制就是希望达到这样一种效果。资本积累体现出极权控制的手段与目的的内在一致性。

三、发展生产的手段

从前面对马克思社会发展与冲突思想的讨论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再生产出了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从而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能够购买劳动力。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其结果就是工人不断地当做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到商品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购买自己劳动力和其他商品的手段，这表明，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就会看到，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商品、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可见，只要资本存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冲突就是相对永久化的现象。美国学者杰弗里•赖曼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剥削是在生产中产生的，是在制度化的生产中产生的。因此，他强调非生产者统治的不仅仅是工人的劳动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劳动。^[39]赖曼是对的。只有在私有制的制度之下，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之中，剥削才表现出来。马克思之所以把私有制看成是资本家剥削的制度保证，其关键就在这里。

作为积累原因和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中，使资本家无论通过从外延方面还是内涵方面都能加强对单个劳动力的剥削，在支出同样多的可变资本的情况下推动更多的劳动。资本家越来越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较熟练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排挤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用少年或儿童劳动力排挤成年劳动力，这样，他就用同样多的资本价值了买到更多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在积累的进程中，资本家通过排挤较高级的劳动力可以推动更多低级的劳动力。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的技术变革速度更快，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客体变为主体即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剥削甚至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了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成为局部的畸形发展的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一句话，使工人成为失去自我主体性的存在，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也相异化。

可以肯定地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剥夺是通过它的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而实现的，是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垄断的金融寡头、资本巨头不仅残酷地剥削工人，积累财富，而且可以化别的资本家的财富为自己的财富。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越来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越来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也越来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也就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的网络，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造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马克思的结论是，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0]。

美国学者斯坦利•穆尔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无产阶级的利益最终能够实现的思想，表明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具有实现的客观历史条件的。这是马克思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41]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关于资本的积累过程》的结束语中所表明的那样，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身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42]关于私有制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掠夺财富的制度保证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六章给予讨论，在此我们想要讨论清楚的问题是，利益竞争是私有制制度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通过对私有制、资本、雇佣劳动和利益关系的剖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其内在矛盾必然被超越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论证与宣布^[43]。这一结论不仅使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逻辑，而且为我们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卓越的典范，同时也为探询社会冲突消除的根本方式提供了思想基础。

小　结

极权主义的社会控制是资本主义政治的核心。正如我们所一再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冲突和对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对立的阶级、各种政治实体和社会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的社会构成要素，把资产阶级推到火山口上，各种社会危机和斗争、各种社会诉求，并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即使把社会冲突限制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资产阶级也要加强其社会控制，更不用说资产阶级还要在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实现它的根本利益了。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看到了资本主义极权控制的社会现实，看到了广大劳苦群众被奴役、被剥削、被强权压迫的社会状况，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和不平等的本质特征。那种表面上的试图建立自由、平等和博爱社会的说辞，被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粉碎了。在异化的社会中催生的是异化的政治，是对人民的极权控制。

社会冲突的现实状况左右着资产阶级控制的一般形式。在马克思的时代，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还处在粗放的时期，还处在现代性社会建设的早期，因此，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关系，还基本处在为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而劳动的状态，社会冲突以最直接、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是以肉搏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就表现为资产阶级强化其国家暴力机器而对公众的统治，马克思特别关注的也是这一方面。但是，马克思也看到了意识形态控制对于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并做了许多讨论。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生产力的无限扩大，生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时，人的多样性的需求成为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意识形态问题、文化和文明问题以及个性发展和自由追求等，成为社会的主流，因此，强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对人的自由意识的控制，就成为统治的主要形式，对此，20世纪的许多思想家都作了深入研究，给出了新的解释。不难看出，尽管社会冲突的状况和斗争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尽管资本主义实施了许多看上去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政策和规定，但极权主义控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社会危机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社会冲突更加激烈了。

公民的个人权利被无限制地剥夺。基于科学技术的工业生产和社会控制的高度统一的结合，事实上完全消解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从而把作为自由存在的个体完全搁置于强权监控的武器之下。马克思在关于公民权利被资产阶级剥夺的思想中，一再强调人的自由存在的意义，反复论证人在劳动异化的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异化的灾难性后果，其中社会异化所导致的被扭曲了的人道主义，构成人的现实生存和自由追求的完全异己的力量。我们看到，科学技术在工业生产和社会管理中的有效运用，对于提高人的社会存在能力和改善人的社会生存方式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当它被用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被作为武器来指向人民大众，成为极权统治的一种控制手段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资本主义的极权控制不能没有私有制。在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中，他不仅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极权控制所引发的多种社会冲突现象，而且也深入地揭示了极权控制的基础与内在特征。资本主义社会极权控制的基础是私有制，是一种可以被资产阶级用来作为冠冕堂皇的控制理由的制度。私有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根基，它确实起到了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中，它包含着对所有私人财产的保护，一般公民的财产也不例外。然而，它也是资产阶级实施强权控制的保护伞，为一切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社会政策提供了理性的外衣。在马克思看来，私人财产是应该得到保护的，因为私人财产表征着社会财富的积累，体现出公民的权利，但私有制则是应该被废除的，因为它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对人民实行不公平和非正义统治的工具。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的极权控制，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统治的基本形式，从根本上来说，它保护了资本家和投机商的利益，因为在所谓高度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直到今天，社会财富的80%仍然为达官显贵们所拥有，因此，它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引发社会冲突和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社会冲突只会加强，不会消亡。

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都在于利益竞争。资产阶级无论以什么形式实施他们的极权控制，巩固其社会统治，都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国家机器的暴力作用不是为了消灭在民族国家界域中的人民，而是为了使他们俯首称臣，为统治者创造财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不是为了人民的政治解放，而是为了用某种特定的思想意识统一大众的意志，为统治者喝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在于利益争夺，甚至在工人群体中的冲突也在于利益追求，资本家内部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情况更是如此。既然利益是极权控制的目的，利益是冲突的原因，因此，如何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就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之一，对此，马克思也做了充分的讨论。

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生产力快速发展了，物质产品丰富了，由生产力发展引发的社会交往关系或生产关系发生了改变，整个社会状况和人的生存条件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马克思也看到，资本主义在发展这一切的同时，给广大劳苦大众带来了无限的灾难。社会充满了冲突与矛盾、对立与斗争。工人阶级的贫困、资本家的焦虑和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无情而彻底地暴露出私有制的危害性、欺骗性和暂时性。

劳动异化，尤其是人的普遍异化，已经成为人类自身发展和完善的桎梏。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欺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极权主义的社会控制，从根本上悖逆于人的自然本质。人的解放的呼声成为人们心底的最强音，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成为社会发展必然的和迫切的现实。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他们也看到了社会现实的困境，看到了社会对立对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6页。

[2]［美］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见罗伯特•韦尔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9页。

[5]陶德麟:《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6页。

[8]［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9]［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

[10]［英］约翰•格雷:《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106页。

[1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12]［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4辑，第248页。

[13]［希］尼科斯•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页。

[14]［希］尼科斯•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页。

[15]Raymond Aron.The Century of Total War［M］.London:Verschoyle，1954，P96.

[1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44页。

[18]余源培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20]陶德麟:《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22]丰子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8页。

[24]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编:《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0页。

[27]［希］尼科斯•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2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7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38页。

[33]［德］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6页。

[35]T. L. 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London，2000，P464.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4页。

[37]［美］格拉斯:《论马克思与正义》，见罗伯特•韦尔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39]［美］杰弗里•赖曼，《分配马克思的替代》，见罗伯特韦尔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832页。

[41]Stanley Moore:Marx on the Choice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P56.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43]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