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资本运行的社会危机
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资本主义特定的内涵。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叠加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是可触知的现实，是一整套容易鉴别的资源，处于无休止的运作中；“资本家”是筹划或试图筹划将资本纳入连续不断的生产进程中的人，而“资本主义”是通常很少出于利他目标的行事方式。[1]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关键词是资本，它在竞争性的或支配性的两种交换活动中起基本作用，从而把一切都驮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藉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展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2]因此，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力量对比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层次。
事实上，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冲突的关键性著作中，尤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从资本关系来厘清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从商品入手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讨论商品的交换过程、货币及其流通以及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现实状况。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具有市场和货币，关键在于资本。正是资本统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甚至统领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为人们总是在谋生的基础上去追求盈利，而这一切是在市场中完成的。贸易、货币和市场构成的交换体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市场则是一种生成性的制度，贸易和货币仅仅是市场的功能。[3]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整体只不过是为资本服务的，只是资本的手段，甚至资本本身也是手段，即资本家用来盈利的手段，而获取利润才是目的。马克思通过讨论货币、市场、资本积累等过程，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手段是如何为目的服务的，从而在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经济活动中，透视出社会冲突的内在特征。
第一节 货币流通与市场中的商品交换
一、货币拜物教的谜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制度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化生产把产品和劳动者作为社会生产的起点，并不等于商品生产是它的目标所在，它只是资本积累和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甚至资本积累和获取剩余价值本身，也只是资本家为了扩大再生产和占领市场。因此，当资本真正成为赚钱的基础的时候，商品生产才表现出它的意义。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即商品。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资本关系。
就其本质规定来说，资本并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社会力量。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虽然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但资本却通过和劳动力的结合，使工人劳动中的剩余劳动变为增值的价值。剩余价值是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结果，它转化为资本是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分离的结果。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也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转换为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资本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但资本却是以货币的形式表现的，这是马克思关于商品化生产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
货币既表现为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样又表现为致富欲望的源泉。[4]商品自身蕴涵着资本的存在，但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只有在交换过程中以货币交换的形式得到表现的时候，商品生产的目的性才能实现，商品的资本性质才能显露出来。因此，商品、资本以及货币，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由于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的。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因而，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价值形式是人与人的劳动价值的体现，人们通过货币占有的是他人的劳动。
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作为中介物的货币，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所以，马克思断定，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以及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5]货币拜物教掩盖了货币的本质，即货币所蕴涵的人的关系。货币拥有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只有在把它用作资本的时候才凸现出来，桑巴特在其著作《现代资本主义》中指出，资本家“视金钱为真正的唯一的权力元素，因为他们除了财富的权力外，不认识其他权力。货币思想充分渗入经济过程中是经过他们完成的”。[6]只有他们才将自己的财富转化为资本，在空间上集合力量，在时间上统一力量，完成了“商人的职务”。[7]可见，资本家是货币拜物教的载体，同样也是商品拜物教的载体。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由于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
货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即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8]货币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变为价格；作为价格标准，它计量商品的使用价值。价值尺度是用来计量作为价值的商品，价格标准是用一个金量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要使金充当价格标准，必须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为计量单位。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显然，货币的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这两种职能，表达出人为什么和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异化，进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货币的二重性为什么和人自己异化。
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做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做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如果商品被作为使用价值来使用，它就从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通过交换过程，商品具有二重化的性质，当它被交换的时候，它作为商品存在，体现出使用价值；当它交换给别人的时候，它又表现为等价的货币。这样，商品自身在交换中以与货币对立的外在形式，体现出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从外在对立来看，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对立，而对立的双方都是商品，也就是说，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但这种差别的统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现在两极中的每一极上，并且由此同时表现出它们的相互关系。
在交换过程中，货币体现出商品实际的价值形态，商品的使用价值通过价格表现出来，而价格使商品同对立的货币发生关系，把货币当做自己的反面，体现出商品的交换价值。马克思用商品—货币—商品，即W—G—W的过程，来说明商品与货币在交换过程中的关联，从而揭示了商品交换过程中货币的职能，说明商品交换过程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因素同时就是商品所有者的两种行为，一种是卖，把商品换成货币；一种是买，把货币换成商品，这两种行为的统一就是:为买而卖。商品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机体。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交换过程的逻辑秩序的分析，对交换的必要性和社会分工以及需求关系的分析表明，“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9]。
二、货币的人格化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即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商品所有者只是由于让出自己的劳动产品，才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因此，一个商品所有者所以能够作为货币所有者同另一个商品所有者对立，或者是因为他的劳动产品天然具有货币形式，是货币材料，是金，等等；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商品已经蜕皮，已经蜕掉它原来的使用形式。
然而，从经济关系来理解商品与货币的关系，仅仅关注从商品到货币是不够的，同时必须关注货币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即G—W或最终的形态变化——买。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其他一切商品的转换形态，或者说，是它们普遍让渡的产物，是绝对可以让渡的商品。“货币把一切价格倒过来读，从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体上，即为货币本身转化为商品而献身的材料上。一方面，它代表已经卖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买到的商品。”[10]
商品—货币—商品的转化过程也体现出资本的循环过程，即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其资本一旦完成了生产过程，结果会产生出一种新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将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进而，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又转化为货币。从这一过程来看，货币拥有者处在完全主动的地位，他首先支配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生产活动中必需的要素，进而他还支配着劳动力的使用权，通过这种支配活动，资本家把劳动力投入到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上，使之物化为有用的具有更大价值的产品。
货币拥有者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支配，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意味着他支配的各种因素所能生产的物品，比这种物品的生产要素有更大的价值，换句话说，在市场中能够卖更多的钱，有了或多或少的剩余价值。可以看出，起初是货币，通过预付的形式买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并把它们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制造出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在市场竞争和交换的行为结束时，就换回了更多的货币，实现了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目的。
从货币到货币并不是简单的货币增值，而是体现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转换过程，也是货币所显示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更加社会化或复杂化的过程。对资本家来说，他必须通过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来完成。如果货币是第一次转化为生产资本，或者对它的所有者来说是第一次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他就必须在购买劳动力之前，首先购买厂房、机器等生产资料；因为劳动力一旦归他支配，他就必须具备生产资料，以便能够把劳动力当做劳动力来利用。对工人来说，他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时候，才可能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在出卖之前，劳动力是和生产资料，和它的活动的物的条件相分离的。
不难看出，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仅仅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发生关系，仅仅作为货币所有者和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但是，内涵的差别是本质的。货币所有者作为劳动的买者，一开始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生产资料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对自己劳动力实行生产耗费的物的条件，即这种生产资料是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对立的，而劳动的卖者是作为别人的劳动力和它的买者相对立的。这种劳动力只有归它的买者支配，和买者的资本合并，才能使这种资本真正地作为生产资本来活动。
对于货币来说，它首先表现为商品转化成的固定的价值结晶，然后又作为商品的单纯等价形式而消失。因此，商品流通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不同于直接的产品交换。正是因为商品流通把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才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做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通过货币的职能实现的。因此，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而这是由于货币蕴涵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造成的。
货币的人格化使得商品流通采用了货币的形式。货币作为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一切商品都已经用它们的价格表示出来，它们在观念上代表一定的货币额，等待着向货币的转化，并且只有通过同货币的换位，它们才取得一种形式，使自己可以转化为自己的所有者的使用价值。因此，一旦劳动力作为它的所有者的商品出现于市场，它的出卖采取劳动报酬的形式或工资的形式，它的买卖同其他任何商品的买卖相比，也就没有什么特殊性了。
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可能显示出它的意义。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商品总是在卖者方面，而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是在买者方面。货币的执行职能是在它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货币在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把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同时自己也从买者手里离开，到了卖者手里，以便再去同另一种商品重复同样的过程。货币运动的单方面形式，来源于商品运动的两方面形式，这一点是被掩盖着的。商品流通的性质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假象。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货币的运动，而且是商品本身的运动；而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只是货币的运动。商品在流通的前半段同货币换了位置。同时，商品的使用形态便离开流通，进入消费。它的位置由它的价值形态或货币化所占据，商品不再是包在它自己的天然外皮中，而是包在金外皮中来通过流通的后半段。因此，运动的连续性完全落在货币方面；这个运动对商品来说包含了两个对立的过程，但作为货币本身的运动却总是包含同一个过程，就是货币同一个又一个的商品变换位置。可见，货币是不能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同资本一道并在资本的支配和操纵下发挥作用”[11]。
马克思由此推论到，既然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即商品通过对立的形态变化而实现的循环，所以，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现商品形式变换的速度，表现形态变化系列的不断交错，表现物质变换的迅速，表现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领域并同样迅速地为新商品所代替。[12]因此，货币流通迅速地表现为由使用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再由价值形态转化为使用形态。相反，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彼此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于是人们看到的是货币这一现象本身的运动，或者说转移，至于其背后的东西则深深地被货币运动的假象遮蔽了起来。货币的流通掩盖了商品的流通，掩盖了更为本质的人与人的意愿的表达和冲突。
三、市场把劳动转化为资本
货币流通的意义主要在于商品的市场交换，只有在市场中货币的资本价值才凸显出来。由于在商品的背后潜藏的是制造商品的劳动，因此，劳动是如何通过商品的形式转化为资本的呢？美国学者施韦卡特对于马克思把市场、劳动以及资本链接在一起的方法的逻辑，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理解，很有启发意义。施韦卡特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对市场的批判。尽管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认为马克思是对市场的批判，但那是不对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确实是从“商品”开始，然后，在相当抽象的黑格尔的形式中，描述市场的发展，从物与物的交换到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再到以货币为目的的交换，货币被提升为赚得更多钱的目的。这就引导马克思走向了他提出的矛盾:当等价物和等价物相交换时，货币怎么能产生出更多的货币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把他的视角聚焦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这时，我们现在谈的不再是关于标准的商品市场即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了，而是一个劳动的市场。而当这个市场发展时，它还带来了第三个市场，即一个控制剩余价值配置的市场，也就是一个资本市场。这样，我们从马克思那里看到的市场是一个由商品和服务、劳动以及资本三位一体的市场，这样，商品、劳动和资本就统一在一个比我们通常谈论的市场更大的市场中，其中，马克思的批判更集中于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更集中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核心。施韦卡特写道:“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上，对市场社会主义而言，理论的空间就被猛然打开了。”[13]对于马克思来说，他确实是要把劳动和资本内在地连接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资本的本性有一个透彻的理解。
马克思认为，把劳动和资本内在地一致起来，关键还在于生产作为商品的产品。产品作为资本家的所有物是一种使用价值，资本家之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商品。马克思说:“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买它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真正的货币——的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14]。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当资本家把货币变成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以“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去“劳动”，而这一过程是在市场中完成的。
然而，把死的物质转变为活的劳动，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能实现。由于构成劳动过程的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因此，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即作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来计算的时间。所以，劳动的物质因素是否具有正常性质并不取决于工人，而是取决于资本家和劳动力本身的正常状况。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也买到了正常质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必须以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以社会上通常的强度来耗费。
这就是说，对于价值的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由于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成了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包含在棉纱的价值中。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种转移是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即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生产资料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丧失掉存在于旧的使用价值形态中的价值，才能把价值转移到新形态的产品上。它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能丧失的最大限度的价值量，显然是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时原有的价值量为限度，以生产它们自身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为限度。
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把死的物质转变为活的劳动，所体现的是生产资料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尽管这种价值绝不可能大于它们在自己参加的劳动过程之外所具有的价值，但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死的物质却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并进而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条件。
第二节 资本关系的内在意蕴
一、资本关系建立的基础
前面已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和剩余价值，不论这些所有者是谁。
资本关系的建立要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而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在现代工厂的劳动方式下，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以这种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相互补充，资本家在劳动协作形态中完成了对劳动力的整合。对于资本家来说，他十分明白，生产一件产品的必要时间的缩短，就意味着产品价格的降低，而价格高低是同类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能否具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为了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就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这样，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大大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提升了使用价值的含量。由此可以看出，生产一件产品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对于生产产品的工人个人或由这些个人所组成的群体具有意义，而且具有社会的意义，它不仅最直接地表现了群体中工人个人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而且反映了群体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冲突。
劳动过程的协作既是资本家管理生产的一种手段，也是生产资本的手段。资本“通过精心的组织和管理、通过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去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15]。劳动过程中的协作，客观上是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分工的要求，主观上则是资本家为自己死的资本变为活的、更多的资本而寻找到的一种新的途径。而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形式的本质，资本主义劳动协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资本的新形式。
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16]。这种协作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体现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
劳动者集结在一定的空间是进行协作的条件，因此，同一个资本，同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同时使用多个雇佣工人，也就是同时购买他们的劳动力，雇佣工人就不能进行协作。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取决于每一个资本家在多大规模上拥有供许多工人用的生活资料。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开始于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的量和凝聚资本的能力，资本关系的建立需要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换句话说，资本家可能提供的现实的协作能力和规模受制于他可能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量的规模。
资本关系的基础是资本积累，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资本积累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重视劳动者的技艺、劳动强度和工具的完善程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17]。这是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劳动者技能及劳动工具间关系的一个基本主张，其深层意义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推进资本积累，建立资本关系。
首先，通过劳动工具的完善，强化资本积累。
同类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具、凿具和锤具等，用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而同一种工具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又用于不同的操作。但是，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合适的因而是专门的形式，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是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前者使同类的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后者使每种这样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于是，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这就是说，机器的出现是劳动工具严谨的结果。
其次，提高劳动者的技艺。
一方面，分工使工人互相依赖，每个局部工人的局部产品同时只是同一制品的特殊的发展阶段，所以，一个工人是给另一个工人，或一组工人是给另一组工人提供原料。一个工人的劳动结果，成了另一个工人劳动的起点。一个工人是直接给另一个工人提供工作。在每一局部过程中，取得预期效果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根据经验确定的，工场手工业总机构是以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取得一定的结果为前提的。各种劳动因而各个工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互相依赖，迫使每个工人在自己的职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时间，因此在这里形成了和独立手工业中，甚至和简单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特别是劳动强度。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在工场手工业中，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数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
另一方面，分工对工人的技术和工人的数量有内在的要求，它使人与人、行业与行业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就人的生存发展对他人的依赖性的不可或缺性来讲，人是不自由的。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性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规则和固定的比例。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以前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工人技艺的提高，正是通过行业特征的要求逐步达到的。可见，工人技艺的提高是伴随劳动工具与分工实现的。
第三，提高劳动强度。
资本家为了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大力推进劳动协作的同时，自然就会延长劳动时间，或强化劳动的强度。生产活动中，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进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业者整天不断地从事同一种操作，这些空隙就会缩小，或者说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由于增加了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是提高了劳动强度。
从如上马克思的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关系中蕴涵了资本积累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资本家通过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生产力，或生产生产力的能力，赢得资本的积累，从而强化了再生产的能力。工具和劳动者都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我们知道，从生产力入手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认识也不例外，这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冲突的界定中已充分说明。
二、资本的灵魂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靠原始积累过程积累起来的。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18]货币和商品向资本的转化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其核心要求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并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的，他们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因此拥有了自由。
商品市场的两极分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加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是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原始积累就是借助于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实现的，而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对于人类的整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具有决定作用。因此，理解原始积累对于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意义是显见的。即使是全球化也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这个特殊阶段理解其积累动力的有效方式，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按照不同权力资源划分为独立民族国家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这种制度中无法超越的矛盾。[19]
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劳动通过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保存下来，它在运动过程的每时每刻都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的价值。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资本超过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它们不过是原有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而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可见，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这是不变资本部分。相反，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因此，它是可变资本部分。马克思指出，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值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20]。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分，直接而深刻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冲突的前提是两种商品的对立。
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只是生产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为他是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状态下进行生产，所以他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是在某种特殊的商品形式上生产出同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的价值，即同他用来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相等的价值。他为此需用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不同的，这取决于他每天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由于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由于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物化劳动的形式，另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程度的准确体现。
至此，我们就清楚地知道，决定剩余价值率的，不是剩余价值同资本总额的比率，而是剩余价值同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决定剩余产品水平的，也不是剩余产品同总产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产品同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的比率。如果在同等劳动水平的情况下考虑问题，要增殖剩余价值，就必须增加必要劳动时间，而工作日的延长就会碰到道德界限问题。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由于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可见，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目的，对此，马克思感叹道:“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21]资本要体现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必然要通过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充分占有和对工人劳动的充分消费。
由于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也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因此，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22]
三、资本关系的内在对立
资本家把提高劳动者的技艺、提高劳动强度和完善工具作为赢得资本的基本手段，提高产品生产率，无非就是要从商品市场和产品价格的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获得资本。为此，马克思对商品市场、产品价格对劳动市场的关系作了深入分析。
从商品市场一般状况看，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所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同资本家对立和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劳动报酬即工资，甚至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冲突也源于此，就连资本家与资本家的对立也与货币拜物教有关。
劳动的质量和强度是由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的，计件工资的形式既形成前面所说的现代家庭劳动的基础，也形成层层剥削和压迫的制度的基础。后一种制度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寄生者的中间盘剥即包工制更容易实行。中间人的利润完全来自资本家支付的劳动价格和中间人实际付给工人的那部分劳动价格之间的差额。在英国，这种制度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即血汗制度。另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能与工头（在手工工场是组长，在矿井是采煤工人，等等，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签订按件计酬的合同，以便工头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和支付给他们工资。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23]工人与工人的冲突实际上是工人与资本冲突的一种形式转嫁。
对工人来讲，各个工人的实际收入因其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当然，这绝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第一，就整个工厂来说，个人的差别会互相抵消，所以，整个工厂在一定劳动时间内会提供一个平均的产品量，而支付的总工资也是本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工资和剩余价值间的比例仍旧不变，因为各个工人各自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是同他们各自的工资相适应的。但是计件工资给个人提供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趋势，就是在把个别工资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但是，在某种计件工资根据长期的传统已经固定下来，因而特别难以降低的地方，雇主就会破例地把计件工资强行改成计时工资。工资形式的变化既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手段的变化，也是工人与他的外部世界，包括其他工人的相互冲突的形式变化的结果。
马克思在《工资》一文中对工资做了更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一般而言，工资＝商品的价格，因此，工资的确定大体上是与一般的价格的确定相一致的，人的活动＝商品。与作为手段的生命活动相分开的生存才是目的。和商品一样，工资是由竞争决定的，是由需求和供应决定的。供应本身取决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生产费用，利润和工资成反比。为争取提高或降低工资的斗争，把工人们联合在了一起。劳动的平均价格或正常价格（最低工资）仅仅是对工人整体而不是对工人个体发生效力。机器的广泛应用与社会分工的加强，使得劳动过程越来越简单化。劳动的生产费用也日益减少，与此同时，工人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工人间的竞争，不仅在于一个工人的工资比其他人的低，而且还在于他的劳动量的增加。工人通过彼此间的这种生存机会的竞争或冲突，强化了自己被奴役的状态。[24]
显然，在生产力提高以后，工人的状况与资本家的状况相比，相对恶化。生产资本的增加并没使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反的增加。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绝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但这丝毫也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以及使它成为积累要素的那些必要条件，不管怎样，资本家总是最先占有剩余价值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生存状态有了变化，但对于工人而言，作为“一个更丰富、更复杂的人类个体的发展，都不得不同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种种限制作斗争”[25]。因为剥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的运作，剥削者的福利与被剥削者的被剥夺有因果关系地联系在一起。在剥削过程中，剥削者的物质福利有因果关系地依赖于他们对被剥夺者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的能力。[26]
第三节 资本运用的后果
一、剩余价值向资本转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力的价值，转化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就是说，“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做资本，当做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做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当做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27]。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积累。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劳动的一切力量都显现为资本的力量，正像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显现为货币的形式一样。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值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自身再生产的因素”[28]。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就是资本家和工人冲突的扩大和深化。
剩余价值借助利润率而转化为利润形式的方式，只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看到，劳动的全部主观生产力怎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方面，价值，即支配着活劳动的过去劳动，人格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工人反而仅仅表现为物质劳动力，表现为商品。从这种颠倒的关系出发，甚至在简单的生产关系内，也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即歪曲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于真正流通过程的各种转化和变形而进一步发展了。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是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事实基础或起点相分离的结果，即与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相关联。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这些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不断物化在别人的产品中。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这一特点，在现今高度发达了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如此。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采取了生产关系层面的改革措施，使得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即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更加隐蔽，呈现出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间的相对和谐状态，但这并不是像西方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的思想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阶级狭隘性的表现，是对现实的社会历史依照资本的固有逻辑和文化逻辑做出的主观设定。技术理性的泛滥、人类生存的困境及日益严重的人性异化，[29]都在向我们倾诉，资本的资本主义运用，仍然在制造着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分离的结果，制造着对立和冲突。
资本在劳动过程中的运用，推进了资本的集中，导致了最大规模的剥夺，造成资本的异化。马克思在讨论资本的异化问题时，特别强调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资本集中或剥夺的结果是资本增长，同时引发巨大的冲突和对抗，这是因为资本集中或剥夺体现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资本集中或剥夺，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待遇，但却大大扩展了资本家从工人劳动中吸取的利润；资本集中或剥夺也以提高劳动价格得到表现。资本集中或剥夺表明，一切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的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又是积累的形成要素。资本家的所谓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其实是因为“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不同于他所得到的价值，从而使实现劳动力与资本的等价交换成为可能，由此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全部秘密”[30]。因此，提高劳动力的方法同时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或加速资本积累的方法。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成为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可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
总之，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它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所以，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资本的增长还受到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的制约。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31](www.xing528.com)
二、资本强化了以物为媒介的人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资本积累过程。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积聚是资本家提高生产力的一个物质手段。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要求劳动过程的规模及其范围日益扩大，要求每一个企业的预付资本相应的日益增加。因此，资本的积聚不仅丰富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物质条件，是生产和积累的结果，而且也是直接从事生产的人的利益日益被剥夺的结果。对资本家个人来说，积累丰富了，投入增多了，工厂扩大了，雇佣的劳动力也就随之扩大，伴随着这一切发生的是产品的量的扩大和类型的增多以及质量的提高，这样，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会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增长起来。那些使大批劳动军集中在资本家个人支配下的原因，又正好使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原料、辅助材料的量同所使用的活劳动量相比以越来越大的比例增加起来。这时，资本表现为“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2]。
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体现为对生产的扩大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工人劳动强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性的斗争。剥削和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长期特征和资本关系的表现形式，表明资本主义对每一个单个的资本都会施加影响和压力，从而迫使资本家不断削减生产成本以保住或增加市场份额。如果一个资本家按照工人创造的价值来发放工资，肯定在瞬间就被市场淘汰，因为正是利润在直接或者间接地支撑着资本家用以扩大生产规模和改进生产技术的投资。这种利用利润的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的过程既是资本的积累，也是一个竞争性的过程，资本家自发的积累欲望不能用个人心理或文化过程来解释，只能用资本关系来解释。
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强迫性以及资本主义竞争的内在的资本关系，决定着资本家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比较清晰地显示了资本主义是竞争性积累的系统。资本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动荡不安和天然的不稳定性，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中有详细的说明。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竞争性，迫使资本家改进生产力的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改进了生产方式，对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为了积累的竞争是无序的、盲目的甚至是无政府状态的，尤其在市场自由主义的思想导引下，情况更是如此，因此，这种竞争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引发社会危机，且经济危机表现出周期性的特征。在积累以及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经济危机是必然要产生的，而它一旦产生，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人民就会遭殃。因为在经济和社会危机爆发的时刻，最经不起冲击的就是那些收入微薄的劳动者，这时，社会冲突和动乱就不可避免。
历史表明，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关系的内在作用，经济危机周而复始地爆发，且爆发周期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复杂，惨烈程度越来越强。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基本来说还局限在本国或较为有限的市场范围，因此，相对来说，还较易控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产业革命的进程、海外市场的开发以及与世界市场的紧密关联，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从20世纪初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以来，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从那时以后，经济危机已经具有世界性。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加快，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在这样的现实社会背景下，一旦经济危机爆发，将波及全球，资本关系及其内在机制的作用就将渗透到整个人类生存的所有领域，不只是经济方面，同样也波及政治和文化领域，波及生产和生活领域，从而带来世界性的灾难，尤其是对各个国家的穷人以及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影响尤其巨大和深远。资本关系总是在起作用，出于积累、扩大再生产以及多种形式的掠夺性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本以及资本家的本性，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实质依然如故。发生于最近的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就不得不说是资本关系的作用导致全球陷入经济灾难的后果，这一结果再一次用事实告诉我们，资本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的关系。
目前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已经不只是发生于某个国家和特定经济领域中的危机形式，而是波及世界所有国家和人类社会生存的所有领域，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宽、损失之严重，是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于2008年9月的美国，由次贷危机的泡沫破裂所引发，以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倒闭为标志，很快引发全球股票市场股指大跌，尤其是银行、汽车、原材料和石油等行业的股价大跌，接着实体经济的企业运营纷纷出现流动资金和销路方面的问题，此后世界各国的失业率开始攀升，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从而引起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全球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
所谓次贷是指美国在21世纪初推出的一种购房抵押贷款形式，专为购房者提供的一种金融服务。2001年，随着网络泡沫的破裂和9•11恐怖袭击的发生，美国经济面临衰退的危险。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这一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量。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信贷市场也火爆起来，作为信贷市场的组成部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也兴盛起来。由于主要抵押贷款市场门槛较高，大量信用程度较差的贷款者被迫转向次级抵押贷款。该类贷款对信用要求程度不高，但贷款利率通常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出2到3个百分点。为了吸引客户，一些贷款公司推出了“零首付”的贷款方式，贷款人仅凭其收入情况证明，就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活跃了房地产市场，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到2005年，美国全国平均房价翻了一番。而同期美国人平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自2005年到2006年，为了抑制房地产过热，美联储17次加息。在节节攀升的利率面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终于开始逐步降温，一些地方的房价开始下跌，越来越多的贷款者不堪重负，次级贷款市场的危机由此产生。由于投资者对美国房地产和金融业的担忧，纽约股市开始大跌，促使全美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企业新世纪金融公司倒闭，给美国造成高达1000亿美元的损失。随后，纽约股市再次暴跌，致使美国第5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银行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的资产价值已经接近全部蒸发，损失达900亿美元，宣告了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并引发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从而爆发为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整个世界顷刻间陷入灾难，损失惨重。首先是美国自己完全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据一些权威报刊的多种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债务超过12万亿美元，住宅开工量环比下降10.2%，失业率和就业不足者高达16.8%，每6个美国工人中就有一人失业或未能充分就业，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创历史新高，20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5%，失业人数约为160万，是1948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35岁以下没有失业的美国工人也状况不佳。在这些人中31%的人没有保险，高于10年前的24%；工矿业环比下降7.1%，GDP下降约3%，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复苏迹象，但是否能够很快进入正常运行轨道，并不能完全确定。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仍存在复苏不可持续的风险，处理不慎，将面临“第二次衰退”，即有陷入“W”型走势的可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和世界各国都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未来一年的重要议题是从全力以赴刺激经济战略转向更平衡增长战略，避免通胀上升，美国则要避免财政赤字过度增长，降低各国间的贸易不平衡，避免可能对经济产生反作用力，否则，“第二次衰退”就不可避免。美国作家里克•汉普森认为，未来十年，美国人将处于一种司空见惯的恐惧不安状态中，考虑到经济危机和政治分歧，再加上战争、恐怖主义和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谁还会喜欢美国呢？美国政府问责局前局长戴维•沃克说，到2020年我们将成为一个更贫穷的国家，除非我们立即减少外债。“我们正处于困境之中”。俄国学者希尔盖耶夫认为，世界经济在2013年将陷入更严重、规模更大的危机之中。日本学者木下晃神认为，2010年世界金融市场将孕育更大泡沫。
对于这次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人们做了许多讨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月刊》杂志2009年2月4日撰文认为，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已演变为经济危机和就业危机，对金融、实体经济及各国政府收支平衡产生巨大冲击。在很多国家，甚至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对地缘政治，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全球地位产生战略性影响。这一后果的始作俑者是过去30多年以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它反对征税、反对监管、反对政府、反对投资公共产品，推崇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自由修复的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自由市场主义是不正确的。陆克文的观点代表了一些西方政界领导对金融危机的看法，尤其是那些遵循德法资本主义传统的政界领导们，同时也反映了较多学者们的观点。
阿根廷经济史学家马里奥•拉波波特在西班牙《起义报》3 月11日发文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首先在于危机的累积效应。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就一直在经历着一场又一场危机，无论在其发源地的中心还是周边世界，在接二连三的危机浪潮中，目前的这一次达到了顶峰；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控制造就了投机泡沫，最终导致证券市场崩盘；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产过剩危机；房地产泡沫；对金融市场放宽管制和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中央银行作用缺失；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是当前危机的重要特征；粮食危机、日用品价格上涨和环境恶化与金融危机如影相随；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存在，它的发行和流通只会服务于美国利益；国际金融和银行体系的失败、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力、避税和洗钱是导致当前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拉波波特的观点代表了那些试图从多因素解释视角透视金融危机的研究。
伴随金融危机不断发展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政治危机，马克思的思想又一次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且形成一股新的马克思学术研究热潮，有许多肯定的评价。美国《大西洋月刊》4月号发表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文章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与时代的相关性将被重新发现。他认为，1999年出版《马克思传》的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最近出版了一本《〈资本论〉解析》，费恩的结论是，马克思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希钦斯写道，当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大报纸开始不断报道商人们如何不惜一切把信贷危机前囤积的大宗商品倾销给消费者，于是，“生产过剩”这个词开始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他想到在马克思著作里曾预言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陷入停顿并开始腐朽，由于疯狂投机，底特律汽车城有可能停止生产汽车。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会展开激烈争斗，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时，失业和饥饿开始蔓延。希钦斯还援引了米克尔斯威特等人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是全球化的先知，他关于“各民族普遍相互依赖”，亦即全球化的观点现在仍然惊人地适用。马克思对全球化的形容在今天仍像150年前一样犀利。希钦斯认为，马克思指出的在一种剥削制度中一定包含着系统性的冲突，如果不解决就会导致生产停滞甚至下滑，但是，如果能够合理解决，会产生更好的协同作用，促进物质的极大丰富。希钦斯引用约翰•卡西迪的话表明他的观点，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著作就值得阅读。英国记者托尼•巴伯则认为，资本主义现在正处在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艰难的境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批评言论，在150年之后仍然不绝于耳。
事实上，西方一些学者们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和张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评的正确性和重要性，然而，他们的言论，还只是局限于对马克思思想的表观的认识，并没有抓住马克思思想的本质。在我们看来，当前发生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和政治危机，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关系起作用的必然结果。资本借助于某种形式比如贷款或次级贷款而在房产的交易中，利用房屋这个有形的物的存在，实现资本自身增值的目的，获取利润，达到新的资本积累的目标。资本家是贪婪的，以同样的资本获取最大利润是资本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基本表现形式，剥削、掠夺、增值、利润以及无限制地扩大市场，是资本关系的本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在资本市场中无节制、无监管增值的一种结果。由于世界货币同美元挂钩，而美元只为美国金融寡头的利益服务，为资本家服务，因此，在金融关系中，实质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资本关系中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社会冲突以及政治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屡次出现工人的大罢工，如美国产业工人的罢工、伦敦地铁工人的罢工、法国工会组织的全法工人大罢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职工总罢工等等，就说明在危急时刻，工人与资本家劳资双方的对立与冲突达到了新的高峰。
在资本关系起作用的资本主义世界，尤其在美国，社会的冲突和斗争必然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灾难，代表资本家利益的资产阶级在社会冲突的现实状况下，必然要采取种种手段，一方面尽可能地消除危机，另一方面则实施强权统治，以稳定社会秩序。对此，著名思想家乔姆斯基在《失败的国家》中对美国现状作了较好的说明与分析。乔姆斯基认为，美国以照亮世界其他国家的自由和民主的灯塔自居的形象是一个谎言，而且从来都是一个谎言。美国是一个言行不一的国家，在许多对外干预行动中，华盛顿往往支持最残酷实施暴力的一方，它的这种行为违背了人民的意愿。美国言行不一具有“合理的一致性”。历史表明，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只是在“其符合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而这些利益并不是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主导着美国及其政策制定的企业精英集团的利益。因此，美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是一个最无赖的国家，拥有帝国主义的共性。事实上，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美国为了所谓精英集团的利益，利用资本关系，无限制掠夺世界财富所导致的一场灾难，是帝国主义本性使然的结果。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创造了社会需要和技术手段。因此，现在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虽然集中运动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财富已经达到的数量和经济机构的优越性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决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这正是集中和积聚特别不同的地方，因为积聚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而已。而集中则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
资本所包含的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仅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过程得以表现，而且还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分配环节中。马克思认为，资本（包括作为资本的对立物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以这样一种分配为前提，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另外一些个人独占土地所有权。但是，这种分配完全不同于人们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对立起来，赋予它以一种历史性质时所理解的分配关系。人们用这种分配关系来表示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相反，前面所说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本身范围内，落到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身上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33]
就分配关系本身来说，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是造成竞争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特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一定的形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新形成生产资料的前提，因而是一种支配再生产的关系。
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仅仅是表现了这种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急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34]而这种冲突的原因就在于分配的不平等以及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差别。
由分配的不平等和巨大的社会差别所表现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马克思的时代如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更加突出，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美国学者施韦卡特对现代美国社会由分配而导致的巨大社会差别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分配上的差距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美国人的收入分成3 份，我们就会发现顶尖上的10%的人口得到了1/3，另外30%的人得到了另外的1/3，底层的60 %的人得到最后的1/3。如果我们把美国的财富分成3份，我们发现顶尖的1%的人拥有1/3，另外9%的人拥有另外的1/3，底层的90%的人拥有剩下的1/3。[35]这一事实表明，社会的财富巨人很少很少且越来越“高大”，而社会的穷人很多很多且越来越多成为侏儒。看上去这样的分配显得很荒唐，让人愤怒。施韦卡特形象地比喻说，超级富豪的高度远远高于我们最高的建筑，一些人高耸入云目不能及，同时却有千百万离地面几英尺高的人们。关键在于不平等，在于分配的不合理，在于资本关系的畸形。显然，施韦卡特所描述的情况比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更令人触目惊心。如此巨大的社会差别，必然产生巨大的社会冲突，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的积累、消费的扩大和分配过程矛盾的凸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将以冲突的形式爆发，甚至是革命的形式。因为承载着生产关系的资本关系和它产生的生产力基础已严重对抗，这种基础性对抗是资本主义制度失败的根源所在。这一结论是美国当代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我们做出的。他指出:人类有能力解救地球，如果我们恢复与自然的团结、放弃互不和谐的原则，反对目前盛行的竞争、利润和对自然资源的猖獗消耗。而这些正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失败制度的特征。[36]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失败的制度，在今天的人类生活中处处都表现出来，因此，英国女权主义作家凯思•埃利奥特在英国《卫报》2009年1月2日撰文指出，我希望看到世界和平，所有冲突都能够结束；我希望能够庆祝全球消除贫困，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受到像家族命令的管制。我希望每名儿童不论他们的性别、种族都能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干净的水喝，有房住，并能受到适当的保护，以免他们患上那些可预防的疾病，这些疾病仍在夺走太多年轻人的生命。然而我知道，在未来10年里，实现上述所有的愿望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希望看到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看到新的国际政治局面，看到贪婪和自私自利遭人唾弃，人道主义关怀成为人们最关心的事情。
小 结
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中货币、市场、交换、资本积累以及资本本质的分析，马克思认识到，资本异化是引发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核心，这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秘密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一认识同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实际生产过程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最大程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是资本家的活的灵魂的观点，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资本异化源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以货币交换的形式得以体现。因此，马克思对资本异化的讨论从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入手。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所以，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是等同的。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即买卖关系，表明货币所有者和商品所有者仅仅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发生关系，互相对立。这种对立反映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反映了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分离的状况，反映了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
货币流通过程蕴涵的商品交换以社会冲突的形式得到表现，因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运动，实际上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运动。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价值、剩余价值，还要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都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进行原始积累，这是资本家的灵魂，也是资本的灵魂。一句话，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流通以货币流通得到表现，而货币流通过程蕴涵的商品交换，展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形态——冲突。
在商品与货币关系的讨论中，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存在的社会意义，即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资本虽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但它通过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方式获得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认识到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所用工具的完善程度、劳动强度、生产过程中的消耗以及劳动协作等，因此，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越来越强的获取剩余价值的愿望，就对劳动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一方面造成了工人的竞争和对立，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大投入，需要更多的资本，更大的劳动强度，其结果是对工人体力、智力和精神的强化性剥夺。
资本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是在生产关系中被规定了的一种特定关系，即资本关系。资本关系的建立需要有它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的共同劳动以及市场贸易。资本关系所体现的资本家获得资本的手段的变化，其实质蕴涵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蕴涵了资本主义建立资本制度的意义，蕴涵了资本作为一个主要的抓手是如何把货币、市场贸易、交换关系、积累活动以及分配等编织在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网络之中。
剩余价值只有转化为资本才显示出它的价值，而这一转化是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分离的结果。马克思看到，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做资本，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做雇佣工人来生产，其结果就是资本的集中，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快速增长。而随着资本的增长，它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的资本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这一关系反映出资本承载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从商品化生产到资本异化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分析，是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和历史事实的统一中，对资本的狭隘性及“创造财富的方式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考察后得出的科学结论。[37]它表明正是基于对资本的活的运用，资本家找到了所谓合理和合法的剥夺剩余价值的方式，这一隐蔽的剥削方式使资本家越来越富有，同时却把劳动者推向贫困和灾难的深渊。正是这样一种极度的两级对立，也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冲突程度愈益强化，并最终走向了极端化的阶级斗争。
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力量的任何国家，都会实施对社会的控制，这是国家作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联合体的本质特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由于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的产物。国家是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具有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功能，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8]因此，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国家为了消除社会冲突而对社会实施控制具有必然性。
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实施以资本制度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管理的同时，用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意识、法律规章制度和
【注释】
[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2页。
[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页。
[3]［美］卡尔•博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见许宝强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页。
[6]［德］维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李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57页。
[7]［德］维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李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5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12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9页。
[11]丰子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141页。
[13]［美］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宋萌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页。
[15]孙承叔:《资本与社会和谐》，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2—783页。
[19]［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我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失败的制度》，《世界文化论坛》，2008年，第6期第1版。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5—23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41页。
[25]Tom BottoMore:Marxist Sociology，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5，P13.
[26]Cohen.G.A. Self-Ownership，freedom，and Equ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ch.8.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6—62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4页。
[29]刘同舫:《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4页。
[30]苏东斌:《劳动价值学说史略》，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9页。
[35]［美］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宋萌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36]［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我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失败的制度》，《世界文化论坛》，2008年，第6期第1版。
[37]刘荣军:《马克思财富思想的哲学意蕴与现实意义》，《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1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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