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

第三章　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

本特征。韦伯以及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解释，虽有局部的合理性，但较之于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的认识，不仅显得稚嫩，而且难以抓到问题的实质或根本。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规律以及深藏于其中的社会冲突的本质认识，从市场构成元素所做的微观分析，是同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内在一致的，因而，他特别注重分析了现实社会的生产力状况，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创新与扩大、对资源的使用与配置、社会分工、职业专门化与工厂制度等方面，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分离所表现的内在冲突的根源。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现实的真实的社会动力及其机制的层面开展了对社会基本结构矛盾的认识，把实践的唯物辩证的思想，运用和贯彻于对人的社会存在的日常活动的理解之中，透过社会分离的现实，在社会发展动力的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根源。

第一节　生产工具的非均衡发展

一、机器大工业是新生产力的动力源泉

法国哲学家阿克斯劳斯认为，机器及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键和核心，唯有同时深入研究马克思对技术之意义的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才能有清晰的认识。^[1]阿克斯劳斯的看法，比较准确地表达出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动力机制的研究，不仅看到了一般工具和机器等技术力量的生产力作用，而且特别认识到机器大工业的非均衡发展的意义，把机器大工业看成是生产力中起根本作用的力量，因此，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冲突时，工具、机器及一般意义上的技术，马克思都把它们作为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要素看待。我们知道，黑格尔对历史整体和特殊社会的分析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观点，而马克思所做的则不仅仅是解释，而且是用精确的材料和思想认识历史与现实，其中“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概念就不仅是用来表达一种解读，而且是准备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概念”^[2]。马克思把机器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中的最重要力量，就是他基于对社会历史进程演进的实证考量后做出的论断，其目的就在于对历史与现实做出精确的和科学的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生产力尤其是现代生产力重要构成要素的技术的生产力性质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是蕴含的，而且是显现的。^[3]同样，技术（包括工具、机器等）在社会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也不仅是蕴涵的，而是显现的，因为机器工业是商品和资本^[4]，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竞争、资本积累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方面，马克思首先看到，机器在企业中的使用，提高了产品规格的标准化，消除了工人劳动的质的差别，只保留了他们在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的差异。产品规格的标准化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一个标志，它不仅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防止了因人工制作而出现的规格的不同，降低了次品率，而且有助于建立统一的市场。

其次，技术发明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产品价格，强化了产品的市场竞争。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引起市场上所有这一类产品竞争。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而且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5]

第三，机器和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引领了社会消费，改善了大众生活，推进了产业发展，但也催生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对抗。任何一种产品，一旦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流水线上生产，就会有大量的产量和较大的规模。资本家“不能等待需求”，而是供给强制需求，这样，生产本身第一次超越了市场的需求，引领了市场的发展。然而，在供给强制需求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远远超过市场需求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充斥在市场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在政府无力干预市场的情况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既是灾难丛生的根源，是引发社会危机和导致社会冲突的原委所在，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因此，在社会历史中，我们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产品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6]。

第四，由机器的运用所引发的竞争，对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具有破坏性，但这种破坏性却有利于变革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陈腐的关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关系。马克思认为，随着新生产力和新物质条件充实到生产过程中，在它的刺激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会急剧地变化，且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润平均化，工人的工资会不断提高，生产中的投入会不断加大，而产品的市场价格又会局部地下跌。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形成资本家内部的冲突、分化和重组，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形成多种形式的社会冲突。

从如上的分析可知，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机器的使用扩大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与对立，使社会更加混乱。马克思从对科学技术的物化形式及其发展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分析中，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发展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更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发展预设了不同阶级和个人的利益冲突”^[7]的实质。

在马克思的时代，非均衡发展了的作为劳动工具的技术，还仅仅停留在以蒸汽机和伴随而生的工作机一起构成的机器系统，从而生产过程还处在极端粗放式和大规模的工矿产业的状态，相较于今天的产业和工厂生产，无论生产效率还是机器所具有的生产力特征，都是不可比拟的。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工业革命来说，还仅仅停留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期，技术所具有的生产力特征还远远没有展示出来，技术对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生活方式的改进以及相伴而生的社会革命的推动能力，都还是极其初步的。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敏锐地认识到机器作为社会发展动力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的改变，尤其是看到，随着机器的使用，滋生了空间上更为广泛、时间上更加频繁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马克思所认识到的机器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意义，无论是价值论的、认识论的或一般哲学的意义，都具有根本性和实质性，因而对于人类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发展、冲突以及对立，能做出较为准确的预言。这一预言为我们今天认识社会发展和冲突的本质，提供了科学准则。

在马克思以后，伴随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机器大工业自身的发展、产业革命的进程以及社会的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状况，在此，我们有必要就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冲突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关系，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做一个初步的分析，深化我们对技术以及工业作为新生产力和社会变革动力源泉的理解。

所谓产业革命也称为工业革命，它肇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以蒸汽动力为标志，到现在已经有三次产业革命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以电力的广泛使用为标志，而第三次产业革命则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新能源的使用为代表，以信息经济产业为标志。当然，也有其他的表达方式，如托夫勒或奈斯比特等人就把产业革命分为四次甚至五次，主要是把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内容做了更细的划分，甚至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后工业革命，如贝尔就曾首次完成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著作。

总体来看，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英国为龙头，德法等国紧随其后。越来越多地以水力和蒸汽作动力，机器开始广泛使用。工厂方式迅速传开，工业无产阶级开始在城市集结，商业组织的公司形式开始传播。工厂的雇佣劳动形式初步形成，典型的新产品为蒸汽机和工厂制成品如棉织品、铁器和陶瓷。第二次产业革命由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为带头，以电力的广泛采用为动力，日益增多地采用电动机与内燃机，电报、铁路、电话、轿车、卡车和飞机等的使用使通信与运输有了革命化的进步。各资本主义国家涌现出大量公司，大市场、标准化和更多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资本凸显，超大规模企业，中小工厂与新兴工业巨人并存。典型产品为“生产性产品”，如钢铁、汽轮机、化工产品与丰富多样的新消费品，不断推出各式各样的新产品变成现代资本主义的标记。第三次产业革命由美国、日本与欧洲带头。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总量极大增加，计算机技术无所不在，自动化生产和“知识产品”变为头等重要。服务业和专业技术职业成为重要的就业领域。科技产品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增长部门，微电子技术和电子产品、化工制品等成为主导产业。

从产业革命的发展过程来看，在产业的每一次的重大变革中，总是由于人类创造了新技术并在生产活动中广泛使用，带动了相关产业乃至整个产品生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如同在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看到机器（尤其是蒸汽动力机）是新生产力的动力源泉一样，在接下来的产业革命中，电力以及微电子技术，成为技术自身非均衡发展的标志，成为起主导作用的工具性力量。产业革命的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我们看到，从产业革命早期的农业、粗放式机器工业到电力工业再到电子工业，生产的面貌在不断地变化着，产品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对于实际从事生产的工人群体来说，工业的兴起乃至工业化的进程，使工人阶级的队伍无限地集结和扩大了，从而引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形成，为社会革命创造了条件。伴随着产业革命的不断发展，一方面造就了富人，从而使国家财富的大多数控制在拥有土地和资本的人手中，数世纪以来，他们在社会中越来越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牢牢控制着社会的权力、财富和利益。与此同时，也造就了更多的穷人，他们总是处在被控制被奴役的地位，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和对立越来越强，这一状况直到今天仍没有多少改善，情况反而更糟。

随着工业的发展，建设工业社会的要求，总是需要资产阶级向旧体制提出挑战，并不断地构建和维护新体制。此类政治与社会斗争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另一种永无停息的斗争形式。无论妥协或者暴烈的方式，基于新技术而对旧体制的斗争或社会变革，总是以冲突的形式结束，并以另一种新的冲突的形式开始。

产业革命也引发了市场的冲突和斗争。资产阶级首先为争夺国内市场而冲突和斗争，接下来就是为开辟和占领世界市场而冲突和斗争，此类斗争推进了产品生产的规模、产品质量的改善、产品的规格与标准化以及它的包装和运输等，不断推动着技术的进步，同时也引起资本运行、投入以及银行制度的改进与完善。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国内经济到经济全球化，不仅体现出产业和技术的关系，同时也体现出产业同市场、经济、金融、税收以及多种经济活动的关系，从而打造了竞争的贸易和权力的帝国。为利益、权力以及市场等的斗争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冲突，这在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突出地表现出来。

产业革命同巨大的社会差别和矛盾联系在一起，正是它造就了现代社会所谓脑体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以及工农差别等，从而使技术不仅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成为社会冲突和斗争的主要根源。对产业革命进程所作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关于机器作为社会新生产力动力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本质的理解，有助于在历史的和现实的关联中，体悟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内在意蕴。

二、机器作为资本的实际使用

“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这是马克思关于机器以及技术价值的一个重要论断。在马克思看来，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划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机器生产是在与机器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8]。

“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9]，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聚结了充分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推翻那个它最初赖以存在的基础，并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从而引领了大工业的发展。当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在技术上又同自己的手工业以及工场手工业基础发生冲突。技术的进步在客观上规定了生产方式内在冲突的特征。机器作为生产力不仅推动着生产活动本身，同时还推动了现代工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于是，技术被纳入经济范畴之中，构成对社会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变革的动力基础。正是机器的发展引发了生产工具与生产的组织形式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变革，并进而引发了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由此而论，“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暧昧的。在与人和文化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在文化诠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入；‘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10]机器以及技术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基本因素，而且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动力。

机器作为资本在工厂中的实际运用，引起了多样性的冲突。首先是引发了工人群体内的冲突并且愈演愈烈。一方面，工人把机器作为敌对力量去反抗。劳动资料一旦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变成了过剩的人口，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由于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对工人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广泛和长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因此，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11]

机器与工人的冲突，不仅表现在机器对工人的排挤、替代，而且还表现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的武器。对于工人来说，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因而，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就是说，“人在技术关系中的地位完全改变，他成了技术化的奴隶”^[12]。然而，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使人畸形发展的是资本主义本质。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机器作为资本在工厂中的实际运用，造成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对工人的工资实行挤压，使资本家和工人的冲突动态地展现出来。机器的发展扩大了资本家的剥削范围，也就扩大了资本同工人阶级冲突的范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么，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机器在扩大了无产阶级阵营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与无产阶级的对抗。马克思通过机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冲突关系的考察得出的这一结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历史的科学的整体理念。^[13]

机器作为资本在工厂中的实际运用，造成了各工厂之间以及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冲突，甚至造成世界范围中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因为如果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这必定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并形成连锁的反应。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处于相对孤立状态的生产部门首先受到冲击，接下来就是那些在特定工业系统中独立生产产品的部门，以及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工业部门之间的冲突。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与扩大，（尤其是随着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民族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显现出来。在机器价值向产品价值转移的过程中，尽管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但是，却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劳动规模的扩大，因而在竞争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生产过剩就越来越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固有的危机也就越来越尖锐了。

三、机器作为资本家和工人的权力

马克思认为，机器的使用使资本家和工人的冲突更加强烈，更加广泛，甚至也更加隐蔽，使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更加残酷，也使人生存的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荡然无存了。机器的使用首先是资本家的权力，但同时也显现出工人的权力以及权力之间的斗争。

首先，机器的应用使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劳动资料作为工业的原材料，作为资本，变成了资本家追逐的一种欲望，被资本家赋予了特殊的意识和意志，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人反抗性的限度，提高对工人压制的强度。

其次，机器的应用推进了社会的分离程度，引发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冲突。机器创造了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变革，它消灭了工人劳动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机器作为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增殖资本价值的最可靠手段。因为作为工人阶级整体的个体成员，在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面前是彼此对立，甚至为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生存的可能，彼此间的冲突是异常剧烈的。

第三，机器作为劳动工具的结合，既扩大了社会分工，也使工人在生产活动中使用自己技能的自主性丧失了，造成劳动者与工具的对立，引发了工厂内的多种矛盾。在机器大工业的工厂中，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了，劳动的规模和形式也大大改变了。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机器的发明并在生产中运用，完成了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扩大了生产规模和产品的式样与数量，分工的规模也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从而给工人的生产劳动带来巨大压力。马克思看到，“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进行冲突的结果”^[14]，工人同资本家的冲突和斗争推进了工厂生产中对劳动工具的改造，提升了机器的生产性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权利的恢复，甚至总会出现对工人权利的新的剥夺形式和管理形式。总体来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的工人的职能，在扩大了资本积累的同时，使人进一步被分割了。一句话，“机器承担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相反的，资本主义却利用了机器的优点”^[15]。

第四，在资本家手中被广泛应用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延长，对生产者的生命构成了威胁，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缩短工作日一旦由法律强制实行，就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面精打细算，于是，资本家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被资本家系统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要么提高机器的速度，改进机器结构；要么扩大工人的劳动范围，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工作日的设定迫使资本家用新的、更巧妙的形式来增加他的利润。

第五，机器的应用也造成了资本家对机器的滥用，机器变成了强制工人劳动的手段。在工厂里，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过去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的工人，现在变成了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的工人。滥用机器的目的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依赖资本家，于是工人只能依赖资本家工厂的机器甚或是机器的某一个部件而存在，最终，人只能成为没有精神享受的机械存在。

第六，机器的应用造就了工厂体系，从而使技术系统和生产结构共同发展起来。马克思看到，最初，机器在特殊行业的使用中，各个工厂是彼此完全独立的，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品类型的增加，新的工厂建立起来，出现了一个大的工厂分成多个小的工厂，或多个小的工厂组合成一个大的工厂的状况，马克思通过纺织业的情况加以佐证。这种工厂体系的建立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重要动力源，是整个现代工业体系的雏形和发展规律。正如迈克内尔后来的研究表明的那样，早期的工业体系建立在以水做动力的纺织工场附近，后来转移到以蒸汽机做动力的工厂附近，20世纪上半叶主要的工业体系集中在煤矿、铁矿、钢铁厂、铁路附近，形成“焦炭城工业体系”，在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里，主宰了工业领域的是生产流水线、石油、电力、汽车、飞机、化学、塑料、合成肥料，被称作“汽车城工业体系”，90年代以后则形成“电子工业城”。焦炭、汽车以及电子城工业体系孕育出一批大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带来的高效率与规模效益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16]特殊工业体系或工业城的发展，带来工厂制度的根本改变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的第三节讨论。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业体系的形成使大量的工人集中，形成庞大的工人群体，同样也凝聚了资本家的力量，使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冲突和斗争以更尖锐和更猛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马克思的思想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机器应用，在一切生产部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的，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工人不是机器的主人，机器反倒成了统治的力量，因为它体现着资本家的意志和权力。资本家在机器使用中权力的扩大，就是对工人使用机器权力的压制，甚至使工人的权力被完全剥夺。机器不仅直接地使工人和资本家、工人和工人间的冲突强化，而且也间接地强化了作为自然界成员的人和整个外部对象世界的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就是环境的恶化。工业体系的形成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冲突与对立更尖锐和猛烈。总之，机器使资本家与工人的冲突变成一种似乎是难以超越的资本主义依赖。正是由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劳动资料变成了自动机，所以，机器在劳动过程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工人则变成单个机器的守护人。

第二节　自然资源的配置与使用

一、人与生产活动的内在关系

在被恩格斯评价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7]。他的这一思想，被认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实社会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实践的原则。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基于对理性和自由的坚定信念，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异化状况，从人的类本质的层面，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对人在政治国家、宗教世界和真实的劳动活动等方面，就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而在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中，进一步阐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由于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广泛使用，引起了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特别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的掠夺所造成的灾难。

资本主义不仅使人的异化成为现实，同样也使自然成为异化的存在。机器大生产不仅是使用机器劳动，同时也把自然世界及其资源卷入到工业活动之中。马克思在面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冲突和对立的探索过程中认识到，各种社会矛盾几乎都产生于人的社会性的劳动活动中，而劳动直接面对的对象世界是自然界，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变革自然的结果。因此，自然成为人存在的首要的和基础的前提，正因为如此，自然才成为马克思的一个核心概念。美国学者迈可尔•佩罗曼在《马克思、自然及其对中国可能的启示》的文章中认为，自然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着更为广阔的背景，那就是马克思把生产系统作为前提来思考，把生产的终极目标看做是发掘人类的潜能，不仅是生产消费品的生产潜能，也是人类自身的完善潜能。^[18]

就自然界即人的生存对象对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实际意义来说，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做了理解。其一是自然界给人的劳动提供生产资料，提供了在劳动中加工的对象。没有生产资料，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人的实践活动就不能进行；其二是自然界也提供了生活资料，即提供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显然，自然作为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认识，其实质性特征就是赋予自然以“社会历史性的特征”^[19]，使自然同人的社会存在密切关联。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理解为人类社会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前提，从而促使人们对人的主体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类的关系、人的自由和解放等问题做出新的反思。^[20]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理解上的重大历史进步。

在人类生产或生活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人的生存境况和生存方式的变化，人的问题也必然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事实上，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改造和利用越深入，人对其自身的反思也就越深刻。正是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尤其是对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存状况和社会冲突的研究，开始于对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理性思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21]人是自然的存在，感性需求是他的第一需求。因此，只有从人出发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考虑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为对象的自然，才有了意义。所以，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深刻反映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自然界，以及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被赋予了人的本质。

因此，只有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在人类的历史中，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通过工业过程所形成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同意费尔巴哈的看法，认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必须是感性，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科学才具有现实性。

人的生产或劳动，生产了他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生产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由他们能够得到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所决定。我们不仅应当从人的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方面来理解生产方式，而且更需要从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来考察它。生活资料的生产，既与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有关，也与各种自然条件有关，更与生产者个人的现实存在状况有关。因此，人的存在以及人的生活是同他们的生产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在生产劳动中，个人或群体之间必然产生多种形式的社会交往关系，所以，正是人在不同环境中所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体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

生产或劳动决定了人的现实存在状况，包括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这意味着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表达或体现着感性生活的真实面貌，表现着人的实践能力、实践方式和实践目的。这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研究和理解人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存在，就应该首先从研究人的生产或劳动入手。正因为如此，生活资料的生产才构成全部人类劳动的起点。

基于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马克思对人与生产关系的理解，才可能在类的意义、在历史整体的高度上得以展开，这种更为宽广的理解，超越了个人、种族、历史和地理环境等的思维视野，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之上，把人与生产的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具体来说，包括:其一，生产是人存在的第一个前提。在这一层面上，马克思首先看到，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必须具有满足需要的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人类最初的历史活动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种活动构成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其二，在满足生存需要的人类生产活动和在这种活动中创造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其三，人的增殖或生产形成重要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22]

人的社会活动的这三种关系，不是在人的社会生存或发展过程中依次递进的不同阶段，而是人的现实生活的三个方面，或者三个“因素”。显然，物质产品的生产、生产活动中所使用的工具以及人的生产这三个方面，构成人的社会存在的三个基本因素。其中物质产品的生产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条件；利用工具在生产活动中生产交换价值的产品的生产则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因为它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的生产，而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活动，因此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构成了特殊的社会关系；而人的生产则延续了人类自身，是提供后备生产力的基本行为。

表面上看，人的自然关系是简单的，人的社会关系则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在合作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合作可能是在不同条件、不同方式和不同目的下进行，因而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然而，无论社会关系多么复杂，总是处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工业阶段、人们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所以，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此，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研究。^[23]马克思的思想表明，生存需要的满足是人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展示、实现和确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集中表现，是社会赖以形成并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理解社会冲突中的人的自然原因。^[24]

二、人与自然的冲突

面对人的异化劳动，面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自然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看似质朴但却十分严肃的问题，即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属于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谁呢？人的劳动或活动不属于自己，那么，它属于谁？从这一问题出发，马克思揭示了劳动、自然界同私有财产以及私有制的关系。

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作中特别多地使用了“异化”这个词，用它来说明“背离”问题。尽管在西方的异化理论中，异化意指“当人文主义用理想的人的尺度去衡量社会和人的现实存在时，现实生活中的诸种与人、理性相背离的异己状态就是所谓的异化了”^[25]。但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却主要是指称同人或事物的本质相悖逆。

在回答谁是劳动的主人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看到了自然界被掠夺的本质。首先，被人塑造出的神不是劳动的主人。尽管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但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其次，自然界也不是主人。因此，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然而，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26]那么，这个人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由于“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同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把自身的活动看做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27]。显然，人的任何自我异化，都会在使他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确实，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现实的实践关系得到表现。因此，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通过异化劳动，人生产出作为异己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生产出他同这些人的关系。

马克思得到的结论是: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就如神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这一思想，实质上是把人与其类存在相分离，也就是人与社会里产生的性质和特征之间形成的社会相分离。^[28]换句话说，马克思看到了人与社会分离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

正是由于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主人，所以，人的劳动就是为了满足私有财产、为了满足人的私欲的行为。资本家千方百计地扩大生产，不惜一切地赢取利润，工人为工资所做的一切，都源于私有财产这个主人。私有财产逐步变成了对人的统治，甚至完成了它对人的统治，从而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由于人的私欲是无限膨胀的，而私欲的满足只能从作为感性的对象即自然界那里获得，因而，人对自然的无限掠夺就是必然的，这就造成人与自然巨大的、现实的，甚至是敌对冲突的自然根源。马克思通过指明劳动与人、劳动与社会具有的这种本质的内在关系，使人们从这种关系的异化中找寻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社会基础，找寻到了人同自然相冲突的根源，揭示出人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的原因。

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主人的同时，也把自己塑造成异化自然的主人。自然资源的配置是社会动力的来源之一，合理的配置是有效的社会力量，相反，自然就会成为人类异己的甚至敌对的因素。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合理地使用它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用之不竭的保障性资源。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陶醉于人类战胜自然的胜利，对每一个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尽管每一个胜利第一眼看去都带来了我们所希望的结果，然而接下来就会发现还有很多截然不同的、无法预见的后果，这些负面作用往往盖过起初带来的益处。恩格斯列举了许多人们乱砍滥伐森林以取得耕地等行为给自己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事例，并提醒不能像征服者那样奴役自然，好像我们是这个自然的局外人，而不是自然的一部分。

然而，人类掌控自然的优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贪婪性面前，成为打造人类灾难的祸首，本来有限的资源一旦被当做无限的东西去开发和利用，其结果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巨大对立，而因对有限资源的争夺造成了同样巨大的社会冲突、斗争甚至战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农业所造成的对土地破坏的分析，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表明它发展工业比发展农业快，这是由于土地包含的其他社会关系比工业更加复杂。他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至今不能像掌握纯机械方法或无机化学过程那样来掌握农业过程。像皮革等等以及动物的其他组成部分这类原料所以变得昂贵，部分原因就在于不合理的地租规律随着文明的进步使这些产品的价值提高了。至于煤和金属（以及木材），它们随着生产的发展已变得非常便宜；然而在矿源枯竭时，金属的开采也会成为比较困难的事情。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即便是最原始的生产资料如土地也越来越贫瘠了，土壤贫瘠是由于对作为资源的土壤的过度开发同时又不对它的肥力等进行合理的调节，于是，在资本主义农业的背后只剩下了沙漠。

生产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和人的生存环境的破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无需用过多的文字去表述了，不久前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保护大会，各国政要和科学家几乎一致认识到，对自然的过度利用与开发，给人类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然而，在这种灾难背后潜藏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弊端，直到今天也并不是人们都能认识到的，或者虽然认识到了，却又不愿承认，更难以在实践中改变自己的行为。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后果:进步与灾难，财富与掠夺，利用与压制。

在《资本论》及马克思晚年写的许多著作中，他愈来愈关注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讨论了诸如矿物、森林、水、粮食、棉花等，愈来愈为污染、稀有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采而担忧，愈来愈要求人们觉醒并尝试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消除掠夺的灾难后果，最大限度地降低人与自然的社会冲突。正是由于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利用，破坏了自然的内在平衡，违反了自然规律，从而导致了自然的蜕化与资源短缺，带来了自然的巨大反抗，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英国学者卡利尼科斯在《反资本主义宣言》中认为，资本主义因为有多处抵触人类文明的地方，造成人们主观上对它的厌恶与警觉。正是资本主义通过股票市场，驱使无数的公司企业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惜破坏性地掠夺环境资源，毁灭物种，并且拒绝履行救济贫困阶层的承诺。^[29]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成为20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趋势，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热潮，对此，卡利尼科斯在他的著作中做了详尽的描述。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人的生存活动中，“物质变换”是必须的，它是把自然物质中“沉睡”着的潜力解放出来，把死的自在之物转变成为我之物，从而延长了依据自然史产生的自然对象的系列，使之在质的更高阶段上延续。通过人的劳动，自然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创造过程。这种变革的实践不只具有社会的意义，甚至具有“宇宙的”意义。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例如劳动力，它作为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力，对外界的自然物质发生作用，这就是用自然来变换自然。正如人使他的本质力量和被加工的自然物同化一样。反过来，自然物在历史的进程里，作为越来越丰富的使用价值而获得新的社会的质。然而，“物质变换”的必须性必然以它的合理性为根据，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施密特认为，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给人和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是对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关于自然本质理解的超越。^[30]

物质变换的核心是在生产活动中有效利用自然的同时，消除对自然的无限制的掠夺和占有，排除因劳动异化引起的自然的异化，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要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以及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再生产人的种种性质，这些性质是在个人私有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下才成为可能的。建立人们相互间的和人对自然的更理性的关系，把以往一切的发展作为被扬弃的东西保存在自身之中，并不是返回到直接性的原初的自然，而是建构起人与自然的更符合人性的关系，即以理性的尺度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马克思的这一主张，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有肯定的声音。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就认为，马克思以理性的尺度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看法，提供了一种正确处理对自然的内在与外在控制相协调的思想。

第三节　职业专门化与工厂制度

一、社会分工与职业专门化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动力源泉，除了机器大工业和对自然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外，主要还包括社会分工进程中形成的职业专门化及其工厂制度。管理也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一个重要认识。鉴于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实践的承担者，是世间一切存在中最宝贵的存在，因此，人的因素更具有根本性地位，这就是所谓人力资本问题。马克思当然也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问题，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特征，都可以归结为是关于实践中的人的哲学，只不过在对社会冲突科学理解的意义上，马克思特别关注的是社会分工基础上人的劳动的职业专门化问题、工厂制度中形成的对劳动主体的管理问题和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是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1]一个民族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体现出该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分工的发展，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继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在某一劳动部门内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间愈来愈细致，从而逐渐形成了职业专门化的状况。这些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当然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决定的。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同样的关系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在社会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并得到了固化。这就是说，每一阶段的社会分工，还根据个人与劳动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看到社会分工与所有制的变革具有相关性。他认为，在历史上，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那时分工还很不发达；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这时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国家之间的对立也相继出现。这些国家当中有一些代表城市利益，另一些则代表乡村利益。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地盘上开始的。在这种所有制中，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是小农奴。随着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也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之有关的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这种封建结构也是一种联合，其目的在于对抗被统治的生产阶级，只是联合的形式和对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有所不同，因为出现了不同的生产条件，即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和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其特点是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生产关系狭隘，分工不太发达。

从这种历史分析中，马克思总结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然而，分工是不可能消除的”^[32]。这就是说，社会分工是社会对立与冲突的症结所在。同时，社会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制造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对立的劳动分工是人类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33]

在西方的社会理论中，对社会分工问题一直予以较多关注，如涂尔干就曾专门写过《社会分工论》的著作。然而，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推进的社会发展，使得“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道德模糊性”^[34]。与此相反，马克思却认为社会分工使人的社会关系更清晰了。为什么劳动分工有如此强大的功能呢？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示出理性的力量和基于历史分析的意义。

马克思把家庭的自然分工作为社会分工的基础，认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人利益、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由于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还处在自发形成的状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存在巨大分裂，因而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5]。分工一出现，每个人自己的一定的活动范围也就确定了，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也就是说，分工出现以后，社会的生产关系始终是制约个人生产的力量。

由于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进行生产，尽管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要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可见，一定的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对人的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性，而新生产力的获得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的结果”^[36]。人们正是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37]

显然，在这个作为整体的具有约束力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下，由劳动分工所导致的结果，推进了社会劳动职业的专门化，使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同那个制约他的社会关系之间形成了冲突和对立。

二、现代工厂制度的生产力特征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是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为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此时，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残酷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工场手工业逐步取代了手工业，占据了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现代意义上的工厂产生出来，并逐步取代了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与现代工厂的特点有着根本的不一致性，前者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门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后者则根本不同，它采取了劳动分工的管理形式，这样，每一个工人就在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用某种特殊的技能进行生产，工人不仅发展了个人在生产中的技能，更熟练地进行操作，有了特殊的职业内涵，而且，工人的劳动、工厂制度的管理以及生产技能在生产过程中的极大使用，在整体上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www.xing528.com)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在同一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意味着，生产要在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而为了在这种条件下能经得起竞争，劳动规模就得越来越大，资本就必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为了使这种大规模生产有利可图，分工和机器生产就必定不断地和不平衡地发展起来。马克思认为，这种在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也扩展到作为资本一部分的工人身上。工人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更多的产品，领取更少的工资，干更多的活。这样一来，最低工资越来越促使在最低限度的生活享受条件下的工人更拼命地干活。

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伴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来的是大资本的统治的加强，工人的劳动像机器一样，越来越简单化。“由于扩大分工的范围和采用机器的规模，由于资产阶级的破产的各阶层的竞争，等等，工人之间的直接竞争也日益加剧。”^[38]我们看到，现代工厂的社会分工是在工厂制度的条件下，通过有计划的设计实现的，资本家之所以积极推进分工，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产品，为了生产竞争。工人在这样的分工条件下，只有拼命地劳动，而其生产的产品却不属于自己。产品是作为资本家的财产存在的，是统治工人的力量，这就形成了工人与其产品的对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厂中强化分工的实质做了全面的讨论，认为分工就其形式来讲是劳动形式的差异，但就其本质来讲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结果，是对工人进行统治的手段。现代工厂中的劳动分离，是由劳动活动中的简单协作开始的，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的单向度发展与个体工人和工人所属群体即工人阶级的冲突。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是资本家和工人冲突的隐性基础或隐性原因。资本主义生产赖以存在的前提是社会分工，这是资本的内在要求。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者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在工场手工业中，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形式，是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自行增殖的。它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并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社会分工不仅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而且也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社会分工更加精密、更加纵深的现象，使资本家甚至一些学者也鼓吹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已不成为社会事实。因为现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已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或已不是过去认为的工人阶级。^[39]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是相当多的人都拥有股份，但这些观点和现象恰恰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识与假象。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事物的现象本身，而未能透视到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剥削的更加残酷性和更加隐蔽性。

马克思认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40]。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组织管理的这一新特点的认识，在当代管理学的发展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对于推进生产活动中经理阶层的出现以及对其特征的正确认识，甚至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调整，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就是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形式之一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对它的物质内容的作用途径，而此种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内在作用，因为生产力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

劳动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对于大工业时代的资本家来说，是他组织生产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对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好像不是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好像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可以表现其特征的历史形式。正如协作发挥出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就是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

从逻辑的视角看，马克思认为，在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中，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循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的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这一工人的类化过程，既是工人与工人冲突的基础，也是冲突的结果。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做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41]

对于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总结:

1. 工场手工业这一资本主义的独特创造，使人单向度发展的同时，使人与人、人与自己相对立，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组织化根源。数量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劳动的自然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单个资本家所必需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这就是说，劳动协作强化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又提高了协作的要求和范围。

2. 劳动协作和分工的加强，根本上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人数。但是随着资本的可变部分的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也必须增加，共同生产条件的规模要扩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数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

3. 由各种劳动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清楚地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执行职能的劳动体以资本的形式存在，资本作为生产力的作用更加凸现，协作过程更加组织化，个人的劳动力越来越受到压抑，以前独立的工人现在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在工人自己中间造成的等级划分开始瓦解工人群体的意志，同样也在强化着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多样性的改变。

4. 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工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能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资本家的工厂中才存在。

从如上总结可以看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理解，存在一个不可排除的社会一般背景，即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阶级背景。对此，我们认为，它真实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众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理解社会的重要方法，如阿尔都塞就把阶级机制（劳动与资本关系）看做是资本主义冲突的发生器^[42]，然而，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阶级背景使分析趋向片面，抹杀了人现实存在的丰富性，例如哈耶克就认为，对于理解社会现象来说，唯一能够得到一致辩护的是通过个人指向的行为，而不是其他。^[43]显然，哈耶克试图在一个超阶级的社会存在状态中理解人的行为，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在阶级没有消灭的社会，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对社会冲突的分析与认识，只有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才有可能是合理的。

现代工厂制度所反映的是管理或管理活动具有生产力的性质，这是马克思在积极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解，这一思想在现代管理制度中和社会发展中，以极其多样性的形式得到表现。在现代管理学家的整体视角中，工厂制度或企业管理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和基本形式，甚至整个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管理都是以它为基础的。在马克思把工厂制度中的管理看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离现象和生产力之后，美国管理学家泰勒从管理的科学性方面，探讨了20世纪初现代工厂制度所体现的内部分离状况、矛盾和管理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意义。

对于泰勒来说，20世纪初的工厂是一个集中体现社会矛盾的地方，整个工业界，无论雇主的组织还是雇员的组织，大部分是为了斗争，而不是为了和平，任何一方的绝大多数也许都不相信他们的相互关系会有可能协调到利益均等的地步，而是认为根本利益必然是对立的。^[44]因此，在工厂中，工人总是在“磨洋工”、“闲荡”、“慢行”，业主则总是采取各种手段监工，以此降低成本，劳资双方处在极度对立的状态。工人“磨洋工”的主要原因在于怕干活多会导致失业，怕对工友做了不公正的事，同时也受到经验管理水平低的限制。面对工厂中的极端对立，泰勒试图通过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来消除这些冲突，以此实现工厂管理制度中的两个目的，既使劳资双方都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又能够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推进工厂自身的发展，创造最大的财富。泰勒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科学管理原理》这部被誉为开创了科学管理时代的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方式和制度推进生产发展，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冲突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厂管理制度的逐步科学化，许多新的管理手段和方法的运用，确实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所在。然而，所谓科学化的工厂管理并没有降低社会冲突的程度，在一些方面甚至对立程度更加提高了，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及以后的时段中，劳资关系坏到极点。在1945年，美国学者梅奥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工厂中社会分离的实际状况。

梅奥认为，人类在经历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和有史以来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面对着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在现代社会里，不断增加的生活不幸的个人人数和十分低下的社会组织水平，构成了社会不稳定的两大因素。劳资关系对立，社会集团矛盾尖锐，导致大规模的公开对抗，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弱点。在梅奥的著作中，第一章讲了社会进步的阴暗面，集中反映了工厂制度中工人的艰难处境和劳资关系的对立状况，第二章则深度分析了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古典经济学所信奉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这样一条原则的根本错误，以及由此而推出的错误结论，即社会是由一群群处于无组织状态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从个人生存和个人利益出发，在精确权衡利弊后采取行动，因此，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合乎逻辑地进行思维。这一认识的实质是把人民大众看做是“群氓”，所以，国家在制定法律，组织政府和经济活动时，以这种“群氓”假设为前提，这就必然产生出“极权国家”的思想，对大众实施强制性的法制和秩序控制。这种极权思想在工厂的生产和管理中也充分表现出来，因此，工厂中的强权管理必然导致劳资关系的根本对立，尽管工厂的生产规模、产量以及管理手段都有了很大的改变。^[45]从梅奥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工厂管理制度的科学化并不仅仅体现为管理技巧，对人的本性的理解以及对待人的基本态度，甚至更加重要。极权国家的思想及其在工厂管理中的体现，甚至在不断地扩大着工厂中的分离状态；另一方面，随着工业自身的发展，工厂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发展中，管理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人类历史进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实现了工业化，社会也向着知识社会转变。按照德鲁克的看法，在知识社会中，人们对价值观、信仰、社会和经济结构、政治概念和制度甚至世界观都做了重新调整，这个世界将不同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任何世界。这个新世界既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更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德鲁克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受两个社会阶级的支配，即拥有并控制生产手段的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是富人，而工人是穷人，他们处在对立中。但是，至1950年以后，工人第一次成了“富裕的”中产阶级，产业工人不再是“无产者”，但仍是“劳动力”，似乎在支配着每个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社会。^[46]由此，德鲁克断言马克思的思想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资本主义在取得全面成功之后也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伴随社会的巨大变迁，工厂管理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工厂中的劳动主体已经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生产资料”已经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而是知识；创造财富的中心活动不是把资本用于生产，也不是“劳动”，而是将知识应用于工作、“生产力”和“技术创新”，这一切意味着传统工厂制度的终结。

在20世纪后半叶，社会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改变，知识在生产活动中的应用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工厂管理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这并没有证明马克思是错的，相反，马克思关于工厂管理本质在于劳动过程中的协作的思想，更显示出它的意义，因为，知识的应用强化了个体的作用和功能，在这一状况下，协作的必要性被凸显出来。至于在所谓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厂的劳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资本家与工人分离的现实并没有被消除，冲突依然存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突出。马克思的工厂管理制度及其创新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更证明了其正确性。然而，德鲁克的论断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思想认识的警示，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在面对和研究变化了的世界时，具有清醒和科学的认识，使马克思的理论能够在运用于现实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

小　结

资本主义社会分离所表现的社会冲突，是在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有其动力基础和一般机制。马克思排除了各种表观因素，把研究的视角集中于与生产力变化本身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其中机器大工业体现为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使用工具和制造产品的能力；自然资源的配置则体现为人们变革自然的能力；社会分工体现的是个人劳动方式的转变和管理生产活动的能力。这些能力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力的集中反映，是其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和赖以生存的基石，同时也是社会冲突最尖锐和最残酷、斗争最激烈的领域。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与社会冲突的相互关系的讨论中，把实践的生产劳动的观点贯彻始终，从而给出的是一个动态的处在时刻变化中的活灵活现的社会场景，而不是静止的呆板的画面。人的现实生存和实践活动的一般状况、社会冲突的多样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动力获取的手段及形式变换的过程跃然纸上。把实践的观点与基于人的现实的生存和劳动的立场，在具体的研究和表述过程中，转变为人对机器的驾驭以及机器对人的奴役，转变为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以及自然对人的报复，转变为人的职业的专门化和人所建立的工厂制度对劳动过程的管理以及管理过程对工人的压抑，不仅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从细微处具体刻画了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残酷现实，而且反映了这种冲突的实质，体现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冲突是“反映”的思想，是反省的和批判的。

马克思对机器作为推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发展动力的论述，把机器在生产活动中的运用看成是引发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一个主要因子，抓住了人类生产力进步的实质特征，抓住了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中的特点。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以更加丰富更加翔实更加突出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的深刻性和科学性。事实上，由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在人类生产以及各种人类事务中的广泛应用，所导致的社会冲突问题，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同样也超出马克思的想象。对于马克思来说，把机器大工业置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和社会冲突的核心动力，一方面是他对人类现实实践活动特征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对历史和现实社会认识中的具体运用，突出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解释功能和辩证理解社会现象的意义，体现出它对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冲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无限制地掠夺和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引发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认识，把对社会冲突的认识范围从人与人之间、利益集团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冲突，扩张到无任何价值立场的自然世界，甚至扩张到作为一般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存在，这对于科学认识社会冲突的现实、扩大其内涵、撇开一般社会层面的阶级对立和斗争、科学理解社会冲突的实质，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揭示了这种冲突的特征，而且指出了解决冲突的特定方式。马克思使用了合理的“物质变换”这个关键词，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机制中，在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人类变革自然的手段的现实背景下，那种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纯自然的无意义性，社会主体在自然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突出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突出了物质转换的现实必然性，这样，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是“合理”的。马克思藉此深入分析了人与自然真正关系的实质，提出了如何克服自然的异化问题，解决因自然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的方式，同时也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贪婪与非人道的本质。

社会分工、职业专门化和工厂制度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活动的另外一个特点。所谓人力资本这个概念马克思并没有使用过，而对于当今社会组织和管理来说，它已成为一个核心词汇。然而，马克思在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事实上包含了比之于今天人们赋予它的内容更多的东西，因为，马克思是在人的劳动及其方式的高度、在人的工作的基本特征的改变、在人的社会生活以及劳动管理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以及手段和目的的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社会分工、职业专门化和工厂制度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这一点，马克思给予充分的肯定，甚至把这种变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一种动力形式，作为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或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这种作为动力的因素中，却深深包含着尖锐的冲突和对立，包含着社会矛盾和社会政治的特殊规定性。马克思在这一方面的讨论中，体现出他对社会主体价值和作用的充分肯定和理解，体现出他对劳动者自身劳动方式变化的意义的认识，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在人的职业和生活方式变化中所具有的影响。

通过本章的讨论，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方面，社会冲突的多重根源更清晰地得到表现，展露出社会冲突的多样性特征，使我们能够把社会分离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内在地一致起来，深入理解社会冲突的本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强劲发展，资本主义以建立所谓信任制度来管理其政治、经济与文化，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保证它的根本目标的实现。在政治领域，通过建立三权分立的法律制度和全民普选的民主制度，形成了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体系。在经济领域，则以建立在财产私有基础上的货币、贸易、资本管理以及一般的市场规则等制度的形式，通过对功能理性的贯彻，来指导国家经济的运行。在文化领域，以倡导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借助内聚力来维护身份认同，主要以自我的道德修养、审美意识、善恶准则以及生活态度等，展现资本主义的文化品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政治与文化较之于封建主义来说，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进步的意义，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使马克思首先更加关注经济领域的问题，即资本世界的问题。因此，在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中，处在首要研究位置的是人的生活世界或“物质世界”。

当代经济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资本”和“资本家”是“资

【注释】

[1]Kostas Axelos，Alienation，Praxis，and Techne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6，P3.

[2]Cohen.G.A.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Expanded Edi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

[3]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4]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3页。

[10]Don Ihde.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From Garden to Earth，1990. P144.

[11]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12]Ellul Jacques.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Random House，1964，P14.

[13]J. Margolis:Political Morality under Radical Conditions，in Winner L.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v.9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72，P217.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9页。

[15]Lewis Mumford:Technic and Civilization，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INC，1934，P27.

[16]J.R.McNeill，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London，2000，P296-297.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18]［美］迈可尔•佩罗曼:《马克思、自然及其对中国可能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6期，第34页。

[19]Schmidt，A.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London，1973，P85.

[20]俞吾金:《当代哲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新思考》，《人文杂志》，2002 年第1期，第1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34页。

[24]李庆霞:《“现代性”批判的先声》，《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14页。

[25]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

[28]［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29]［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罗汉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页。

[30]［德］阿尔弗雷德•斯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页。

[33]张曙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4页。

[34]［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页。

[36]陈新夏:《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52页。

[39]Cohen.G.A.History，Labour，and Freedom:Themes from Marx，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2.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368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6页。

[42]Althusser I.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tuses.In: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New Left Books. 1971. P65.

[43]Hayek，F.A. Individualism and the Social Ord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P97.

[44]［美］弗雷德里克•W.泰勒:《科学管理原理》，1999年，北京:团结出版社，第9页。

[45]Mayo.E.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2nd edn，London:Routledge，1949.P35.

[46]Mayo.E.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2nd edn，London:Routledge，1949.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