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分离
社会”的美国与“病态社会”是同义词，其根本特征是技术力量首先主要用来为资产阶级的日常消费与军事等特殊消费服务；美国资本主义通过对国外民族的剥削，以及由于生产条件发达与人为垄断而获得超额利润的途径，把所带来的“好处”在国内进行差别极大的分配；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全部科学和人类知识完全成为资产阶级赢利与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1]在这样的社会中，无论是社会本身还是人本身，都存在着内在的否定因素，因而它与既成现状的肯定因素构成了两个方面。但是，现代工业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高生产、高消费的福利社会阶段，使以往一切对立的因素“一致”或“同化”了，于是只剩下维护现状的肯定方面，失去了内在的否定的方面。于是，人的内在的否定因素与外在强加的肯定因素，形成了巨大的分离，导致人的异化和生命的贬损，甚至陷入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心理、生理以至语言等领域的总体异化之中。
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出版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在这部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状况的著作中，贝尔指出:“我采用冲突理论解释暗藏于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矛盾。”[2]在导论中，贝尔使用了“领域的断裂”来表达其主题绪言，认为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状况表明，“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它的不同领域各有不同的模式，按照不同节奏变化，并且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3]。贝尔把整个社会分解成技术—经济体系、政治与文化三个领域，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而是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
社会的三个独立存在的领域，即技术—经济、政治与文化，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他们一方面处在密切的关联中，另一方面又处在断裂状态，构成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贝尔认为，这一框架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紧张局势的结构根源，它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和郑重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从以上矛盾中，我们可以洞察出许多潜伏的社会冲突，它们在意识形态上被称之为异化、非人化以及对权威的攻击，诸如此类。因此“断裂观念是分析研究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理论方法”。从贝尔的论断中可以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异化的社会，是分离的社会，因而，用分离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冲突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看到，100多年前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运行规律的基本看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客观存在的一般社会状况本身对社会的上层建筑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其社会本身就是各种存在要素以分离的形式而存在，关系紧张，冲突横生。因此，研究社会的冲突问题，从社会的分离入手，不仅体现出以社会存在为基点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立场，同样也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冲突的科学定义所要求的，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自然就应该首先从研究社会的分离入手。
第一节 商品与市场的分离
一、产品的市场效用
市场与“商品化”生产，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冲突表现最直接的领域，更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入口处。按照马克思的基本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生产活动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在根本上与此不同，其产品首先是为社会生产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中出卖才能表现出它的效用，因此，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商品而存在的。同样，工人的劳动也首先不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而是通过出卖劳动力，为他人生产商品以换取报酬。工人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没有支配权，资本家则既是产品的主人，同时也是劳动力的买主，劳动力使用权的主人，这是一种劳动分离的状况。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市场的无形作用和生产活动的商品化性质，劳动分离越来越被强化，人的劳动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以完全异化劳动的形式出现。英国学者吉登斯把这一点称作是马克思的“两种商品化理论”，认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点，马克思的其他理论都基于这一出发点。[4]
美国学者托马斯•K.麦克劳在《资本主义世纪》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是在1850年的时候，才作为社会主义的反义词出现。作为一种社会体制，资本主义“是围绕市场经济组织的，强调私有财产、企业机会、技术革新、崇尚合同、工资现金支付以及易于获得信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必然是可转让的，即可自由买卖”[5]。麦克劳关于资本主义的这一判断，其关键词是“市场经济”和“自由买卖”，这既是人们的共识，也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恒久性特征。
市场是以物易物或以买卖即交换为目的的聚集场所，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中占有支配地位。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理念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与先前社会中存在的市场有着本质区别，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被赋予了控制、调节和指导经济体系，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无形的手意味着市场经济是由市场自身进行控制、调节和引导的经济制度，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有序性，被赋予了这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而自我调节是指在市场上所有生产都是为了销售，所有的收入都来自销售所得。这样，生产的所有要素都有相应的市场，不仅有商品市场（包括服务业市场），还有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货币市场，等等。市场价格也分别体现为商品价格、工资、租金和利息。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然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市场的完全控制、调节和指导作用只是一个神话，市场的人为干预不仅必然存在，而且必须由政府来干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认识分歧，直到今天仍然是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其实，所谓“自由市场”被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政府通过不同的产品税、补贴、关税或直接的价格控制，在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价格调整。资本主义经济必定是市场经济，但市场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的调控，更不可能全然逃脱私有成分对价格的控制。
使用“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不只是一种认识的错误，而且是一种很深的意识形态的扭曲。“市场经济”这个词，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最少引起人们反对的资本主义特点的定义，并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制度性问题转移出去，即从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和工资劳动方面转移出去。通常也把“资本家”称为工业家、商人、企业家、股票经纪人，等等，而很少用资本家这个词，原因是资本家自己不喜欢被称为资本家，因为资本家通常和不劳而获、剥削等意义连在一起。其实，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就是资本家，用别的词来替代它们只能带来观念和思想的混淆。如果我们要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就必须从内涵方面去理解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而不能够使用替代的和模糊的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资本、资本的使用等最具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方面，深入到所要研究问题的内部。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认识，是从聚焦于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基本内涵开始的，因而，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或社会制度的认识，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马克思首先从市场构成的基本元素和资本主义生产入手来讨论问题，因而，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认识基础，在于揭示在市场中真正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引起冲突的根源是什么以及那些引发冲突的原因是如何通过市场起作用的，这就把认识引入到微观机制的层面，得出可信的而非空泛的结论。著名学者悉尼•胡克在其《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中认为“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但是，他必须从分析一个部分（它的最小的部分，经济上的细胞形态）——从分析商品的价值形态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不能看到这种经济上的细胞；这是埋置在一个巨大的结构中的”[6]。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的市场与商品化入手，从商品这个社会经济的最小细胞入手，探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及其中存在的尖锐的社会冲突事实。
产品只有在市场中出卖才表现出它的效用，首先意味着产品向商品的转化。在市场中进行交换或出卖的是商品，商品只有以交换为特征在市场上出卖才体现出它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就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了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具有使用价值，因为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7]
然而，商品是生产过程的产物，因此，理解它的性质，只有从作为自然规律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即从商品生产开始。汪晖在《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认为，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出发点，有两个原因:“第一，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性。例如，在中世纪，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在其上建立的各个生活领域，都以人身依附作为特征，劳动和产品都不必要采取任何一种和现实不同的幻想的形式，从而能够呈现为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第二，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在一种普遍的、典型的市场关系中计算，而不能在个别的交换关系中计算，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交换是一个扩展的交换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排除个别交换行为的要素。”[8]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9]
产品的市场效用，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概括为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其一是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它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其二是劳动本身转化为社会劳动，这是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起来的。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对立的形式上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取消了；其三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生产力、资本价值的增加同它的基础相矛盾，同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这两个矛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追求在于对商品的生产以及交换，目的在于集中生产资料。
产品的市场效用，体现出使产品的生产本身即劳动变成商品。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要生产这种劳动商品需要什么呢？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如果工资的市场价格超过了它的自然价格，那是由于被价值规律遇到供求关系波动后果的抵抗。但工资的最低额始终是工资市场价格趋向的中心”[10]。在资本主义社会，工资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间的对抗状况，并反映出这种对抗中力量的非均衡性，即工人的弱势性。
产品的市场效用，还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即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的本质就是生产资本，这是资本的首要特性。在资本生产资本的过程中，只有生产出剩余价值，才意味着生产出资本。这种为了增值和获取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即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这些努力是提高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有力杠杆，尽管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表现为归资本家所追加的财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柯尔斯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中的必要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发现，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一个“最杰出的”发现，[11]而在这个发现的背后，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剥削本性和潜在冲突。
产品的市场效用，也集中反映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效率。从马克思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在生产商品上是有效率的。它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它现在正在进行的生产，存在着过剩的生产能力，因此导致了许多工人的失业。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失业是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特点。面对困境，资产阶级必须刺激有效需求，包括扩大私人消费、增加私人投资和政府支出。健康的市场总是依赖于投资者的信心和活力，依赖于社会消费，这里就涉及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即劳动者的工资问题。工资既是生产的成本，也是促进有效需求的关键。资本主义企业总是致力于降低成本，扩展市场，开发新产品。就降低成本来说，资本家总是试图降低工资的总量，这样就带来影响产品生产效率的问题。如果平均工资下降，总需求就会下降，如果对低工资的追求导致了资本的运动，则平均工资和总需求就都会下降，生产乃至就业就都会下降。事实上，对低工资的追求决定了资本的运动，从而导致工资下降了，收入降低了，社会购买力也随之下降，市场疲软，生产的效率自然降低，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很可能导致生产停滞和总体经济恶化，从而把劳动者推到失业和进一步贫困的境地，引发不可控制的和更加频繁发生的社会冲突。
从如上讨论可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把产品转变为商品的活动中，并不是简单地把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或交易，而是以商品在市场上所表现出的效用为准绳来引导生产。生产活动一旦开始进行，它内在所拥有的特征就充分显现出来，包含产品向商品转变的可能性、生产活动的组织、对劳动者的雇佣、原材料的控制以及作为剩余价值的赢利，等等。这里不仅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关系和生产过程的诸多因素，而且包含了社会矛盾的诸多方面和社会冲突与对立的诸多形式。因此，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意义，对于透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意义，在产品向商品的转变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二、商品的市场需求与竞争
商品生产的前提是市场需求与竞争。
对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型的思想来说，商品在市场中的交换，是一种理性的竞争。由于自由市场提供了一套合理的规则，具有内在的能使商品进行自主配置的能力，从而使商品交换和竞争处在市场秩序允许的范围内，这是因为自由市场模型假定市场中的个人是理性的个人，个人行为是建立在追求私利的最大化，但市场本身却受到需求的限制，所以，尽管资本家具有无限的欲望，但面对市场却不得不做出理性的选择，这样基于市场的限制就形成了对产品和劳务的限制。生产者在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过程中，对货品和劳务的供应有着来自于市场的最大限度。市场的需求与供应决定了商品价格，从而使市场成为理性的场所。基于自由市场的理论模型，货品和劳务的供求不仅能达至均衡，社会上资源的配置更可自然到达最有效率的结构，因此，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自由。由于市场中的每一个人都天生具有寻利的倾向，更因为存在着比较利益，所以，在市场中交易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利，因此，市场的存在真正体现着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等。
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缺少对市场本性的真正了解，忽视了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对其秩序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完全没有看到在市场的背后，存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内在矛盾和问题，即产品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商品和市场并不是内在统一的，而是分离的，这由资本主义生产本性所决定。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在市场中的供需和竞争，从一开始就戴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面具，并不具有理性的约束力，而是处在危机四伏的状态，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市场之外。就此而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思想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与竞争，资本家必需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资本家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不仅购买劳动力，而且组织产品的生产，而工人必须出卖劳动。由于劳动者的唯一财产是自己的劳动力，唯一所有权是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其他财产都成了资本家的财产，成了劳动者的非财产。因此，“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12]。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在市场中，供给和需求使生产和消费互相接触，而生产和消费是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因此，供给的产品本来并没有效用，它的效用是由消费者确定的。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和原料、工人的工资等一切生产费用进行交换。因此，在生产者的心目中，产品代表交换价值的某种总和。正是商品的市场需求，体现出生产的实际意义，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也由此建立起来。
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所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商品所有者只有使他们的商品同任何其他一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使他们的商品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交换扩大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商品交换的场所是市场，商品正是通过金融市场、大众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工业市场，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表现出来。[13]因此，市场对商品的生产以交换为方式起到抑制和推进作用。不仅如此，甚至需求也被交换价值所决定。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只有在掌握交换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而这些交换手段本身也是产品，也是交换价值。因此，在供给和需求中，一切经济关系或交换关系，只是使消费者和消费品互相接触所必要的一种仪式，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是某种生产的关系，即某种生产力水平的表现形式和某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现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物和一切人的价值都潜藏在他/它的可交换性，或者说交换的潜质上。交换不仅成为有用性的标志，而且成为现实的被尊重和被重视的原因，而在交换中真正起作用的却是使用价值。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生产商品就是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社会分工的状况。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因为只有分工才是促使产品商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否则，生产的产品将难以商品化，难以顺利地实现交换。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被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与商品，以便购买和消费”。[14]
由于商品只有作为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此，商品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而充当等价物的商品总是某种有用的、具体劳动的产品，因此，这种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
在商品的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具有相同意义的人的劳动。价值表现的秘密在于“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牢固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15]。这是一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它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
由于在市场中进行交换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确定的，因此，为了揭示市场竞争的秘密，马克思对劳动时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研究，认为工人在劳动中所用劳动日的价值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但是，要使用这种尺度，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而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争。
市场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的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的劳动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的劳动是等值的。只有数量决定一切，这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只说明了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商品，劳动的载体是工人，工人是这种特殊商品的“活”的器官。
由于竞争使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资本家都企图尽可能地以高价出售商品，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通过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才得以互相抵消。马克思认为，“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16]。显然，商品的交换过程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竞争，而在本质上则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连续的甚至是加强的过程。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关系的研究，所欲揭示的是商品中所蕴涵的劳动的一般性质，以便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规定。这种研究是“从一种研究方法向另一种研究方法的过渡，内在地构成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著作的基础”[17]。这里所说的一种研究方法，是指马克思的商品劳动所体现的经济关系；而另一种研究方法则是指社会关系。事实上，马克思的讨论是从提请人们考虑两种商品的等价性意义开始，借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同一性。
商品的市场需求与竞争也决定着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商品生产是一种利用技术手段变自然物为人工制造物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由于商品的交换意义，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以人对对象世界的支配为前提。尽管商品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或表现，但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生产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生产活动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人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人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人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然而，人的这种服从受人的有目的的意志支配的，同时还受到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支配。马克思认为，人为了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在商品中，他必须首先把它表现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在能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中。[18]因此，资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具体而一定的物品。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即资本家在组织生产和雇佣工人生产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发掘工人的潜力，尽可能地从对象世界中索取资源，以满足市场的需要与竞争，于是，在客观上不仅造成了资本家与工人关系的紧张，同时也造成了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紧张。
从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需求与竞争关系的思想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活动，是占有自然物的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资本家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和适应市场的竞争，一方面从市场中雇佣工人，提高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商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尽力去占有生产资料，提高物化对象世界的能力，获得丰厚的利益回报。工人不仅在资本家的监督下生产，而且他的产品属于资本家。
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意味着把劳动本身当做了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中。这样，市场中商品的需求与竞争，就变成了对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占有的竞争，变成了资本家与工人以及资本家与资本家的对立关系以及人与对象世界的竞争与角逐。很显然，这种竞争必然会以对立和冲突的面貌在商品的市场交换中显现出来，导致商品与市场的更大程度上的分离，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只是一个神话，而冲突和趋于无序则是必然，因此，在这样的市场中，具有最大自由的是大资本家，工人则在别人的自由外观掩盖下遭受最大的奴役。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现实的商品生产的实践活动，事实上承载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演化过程，体现出商品与市场的分离状况。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甚至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来。
三、商品拜物教
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表明，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而是来源于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总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就取得了社会的形式。劳动产品一旦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形式。
通过对使用价值、价值以及必要劳动时间内涵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商品形式的奥秘，认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9]。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认为，“在商品世界里，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20]。这就是说，商品所呈现的物与物的对立，实际上是人与对象世界发生关系的能力，个体的能力、个体被组织化的能力以及人的需求与欲望能否实现的问题，因此，商品所呈现的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对立。对于马克思把商品所有者的关系看成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认识，阿尔都塞给出了有启发性的评价，即它“似乎同人类历史上一个特殊时代的本质联系起来了”，毫无疑问，这个特殊的时代就是资本主义的时代。
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拜物教特征，内在地反映着商品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质。因为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的时候，这就是说，产品生产中资本家所着眼的并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它的交换价值。因此，从生产活动一开始，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就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
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特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而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和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即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必须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
由此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体现为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因此，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不仅是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做商品，从而当做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劳动的二重性既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对立与冲突的关系，又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分工与整合的必要性。商品拜物教正是由于劳动二重性的这种复杂性，才得以合理而合法地隐藏了它的本来面目，即“维护和肯定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物役性”[21]。
掩盖在劳动二重性的复杂性下面的商品拜物教反映的是通过对商品的垄断而对所有权的强化，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占有规律则暗含着工人遭受奴役和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根源，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内在矛盾的一个秘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价值规律，掩盖了工人和资本家冲突的根源，表面上的公平暗藏了问题的实质。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资本家在扩大商品生产的过程中，既扩大了被剥削者的数量，强化了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巩固了其社会地位，也扩大了资本家的直接和间接统治。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就在于资本家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于对利益的无节制的追求。
第二节 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
一、人的双重社会生活
商品与市场分离的实质其实是所有权和劳动过程分离的表象，因此，对商品与市场分离实质的更深入的认识，需要从所有权和劳动过程分离的进一步分析中加以说明，从人的社会存在的分离中加以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是人的现实的异化存在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实际上过着双重的社会生活。他不仅在思想与意识中，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在人的共同体社会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在市民社会中的生活，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在市民社会，人是没有真实性的现象；而在国家中，人失去了实实在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正是人的这种双重生活，使人自身同作为社会整体的其他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就归结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世俗分裂。具体来说，这种分裂表现为宗教信仰和公民的差别，商人和公民、活的个人和公民之间的差别，表现为国家和它的前提的冲突，以及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22]可以这样看，马克思在人的双重社会生活的尖锐对立中看到了社会冲突的社会根源。
人的双重社会生活所展现的资本主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尖锐冲突，人的本质在宗教世界的虚假实现所形成的现实与理想的巨大矛盾，在人的劳动异化中以更尖锐、真实、彻底的形式展现出来。由于人的本质体现为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和生产着人的社会联系与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生活、享受和自己的财富。
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而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抽象概念的人，是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体现人的各种联系的。在一个人的双重社会存在的环境中，人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巨大的社会矛盾和人的异质的社会存在，使人在不得不进行的生产劳动中面对异常强大的社会压力。人的异化的存在与强大的社会压力，形成人与人现实的、满足需求的、掠夺的和权力相争的冲突状况。
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状态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民社会，所有权和劳动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主要表现为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相互分离。对于实际从事生产的工人来说，他除了以出卖自己的体力或技能赚取工资以获得生存可能性之外，一无所有；而资本家则是一切权力的拥有者，因为他拥有资本和地产。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中指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23]，而胜利者必定是资本家。资本家的联合是很通常而且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但工人的劳动却不能摆脱这种分离。因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工人不仅要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要为谋求工作而抗争。这就是说，在劳动时，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表现出来。在劳动活动中表现出的这种差别，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存在状态，进而成为劳动者和资本、地产拥有者的对立，社会的冲突和对抗性斗争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凸现出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生产者同生产总过程的分离，劳动过程被肢解为不考虑工人的人的特性的一部分，社会被分裂为无计划和无联系盲目生产的个人，等等，这一切也必定深刻地影响资本主义的思想”[24]。确实，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各种分离，马克思把它们看成是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基本状况，这正是马克思研究问题的前提，也是我们分析马克思思想必须面对的前提。
马克思正是从整体的视角出发认识到，在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时，那么工人所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阶级所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更为深重的苦难。当社会财富处于增进状态时，看上去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其实工人遭受的苦难更大。这时，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社会对立程度会更加激烈。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社会财富日益增进的状态即国家资本和收入增长的状态，实质是劳动异化被强化了的状态，这包括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随着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被剥夺，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
其次，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增加了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了分工，而分工又增加了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
第三，工人的竞争。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
第四，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在福利增长的社会中，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行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这样一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资本的积聚就会增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就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由于这样增加，部分地又要经受工资降低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资本家由于人数减少，他们为争夺工人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于人数增加，彼此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因此，工人中的一部分人必然陷于行乞或饿死的境地，正像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一样。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
第五，追求财富。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各种竞争的加剧，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待遇，而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催生了资本家般的发财欲望，这时，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且导致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因而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同样，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化；分工不仅导致人与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与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工人相对抗。正像资本的积累增加工业的数量，从而增加工人的数量一样，由于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生产出更大量的产品，于是发生生产过剩，其结果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就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最低限度。
马克思在作了如上五点分析以后得出“那种表观上看起来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长的社会，这种正在增长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工人的处境会是最悲惨的”[25]。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时，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极低。这时，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以致工资缩减到仅够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达到饱和，所以这个人数不能再增加了，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因此，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如果按照斯密的看法，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社会，那么，社会最富裕的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痛苦，这样的社会就是最痛苦的社会，就是社会冲突和对立最大的社会。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在发生于20—21世纪的多次资本主义危机中突出地表现出来，我们不妨通过如下的事实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状况。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作者阿尔贝尔在描绘当代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冲突状况时说，1990年岁末，纽约的新市长大卫•廷根斯为了减少市预算的巨额赤宇，不得不从1991年夏季开始，解雇30 000名市府雇员，其中，包括4000名教师，占正式雇员的10%。他下令关闭所有公共厕所、所有戒毒所（而纽约700万居民中就有50万吸毒者）和大多数为80 000无家可归者建立的收留所。而取消纽约中央公园的动物园、近30个公共游泳池，就更不在话下了。更不用说，尽管犯罪率不断增高，城市照明却将减少三分之一，家庭垃圾回收处理暂时停止已将近一年了。几乎所有美国大城市的状况都大致如此。[26]社会的失业、吸毒、流浪、犯罪等，显示出普通劳动者在当代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的真实状况。
施韦卡特在《超越资本主义》中对此也有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绝大多数贫穷的成年人都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他们失业或在最低工资的岗位上工作。贫穷不仅带来肉体的饥饿还带来内心的饥饿。营养不良、无家可归，痛苦和疾病缠身。肿胀的肚子，疼痛并要烂掉却得不到医治的牙齿，疾病折磨着虚弱的身体。因为付不起房租，你被赶出你的住房，那会是什么感觉？你的孩子们将怎么看你？当你的孩子因饥饿啼哭或者因疾病啼哭，你知道能够治好，却因无钱支付医疗费而眼睁睁地束手无策，那将是怎样一种情景？美国早就宣称已经在法律上赋予了人人平等的地位，精英领导制度带来社会的普遍富裕，然而，它却对人性有严重的损害。当贫困变得不可忍受的时候，它不仅毁掉了贫困者的躯体，也毁掉了自尊。施韦卡特说“如果你寻求在酒精、烈性毒品和其他能减轻痛苦的化学物品中解脱自己，那还有什么奇怪吗？你被毒品所诱惑那有什么奇怪？因为不管多么虚幻，那是你仅有的机会——做你的挣大钱的幸福梦，当然你可能会进监狱，但这又有什么？里面的世界与外部世界没什么不同。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从不到1000点超过了10 000点，而监狱犯人总数已经增了四倍。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现在已经容纳了全世界在押犯人总数的令人震惊的25%，大约有200万成年人。[27]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增大了自然产品的价值，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分工提高了劳动的生产力，增进了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发展，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劳动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疯狂竞赛中去，而跟着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猛烈的生产衰落。这时，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由此看来，贫困正是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社会最富裕状态的实现是市民社会的目的和理想，但对工人说来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是“有特权的和闲散的神仙”，处处对工人占上风，并对他发号施令，但劳动者却沦为乞丐。这就表明，感性社会的分裂是社会权利的起源基础，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则从个人的感性存在中异化出去，成为其存在方式本身中要求人与人彼此限制乃至彼此对抗的一种类力量。这种类力量虽然仍是个人感性活动的产物，但却是在这些活动之特定的交往方式中凝聚起来的力量。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这种凝聚方式，使他成为一种支配着每一个个人的感性存在的外部力量。[28]
三、劳动异化对人本质的扭曲
一切都源于劳动的异化性，源于劳动过程中人的存在本质的扭曲。
《马克思》一书的作者温迪•林恩•李认为，异化劳动对马克思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人是类存在物，异化构成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与自然的关系的特征”[29]。对于劳动异化引发社会冲突的现实，马克思提示人们要认清楚私有制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之间，等等，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30]对于这种本质联系，马克思从劳动的结果和行为方面深化了对它的本性的理解。他看到，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因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劳动，而成为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则表现为异化、外化。
作为人生存基础的外部世界在异化劳动中变成人的异己存在。当自然界被纳入人的生存的范围中的时候，自然界就变成生产的对象，人的劳动的对象。而人的异化劳动就使得自然界成为异己的、外化的力量，成了人的敌对的存在，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这是因为:异化劳动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它也把人自己的本质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破坏了生产的全面性，不仅使人与自然相对立，而且也使人与人自身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相对立，使人具有“单向度”的特征。
马克思认为，在劳动的行为或生产活动方面，也同样表现出异化或外化。因为“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31]。它表现出三种特征，其一，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其二，工人在劳动中是不自在的，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性劳动；其三，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马克思自己从异化劳动的两个方面的分析中得到的结论是，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对象这个异己的与他自己敌对的世界的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是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32]
由于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相分离的，因此，在劳动产品中和劳动过程中，劳动的异化或外化，把劳动者推向远离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存在，从而成为社会的异己力量，成为社会冲突的否定性的因素。这种力量越强大，社会冲突程度就越加剧，冲突的形式就越多样。这样，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市民社会生活的本源性分裂，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异化，并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的真正根源。[33]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不仅导致特定工作组织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冲突与对立，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二元对立或多元分离。这种分离如同一个毒瘤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扩散到整个资本主义机体的全身。早期的资本主义机体中就存在分离，几百年来，资产阶级一直试图救治，然而，不仅没有取得成功，而且让这种分离扩散了。如前所述，贝尔在撰写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他看到美国社会是一个分离的社会，并以此为切入口，剖析美国社会的冲突现实。法国思想家阿尔贝尔在20世纪90年代撰写《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时，看到了同样的或者更强烈的美国社会的分离状态，阿尔贝尔说，这既让人惊异，又让人担忧。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美国社会的二元对立，构成许多西方世界作者笔下的主要主题，反映出现代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分离的尖锐性和普遍性，概括地看，分离存在于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于名牌大学与残缺不全的教育体系之间、存在于超现代化的医院或诊疗所与既昂贵又破旧的医疗基础设施之间等等领域，而在使美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往往与国防预算相关联的尖端产业与其他许多落后的产业部门之间的分离，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社会分离的结果是近10年来穷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它占到美国全国人口的17%，甚至有人认为实际上穷人占美国人口的20%，创造了工业化国家的最高纪录，这些统计还不包括越来越多的地下移民。社会分离的另一结果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达到如此程度:美国的250万富人在1990年的收入实际上将等于一亿底层美国人收入的总和。可以想象到，如果说社会分离实际上就意味着社会冲突的话，现代美国社会是一个社会冲突多么强烈的社会。
阿尔贝尔认识到，所谓二元对立实际上表明在一个注定会成为“两个发展速度”的社会里存在的分裂、实际隔离和“经济种族歧视”。[34]在这个分离的社会里，不同阶层的居民就像生活在相互间逐年远离的不同星球上。事实上，无论贝尔还是阿尔贝尔的描述和分析，其实不过是重新表达了马克思在19世纪已经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分离问题，只不过在所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状况愈演愈烈而已。阿尔贝尔也明确地讲到这一点，认为这种二元对立自然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紧张，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扩散性的阶级斗争，一种财富的拥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与对立。学校病了、医院病了、民主也病了，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病态的社会，如同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那样。
第三节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www.xing528.com)
一、城市扩张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劳动分离不仅体现在一般社会分工中，而且也体现在城乡对立中。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35]历史地看，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推进商业和工业的进步，城市从乡村中分离出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城乡对立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必然性，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可以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史。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中，城市的出现和扩大，首先推进了农业与工业的分离，催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即“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在城市中，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乡村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孤立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资本和地产分离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是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典型形式。
对于城市发展的过程以及相伴而生的社会冲突状况，马克思同样运用了他所擅长并推崇的历史分析方法做了考察，关注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马克思首先关注了商人阶层从社会人群中的分化。他认为，城市的扩张推进了城市中的社会分工，而分工的进一步扩大首先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最初是在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城市里继承下来的，并很快地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这种可能之所以能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社会治安状况、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的发展程度。随着商业来往集中在特殊阶级的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商业贸易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立即产生了相互作用。
马克思也看到了市民中各阶层的形成。在城市中，资本家阶层、工人阶层和作为中间阶层的一般市民，他们都处在生存竞争的状态中，从而形成了真正的市民社会。马克思也关注了城市中内城与外城以及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分离。在马克思看来，经过中世纪的漫长发展，产生了各城市间的广泛联系，那些对于市民中各阶层的人来说都是共同的条件现在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对立和利益，一般说来也就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资产阶级也就发展了自己。
从对城市社会分工的历史分析中，马克思得到了如下结论: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他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各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早已确定了的，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决定他们的个人命运，使他们受阶级支配。
随着城市从农村中分离出来，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这是理解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阶层之间的边界是通过多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包括城乡中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不同生产条件的差别以及多种社会行业的定型。随着阶层的出现，区域之间的贫富差别也凸显出来，社会财富开始在区域间重新流动和在群体间以不同方式集聚，群体间的收入差别也越拉越大。城乡的分离也意味着资源配置机制的改变，有些人和有些群体，利用了偶然的机遇和条件，开始迅速地占有资源，甚至暴富，另一些人则丧失了资源或者原本就没有资源，因此，失去了从社会得到财富的可能性，走向越来越大的贫困，因而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剥削，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城乡的差别问题或分离问题，是任何社会组织形式本身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甚至在已经高度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城乡的对立和差别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冲突问题。我们看到，在英国文化学家威廉斯于1973年出版的《乡村和城市》一书中，对当代英国以及美国的城乡分离问题作了众多描述，认为尽管英国和美国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了，但城乡差别和对立仍然存在，甚至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的对立越来越大了。他把这样的对立称为异质文化的冲突。[36]我们虽然并不赞同威廉斯对城乡对立关系的这种判断，但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把城乡分离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凸显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二、城市之间的竞争与世界贸易
城市中社会分工的差别也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表现出来，而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生产部门的产生。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在城市之间交流，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快速地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据着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城市中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的历史前提，是同其他城市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同时还受到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的制约。资本开始积聚到个别人手里，一部分积聚到行会中，一部分积聚到商人手里。那种一开始就和机器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过去农民为了自己必需的衣着而顺便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织布业是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而且一直是其中的主要行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着用布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并受到商业逐渐扩大的刺激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过去的生产形式。除了一直为了自身需要而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供应整个国内市场，而且大部分还供给国外市场。
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工场手工业又动员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甚至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自此以后商业便具有政治意义。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的关系是一种宗法关系；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欧洲，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和大量金银，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使市场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助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
城市中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产生了大资产阶级。工人和集中在行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现在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统治。商业和航运使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的斗争，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虽然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归根到底竞争者们的斗争还是靠战争来进行和解决。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据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即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英国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动力，它催生了大工业。
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它不仅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而且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使分工丧失了自然的性质，使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变成了金钱关系。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彻底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城乡分离、城市扩大以及城市间的竞争中，直接引申出资本主义贸易的世界性，从而形成了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思想，这样，就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别形式的研究转化为对它的一般存在形式的研究，把社会冲突的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城市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实现的。资产阶级通过扩大人的交往关系和发展人的生产力等手段，首先推进了本国范围内的城市发展，从而由国内贸易进入世界贸易，逐渐冲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原有的孤立和封闭状态，使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显然，在世界市场和贸易的进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显示出其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而且建立起新的世界关系，[37]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承载了自己意愿的世界，一个看上去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
对于这个看上去一体化世界的出现，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较为清晰的论述，认为随着各种分散的力量被集中，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会在各方面相互往来和依赖，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成果，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他也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内在地关联起来。在马克思产生世界历史的思想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所谓“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了，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甚至用了“陈词滥调”这个词来形象地说明这种状况。赫尔德认为，全球化反映了一种广泛的认识，即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影响。[38]当前，关于全球化的学术论文几乎是浩如烟海，真实地反映了所谓一体化时代的状况。
然而，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具有世界历史特征的世界，在本质上却是一个分离的世界，对此，马克思已经结合19世纪中叶以前的情况做了多方面的讨论。就当前的状况来说，一体化世界的外在表现却暗含着史无前例的全球分裂的内在实质，美国作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的著作中，从7个方面做了深入分析，包括失业、农民的破产、贫困、政治犯、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殖民地、依附和剥削、文化帝国主义等。[39]斯塔夫里亚诺斯在这些全球性的社会分离中，看到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冲突，比较真实地显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从城乡分离到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的社会冲突问题，用事实表明，“冲突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40]，也为马克思关于城乡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重要方面提供了最新的佐证。
对于马克思来说，他通过对城乡分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分析，得出了一个重要的逻辑推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③。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了土地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农业中的情况也是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表现为生产者殉难的历史，劳动资料表现为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弱化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也是以劳动力本身的衰退为代价的。
从马克思的分析和推论中不难看出，在私有制的统治下，在城市扩大和大工业兴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是片面发展了的生产力，对大多数人尤其是工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对于自然对象来说，也构成了破坏。同时，在这样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许多方面也根本得不到有效利用。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大工业在创造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它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同时也使劳动本身成为更加异化的人类行为，与人的本质存在更加背离。
小 结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离状况入手，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概括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分离状况。一方面，在现象层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紧张局面，看到了社会冲突的客观性、事实存在的多样性和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另一方面，也为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社会冲突的本质特征和建构系统化的冲突理论找到了切实可行的逻辑起点。对资本主义社会因社会分离而形成的冲突现实，对把理性运用于分析和理解社会冲突的内在规定，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因而，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来看社会冲突，来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离状况，马克思聚焦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生产，由此切入了分析社会冲突的主题。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其前提是生产力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世界市场的形成，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表明，生产资料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的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巨大发展不仅同它的基础相矛盾，同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而且激化了普遍的冲突。
在商品生产中，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是获取剩余价值，因此，以交换为特征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上出卖才具有效用，对商品的需求和生产由交换价值来决定。这种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劳动力的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此，劳动过程中存在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一开始就戴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面具。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它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一切都为交换而进行。
劳动本身成为商品被买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现象，商品竞争以经济关系蕴涵人的社会关系，劳动的商品化使商品所有者在社会中独占统治地位，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从而揭示出商品生产与社会冲突的内在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劳动产品表征的物物关系使资本主义成为商品拜物教社会，商品所呈现的物与物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人与人的对立。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使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劳动的二重性不仅体现在商品生产中，也体现在它的流通中，其实质是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内在矛盾的一个秘密，是工人遭受奴役和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秘密。正是商品生产为资本家获得资本和赚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条件，因此，商品生产中的冲突和对立，必然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以更具体、更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分离状况的分析中，马克思同样也深入到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的集中化和规模化，城市大大扩张了，城市和乡村的巨大而快速的分离，在人的生活方式方面表现出史无前例的改变，由此引发的从农民向工人的转变过程、从农村向城市的转换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推进了更残酷的社会对立和冲突。市民社会中一切可见的或无形的冲突形式，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以及劳动和工作方式的变化，都对人的生活世界发生根本性的影响，这一切均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主题，这一主题并不因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而有所改变。英国学者雷斯曼在描述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时认为，“非个性化、无名化、孤独、疏远、孤立，这些都是货币化、城市化、多元化、剧烈的变迁和科层组织的副产品”[42]，一句话，都是资本主义现实的表现。
社会分离作为客观存在和冲突理论的逻辑起点，引导了对冲突问题的深入研究，这涉及冲突产生的动力源泉、社会的信用机制、控制制度以及人如何才能从冲突和异化的状态中走出，过一种自由的完全属于人的生活。这些内容是基于社会分离这一逻辑基点的自然展开，是我们在后面几章要讨论的内容。
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奇迹，且不说它的社会分离状况和社会矛盾是空前的，它的成长以及进步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现实状况，思想家们从不同理念和视角给出解释。著名学者韦伯把资本主义的奇迹归因于新教伦理的产生与作用，认为正是激进的新教徒的宗教信仰帮助造就了成功的资本主义者的态度，从而促进了工业革命。《保守资本主义》的作者雷斯曼则认为，“所有权、市场、个体主义、唯理主义、扩张成性——这五个特征界定了资本主义的本质”[43]。其中所有权、市场和与此相关联的商品和货币是根本性力量。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与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必然要在社会组织形式上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因而，资本主义自身处在不断转型和变化之中，这是它具有生命力的基
【注释】
[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l页。
[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1978年再版前言，第26页。
[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6页。
[4]［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5]［美］托马斯•K.麦克劳:《资本主义世纪》，韩冰译，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6]［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8]汪晖:《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见许宝强等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4—95页。
[11]［德］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134页。
[13]陈新汉:《市场经济与社会经济价值观》，见李鹏程等编:《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与价值》，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4]Jeal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M］. Telos Press，1981.P20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7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5—996页。
[17]［德］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8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
[21]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24]［匈牙利］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26]［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27]［美］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宋萌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28]王德峰:《社会权利的性质与起源》，《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第21—22页。
[29]［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陈文庆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33]李庆霞:《“现代性”批判的先声》，《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13页。
[34]［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57页。
[36]Ra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98.
[37]丰子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38]［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9]［美］L.S.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页。
[40]［英］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王澄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
[42]［英］大卫•雷斯曼:《保守资本主义》，吴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43]［英］大卫•雷斯曼:《保守资本主义》，吴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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