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权的衰微与帝国主权范式的出现

三、现代主权的衰微和帝国主权范式的出现

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与其外在逻辑在本质上是互补的，欧洲民族国家现代性危机的调和是以其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野蛮统治为补充的。“现代性危机从一开始就同种族征服和殖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自己的内部，民族国家及其相伴而生的意识形态结构不停地创造出、再生产出纯净的人民；在外部，民族国家则是一部制造他者、创造出种族差异、划定疆界的机器，它支持主权的现代主体。”^[21]

殖民主权是试图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不充分的尝试。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扩张并没有给殖民地带来拯救的福音；相反，殖民主义者所犯下的野蛮罪行导致了许多生命和文明的毁灭。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又不同程度地借助曾经鼓舞其压迫者革命精神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掀起了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非殖民化斗争更加高涨，殖民主权土崩瓦解，现代主权也随之开始衰微。

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发展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后现代主义者不断回到徘徊不去的启蒙的影响中，对现代性的二分逻辑及其所创造的二元对立的现代主权世界发动猛烈批判。“现代主权的世界是一个二元论世界，它分裂为一系列二元对立：自我和他者、白人和黑人、内部和外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后现代主义思想所挑战的正是现代性的二分逻辑，它为那些同父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作斗争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2]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表现了某种和近现代哲学截然相反的特性，它对近现代哲学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本质主义、主体中心主义、人道主义、普遍性等毫不留情地予以摧毁、破坏、颠覆和解构，主张以差异、碎片、边缘、流动、不确定性、特殊性来对抗同一、整体、中心、确定性、普遍性。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后现代主义表面上是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挑战，但准确地说，“后现代主义挑战的不是全部启蒙和现代性，而是现代主权传统”^[23]。现代性的第一个传统是发现和弘扬内在性，颂扬个性和差异；现代性的第二个传统则是通过建立二元论来控制第一种传统中的乌托邦力量，并最终以现代主权概念的确立来求得暂时的解决。所以，当后现代主义反对抬高理性的普遍性来维护欧洲白人霸权的启蒙和现代性时，它实际上反对的是现代性的第二种传统。后现代主义的矛头指向的是极权主义、统一化话语、殖民主义、权力结构、现代主权和现代民族国家。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动，民族国家的主权日渐衰落，国家的疆界已经被超越，差异在资本的驱动下到处滋生。“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所珍视的许多概念在现今流行的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形态中得到绝佳的响应。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一直就是出色的反基础论、反本质论话语。流通、流动性、多样性和混杂一直就是它的可能条件。贸易把各种差异汇聚一块，而且越多越好。在世界市场中，差异（商品的、人口的、文化的，等等）似乎在无限繁生，给固定分界最沉重的打击：随着差异的无限裂生，它淹没了任何二元划分。”^[24]后现代主义思维强调差异和混杂，颂扬风格和仿像，沉醉于新潮和时尚，所有这些恰恰反映了理想的资本主义的商品消费计划。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简直就成了全球资本运营的逻辑”^[25]。另外，跨国公司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促进了一种多元管理、容纳差异的模式，这也表现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www.xing528.com)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反映或追溯世界市场扩展和主权形式的转变过程的重要结果。这些理论指向了帝国，但却以一种含糊不清和混乱不堪的方式指出的，它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中所包含的典型跳跃。”^[26]从整体上说，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没有看到其所批判的对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理论所要追求的差异性实际上已经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特征，它们所批判的现代主权已经不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其批判已经失去了意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将走入死胡同”^[27]。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虽然现代对现代性的二元性的批判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这一批判传统的立足点却是典型的现代式的。它处在危机的临界点，故而既在现代之内，又在现代之外。在向着帝国的转变过程中，边界地带已不再存在，故而现代批判策略也不再有效。”^[28]他们认为，对现代性批判的众多学者，无论是福柯，还是现代政治理论的三个代表性人物，马基雅维里、斯宾诺莎、马克思，都最终未能突破现代性本身，其批判的重心都是落在内与外的边界上。福柯虽然有些不同，试图超越非内即外的选择，但他却在内外的边界上停了下来。而马基雅维里、斯宾诺莎、马克思则试图寻找外部的内部，创造出一个外部、一个解放的空间。然而，即使是在外部的最极端、最激进的追寻中，内部仍被作为基础，有时作为负面的基础。

在现代主权形式向帝国主权形式的转变中，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正越来越模糊。在帝国中，公民秩序与自然界秩序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所有的自然都不再视为独立于人为的公民秩序之外而存在，一切力量和现想都是人工的，自然也是人化自然。其次，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在消退。“公共空间的私人化程度已如此之高，以至于再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内部与外界间的辩证关系来理解社会组织已毫无意义了。”^[29]最后，“军事意义的外界也不再存在。”^[30]一切冲突和战争都是内部事务，对外武装力量和对内武装力量在任务上的区分也越来越模糊了。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的空间是连续平滑的，它看上去已经摆脱了现代性边界所造成的分裂和沟壑。“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界定明确的危机已让位于帝国世界中无处不在的危机。在帝国平滑连续的空间中，权力没有确定的场所，它既无迹可寻，又无处不在。帝国是一幅开放的风景画，或者实际上是一个非场所（nonplace）。”^[31]

因此，现代性危机的新特征，或者说帝国危机的新特征决定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要采取新的策略。帝国主权形式的新特征，使民族—国家条件下对现代性矛盾的暂时解决（虽然毋宁说不过是对矛盾的抑制）已经变得无效，再也没法把现代性矛盾捂住、掩盖和遮蔽。铁幕已经揭开，事情的发展似乎又回到起点，但这却是一个更高的起点。在激烈的全球化形势下，面对现代性内在性的这股可以毁灭自身的冲动和盲目的力量，面对现代性这匹失缰的野马，人类将何去何从？历史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