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挑战与社会民主主义危机解决

一、时代的挑战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

自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到90年代，以前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获得胜利的必要制度已经瓦解：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国有化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无所建树，福利国家资金紧张，传统的政治制度受到质疑。‘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走到了尽头。”^[83]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都对英国工党和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挑战，迫使它们重新思考原来的目标，重新制定新的政治纲领，寻找新的出路。

第一，社会民主主义目标与现实的矛盾。英国工党于1900年2月由职工大会（即总工会）发起创立，初称劳工代表委员会，由隶属于职工大会的工会组织和费边社、独立工党以及社会民主联盟组成。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而不是革命、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工党党章第四条，被视为工党存在的基石和象征，主张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国有化，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消除一切压迫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实现人的解放。工党的这一目标起初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很快就引起了党内争议并成了实践的负担，特别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纷纷上台执政之时，纲领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最终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却采取改良政策的零星补缀技术，他们从来未能提供一旦获得政权时所许诺的那些好处，从而使他们的许多追随者和选民日渐失望。^[84]

1945—1951年，C.R，艾德礼组成第三届工党政府，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在国内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用对资产阶级提供补偿的办法将英格兰银行和一系列企业部门国有化，改革社会保险、卫生保健等项制度。1951年，工党政府垮台后，工党内部围绕着国有化问题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以H.盖茨克尔为代表的右翼在1959年要求修改党章中有关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的条文，放弃国有化政策，认为正是这一条款吓跑了中间选民。盖茨克尔的动议遭到党内左翼和工会的激烈反对。而左翼则主张实行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政策。1964—1970年执政的H.威尔逊领导的第四届工党政府，和1974—1979年威尔逊与J.卡拉汉领导的第五届工党政府采纳了混合经济的概念，他们奉行的国内政策同保守党的国内政策的区别已越来越小。第五届工党政府垮台后，党内主张国有化的左派与主张混合经济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变得尖锐化。此后，英国工党选票日渐减少，长达19年未能执政。1994年10月，担任工党主席三月之久的托尼·布莱尔再次提出修改党章第四条的动议^[85]，认为该条款体现的是老工党的传统，混淆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与下届大选中的关键性问题，诸如环境、民主、社会正义等问题都无关。1995年4月29日，英国工党特别会议以65.23%对34.77%的多数通过了修改了第四条的新党章，并开始更大力度的改革。1997年，沉寂多年的工党终于在选举中获胜。

第二，经济与生态协调的问题。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早期一直信奉一个教条，认为科学技术的提高必然增强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接踵而至的生态灾难却给这种信仰以沉重的打击，许多公民对生态破坏和技术风险深感忧虑。罗马俱乐部的预言“从70年代以来已使年轻一代的广大部分以及从事文化和社会职业的中间阶层的广大部分对迄今的进步模式发生怀疑”^[86]。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人类应该怎样对待自然界，能否继续以主人的姿态进行掠夺、征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以我们生存的环境为代价？鉴于科学与技术导致的种种不可预测的环境后果，它能否游离于政治之外？目前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以高水平使用消费品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否合乎人性、值得提倡？面对外部生态运动的压力和内部生态主义的压力，面对丧失选民的危险，面对绿党的竞争，工党必须作出回应，提出新的经济政策，协调经济与生态的关系。

第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凯恩斯主义政策、福利国家政策提出了挑战。全球化，作为我们时代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87]。全球化推动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国家的边界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支撑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的权力已经削弱。但是，“民族—国家尚未消亡；并且从总体上来说，政府的活动范围与其说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而缩小，倒不如说是变得扩大了”^[88]。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它只是在以民主方式作出的政治决定的框架内才承认市场的经济活力和由私有制作出的决定。这种框架设定现在随着全球化国家主权形式的变化而丧失了价值^[89]。工党原来信奉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由于货币投资、资本和投资规划的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全球灵活性受到了挑战，其调控能力遭到了决定性的破坏，工党面临着调整其国内、国际政策的任务。在全球联系加强、“只有一个地球”的新形势下，“全球化世界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只有作为跨国行为才能取得成功。只有通过一种关于使各种途径互相联系起来的公开战略，而不是依靠一个超级集中制的世界政府的目标，才能夺回对全球性互相影响局面的政治责任”^[90]。不仅如此，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竞争，使工党信奉的福利国家政策面临着降低劳动成本甚至环境成本以增加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如何激发企业竞争力？如何使福利政策更加积极、合理，又不丧失其一贯的吸引力？(www.xing528.com)

第四，个人主义化与集体主义价值。吉登斯指出，团结曾经在很长时期都是社会民主党的主旨，集体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保守主义的最显著特点之一。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化和个人主义化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具有了崭新的和在它的历史上从未如此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就政治论题的处理，还是就政治作风和交往态度来说，这一发展都对社会民主党提出新形式的挑战”^[91]。西方国家在文化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生活方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形式和社会分工的强制性丧失了权威，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风格、交往群体、生活道路的余地日益扩大。甚至，下等阶层和下等的中间阶层，由于收入的大大提高，明显地超出了维持生活绝对必需品的水平，其闲暇时间在增多，个人选择的自由也在增加。而且，由于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下等阶层通过教育而获得高级职业、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大大增加。所有这些都推进了一种个人主义，促进了个人自主、自我意识的发展。同时，个人对大的集体的隶属意识日益淡薄，为了发动政治支持而仅仅诉诸大的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心态已经不够了^[92]。如何在这种坚持自主、自我的新个人主义的发展形势中，使个人既不被社会所淹没，又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找到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的新的平衡点，使之成为创造新团结、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

第五，冷战结束后左和右的新关系。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同共产主义的衰落一起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93]“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与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消失——或者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消失。”^[94]吉登斯指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左与右在基本的、原则的问题上已经没有了分歧，现在所争论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的问题。所以，重要的不是解放政治，而是生活政治。而对于生活政治的诸多问题，如怎样应对全球变暖假说、工作到底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价值、是否接受核能、怎样看待劳动关系的革新和灵活化，等等，没有一个是明确的左或右的问题。固守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没有意义；而且，新自由主义内部在否定和依靠传统等问题上也充满矛盾。因此，必须超越左与右的划分，重新审视社会民主主义的原有政策，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政治中间派。

整体上说，吉登斯认为，面对这些新变化、新问题，老派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有很多缺陷，已经过时了。“大体上看，老牌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排斥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但是它发现自己很难把这种关注纳入到自己的政纲之中。它对社团主义的侧重、它的充分就业取向以及它对福利国家的绝对强调使它很难采取一个适当立场、并采取系统的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此外，它在实践中也缺乏一种全球性眼光。从取向上看，它是国际主义的，这是指它试图在志同道合的政党之间建立团结，而不意味着它会寻求国际合作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但是，它与两极化的世界仍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立场介于美国式福利最小化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指令性经济之间。”^[95]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工党及其他社会民主党必须从党的纲领到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从意识形态到集体主义的理想等方面进行调整，作出积极的应对。在这些新变化和新问题面前，左与右的对立已经失去意义，诸多相同的问题对左派与右派同时提出了挑战^[96]。吉登斯认为，超越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就必须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对全球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97]在吉登斯看来，这种超越实际上是对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98]的重新理解，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修正，是为了拯救社会民主主义，是在保留社会主义价值和理想的前提下的振兴、变革，所以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