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风险与乌托邦现实主义

二、全球化风险与乌托邦现实主义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脱域”（disembeding）。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由脱域唤起的图像能够更好地抓住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组合，这种组合一般而言对社会变迁，特殊地说对现代性的性质，都是特别重要的。”^[50]虽然从时间关系来说，现代性首先产生于西方，它包含着两种不同的且特别重要的组织，即民族国家和系统的资本主义生产，但是，现代性内在地具有全球化倾向。关于全球化，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发生的事件可能是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51]“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活动的全球化，就是真正的世界性联系的发展过程，这些联系包含在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中或国际的劳动分工之中。”^[52]所以，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全球化“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它创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形式，同时它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远方。”^[53]

图二：全球化维度

引自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54]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在全球化中将得以放大、发展。一方面，它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幅互相联系的全球发展体系（见图二）；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反思能力和知识的局限性，人类活动存在着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所包含的潜在的严重风险在全球化维度下也会出现甚至加剧（见图三）。“现代国家的监控运作，在某些方面是公民权利的实现所不可缺少的；然而，监控的扩大又将千辛万苦赢来的权利置于威胁之下。”^[55]过度的监控甚至会导致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市场确实表现出一些自我纠正的趋势。但是市场也确实表现出了非理性的特征，全球市场更是如此。由于绝大多数交易的实时性，因此全球市场上恐慌和兽群现象非常明显——消极反馈的扩散是十分迅速的。”^[56]金融投机所触发的金融危机，如20世纪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会导致整个世界经济的崩溃。另外，不时发生的武装冲突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与世界军事秩序的扩张、军事工业化以及核武器的存在大有关系。^[57]虽然全面战争弱化了人们将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企图，核威慑产生了和平，但小规模的冲突仍然不断，核武器扩散现象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核保护，反核霸权与反核扩散之间矛盾在激化，核大战的威胁仍是存在的。至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如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严重，已经是实实在在发生的重大问题。

图三：现代性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

引自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风险，吉登斯认为，知识的增加和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增强人类对世界的控制，我们不能像启蒙哲学家那样对于人类理性的控制能力过于乐观，以为我们越能够理性地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我们就越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塑造历史。马克思虽然认识到资本主义产生了难以操纵的魔鬼，但接受启蒙思想的马克思也同样以为，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世界将变得越来越稳定有序。吉登斯则指出，“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并不像他们预测的那样。它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58]。现代性已经变成了一头难以驾驭的猛兽，这头猛兽不仅要把人类吞噬掉，而且要毁灭其自身。

为什么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失去控制，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理性的发展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吉登斯认为，“设计错误和操作失误都不是导致现代性的不确定性的最重要因素”^[59]，而是未预期的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他指出：“在现代性条件下，新知识不断被嵌入到社会中去，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社会领域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环境。新知识（概念、理论、发现）不仅更清楚地描绘了社会世界，而且也改变了它的性质，使其转向新的方向。这种现象的影响，对那犹如猛兽的现代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既影响到社会化自然，同样也影响到现代社会制度本身。虽然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并不以直接的方式影响自然界，但社会知识的循环却能通过抽象体系中的技术构成而与自然要素发生碰撞。”^[60]

现代性的全球化导致了种种风险，其中任何一种都后果严重。但吉登斯根据其结构化理论，从结构的二重性出发，认为人类面对风险并不是无所作为、被动接受的，历史并没有预设一个必然如此的目的。在以反思性为特征的晚期现代性社会中，人类也对这些风险进行反思，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就是对全球性风险的回应。“作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激进卷入模式，社会运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转变提供了重要指针。”^[61]与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相呼应，吉登斯特别强调了四种运动，即民主运动、劳工运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见图五）。

很显然，这四种运动恰恰针对四种不同的风险，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濡染着历史性的多元政治体系中，社会运动至为重要。多数现代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运动的影响，有的与既定的组织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决裂，有的则通过进步的政治改革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62]吉登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阶级体系，劳工运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如果现在仍然过于强调劳工运动，那就会把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片面强调为现代性的唯一的重要动力。实际上，其他的社会运动也很重要，而且它们也能够与先前勾画过的现代性的多维特性相关联。相比较而言，吉登斯似乎对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这两种相对新兴的运动更为看重，认为这两种运动所针对的风险更为急迫、严重。“和平运动在一个潜在的核遭遇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63]，核时代的和平运动有着更为紧迫的目标，因此具有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内容。而生态运动旨在重塑人类生活生产的环境，它对现代社会主流的制度与技术基础表示怀疑，它不相信技术能够解决生态问题，因此生态运动表现了一种“反文化”的倾向。(www.xing528.com)

这四种社会运动既可能相互配合，也可能存在冲突。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自身起源于现代国家所实施的监控，旨在争取普遍参政权利。生态运动，由于军事工业化的影响以及核能技术与核武器技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其目标与运动的主体力量方面，与和平运动有着惊人的一致。而劳工运动现在更多地是关心经济条件的改善，对政治权力比较淡漠，对生态环境则没有多大兴趣，有时甚至存在着尖锐的矛盾^[64]。

图四：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维度

引自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图五：社会运动的类型

引自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这四种运动推动了生活政治、解放政治、地方政治、全球政治的发展，构成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政治维度（见图四）。生活政治是指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生活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发展。解放政治，指的是激进地卷人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在全球化的维度下，与地方化、全球化的政治议程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致力于把全球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低点，以试图驾驭这头猛兽。

毋庸置疑，社会运动的确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们透露了几缕希望的微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成了通向未来的车轮。积极的社会运动无疑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但是社会运动并非必然（也不是唯一的道路）实现控制甚至消灭风险的政治目标，并非必然把我们引向一个更为安全也更为人道的世界。吉登斯认为，社会运动向我们展示的只是一个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未来。所谓乌托邦现实主义，就是手段上的现实主义与目标上的乌托邦的结合。坚持现实主义，应该反对因噎废食、拒斥一切权力，承认权力是不可避免的，否认只要使用权力就一定有害无益的福柯式的观点。主张“最广义的权力是实现目标的工具。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抓住机会并把有着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小，需要协调权力的使用。这对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来说，都是如此”^[65]。而这里的乌托邦，吉登斯赋予其独特的蕴涵，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空想主义的乌托邦，而是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它与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相结合，内在地包含着指向未来的目标，有着现实的根据。“乌托邦式的空想毫无用处，而且可以说，如果把它用于威慑性政治的话，它可能还极具危险性。”^[66]之所以说是乌托邦，还在于其目标实现的艰巨性上，因为“实现解放的目标通常又要依赖特权阶层的代理人的参与”^[67]。而特权代理人在多大程度上自动削弱甚至放弃其私人、集团利益而照顾到普遍利益，是难以持乐观态度的。

吉登斯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历史解放的使命交付给无产阶级。他认为，无产阶级并不能承担历史解放的任务。一是因为历史并没有目的，二是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发生了分化，真正的产业工人在数量上已经锐减，工人运动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以来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而其他社会运动，如民主运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则刚刚兴起，越来越显示了其不可忽视的广泛影响力。因为不敢依靠工人，所以他也并不希望以革命的方式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总的来说，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把现代性的风险变成了全球风险，只有发起全球各种社会运动才能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虽然全球社会运动的目标有着内在的制度根据，体现了民众的努力，却是人类必须采取的现实主义的积极态度；全球社会运动虽然任重道远，目标也有点乌托邦意味，但这却是希望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