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佩鲁的价值本位发展范式

2.3.1　弗朗索瓦·佩鲁的“价值本位发展范式”

面对“经济增长发展观”，佩鲁反思道：“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目标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增长是有益的？增长是为什么人的？”^[36]佩鲁认为现有的经济学描述的各种指标只能让我们认清物质财富的多少，对人的发展却没有丝毫的关照。他认为只重视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是行不通的，因为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并且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37]“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38]在佩鲁看来，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文化价值的发展状况是经济增长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它还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所以，佩鲁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就在于文化价值的进步。针对传统的“经济增长范式”，他提出了新的社会发展范式——“价值本位范式”。

“范式革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革命。一种新范式的出现需要一种新的哲学理念的建构，需要有超越传统功利主义哲学的新的哲学为基础。新的哲学是什么？佩鲁试图进行寻找：“在这一领域中的抉择无论怎样困难、怎样带有主观性，我们都认为，在世界迫在眉睫的激剧动荡使人们进行的研究工作中，可以而且应当从卡尔·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从基督教的行动哲学（产生于莫里斯·布隆代尔的个人人格至上）汲取宝贵的训诫。”^[39]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还是基督教的行动哲学？佩鲁认为：“马克思原初理论中保留下来的是被剥削被压迫者对自由日益高涨的渴望，当时，他们在一个有利的历史时期，成功地把政治活动同广泛的、潜伏的拒绝接受制度性弊端的运动结合起来。即使在人们考虑到马克思的思想绝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自发哲学’时，它也是具有极其深远意义的教益；但马克思的哲学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行动哲学。”^[40]而“在莫里斯·布隆代尔的著作中，则可以找到一个精心设计、结构完整的行动哲学。”^[41]所以，佩鲁找到的不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而是莫里斯·布隆代尔的行动哲学。

在对发展范式进行了哲学构建之后，佩鲁又进行了现实层面的分析，认为“要顺利地由传统等级制经过一种过渡形式而走向一种新的等级制，必须作出真心诚意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传统文化价值。”他认为，“制定新的标准并找到使旧价值观念更新但同时又不是歪曲它们的新手段的需要，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达到的程度是衡量发展是否完满、是否取得持续成功的试金石。”^[42]

佩鲁进一步分析到，对于一个国家整体发展的主要指标应该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必须就生活条件、文化和政治意志的锻炼提高个人和群体的标准（社会前进的条件）”；第二，“它必须始终使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向着最佳一般结构的方向发展，以促进该共同体内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良好结构的条件）”；第三，“一旦具备了这两个先决条件，它必须尽可能迅速地促使革新和投资的收益、科学知识和艺术创造性在整个人口中普及。”^[43]

这种新的发展指标体系必须考虑到全面协调性：(www.xing528.com)

依赖完全相同的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相继阶段不可能按照总人口的利益分配革新、投资及其结果。在不平等且主动性各异的集团之间存在着结构的和社会的辩证法，只有对这种关系加以组织和协调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曾经说过必须对发展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会产生一种协调发展的策略和战略。^[44]

同时，新发展观非常关注人，认为在指标体系设立的过程中要计算“人的成本”，计算人的全面生活的成本。这些成本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维持个人物质平衡和精神平衡的成本，一部分是能够使每个人享受智力与精神生活（教育）的成本，另一部分是给每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闲暇时间的成本，因为没有闲暇，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45]

佩鲁认为，通过这样的结构设计，“就使我们涉及到对我们分析的统计手段及其长期内容来说往往很难理解的结构：这种结构把我们带入发展过程的现实之中，也就是说，把我们带入客体（产品）与人类的关系之中。”^[46]这种新指标体系的确立在背后蕴含着一种发展观的范式革命，向着重视人的价值的方向转变，他要让我们知道：“市场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相反；工业属于世界，而不是世界属于工业；如果资源的分配和劳动的产品要有一个合法的基础的话，即便是在经济学方面，也应依据以人为中心的战略。”^[47]

重视发展的文化价值问题，会从根本上提高发展的动力，佩鲁让我们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