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范仲淹的人品行止犹如一块丰碑，耸立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后人在仰慕他的风采时，往往要咏诵他的千古绝唱《岳陽楼记》，其浩渺雄浑的自然景观，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让人心旷神怡，思绪万千。然而，一些学者在经过详尽考证后，居然提出范仲淹一生从没到过洞庭湖，更没登过岳陽楼的观点。那么，《岳陽楼记》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这些学者的这一观点能成立吗？庆历六年（1046）九月十五日，范仲淹五十八岁，在知邓州（治今河南邓县）任上，完成了这篇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岳陽楼记》：
这座岳陽楼，乃江南古代三大名楼之一，位于今湖南岳陽市西边的洞庭湖畔。据说，早年是岳陽城的西门楼，三国时吴国名将鲁肃曾将它作为阅兵台，在其上检阅了浩浩荡荡的东吴水师。唐宋以来，久负盛名，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登临赋咏之所。经历了数十次的重建与修葺，还有三次迁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然有别的风景与外貌。然而在读过此篇《岳陽楼记》的人们的心目中，它却始终是范仲淹笔下的那座能俯瞰八百里洞庭，景色气象万千，使人心旷神怡的千古名楼。楼以文显，文以楼传，千百年来，岳陽楼因范仲淹的名篇而声誉益著。该文对岳陽楼景物描写得如此生动逼真，人们不由被那风云变幻的洞庭山水所深深吸引。文章的抒情也独具匠心，表现出作者非凡的抱负，演绎出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精神，令人高山仰止。凡是读过此名篇的人，谁不向往到岳陽楼一睹其卓绝景观和精神风姿呢？
然而，在对《岳陽楼记》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查阅了《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等有关史籍，却发现范仲淹“少长北地”，成年后考中进士，就一直在其他各地做官，一生从未到过洞庭湖，更未登过岳陽楼。我国四大淡水湖区域，范仲淹曾守苏州、饶州，在两地留下过有关诗文，所以到过太湖、鄱陽湖；他任京官和外放之间，也多次经过洪泽湖；唯独没有资料表明他去过洞庭湖。有学者对范仲淹在成年后的行踪和宦历作了详尽排察，绘成往返路线图，最后的结论仍是：范公无法到达洞庭湖区域。
既然许多学者认为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没登过岳陽楼，那么这篇如此脍炙人口的《岳陽楼记》是如何写出来的呢？范仲淹是怎样把有关景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的呢？
一种说法是，范仲淹的祖籍是苏州，所以说他是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甚至断言范仲淹“诞生在苏州郊区的香山镇”，曾经在苏州的天平山下发愤苦读。所以他从小在太湖的岸边长大，对湖泊那种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气象万千的景观十分熟悉。其实，范仲淹的出生地及其少年成长之地都存在不同说法。据富弼所撰《文正范公墓志铭》记载，唐代后期，范氏从长安举家南迁，有一支定居苏州吴县。五代时，范氏数代在吴越做官。范仲俺的父亲范墉于太平兴国初归宋，先后任一些地方的幕僚官。端拱二年（989）八月，范墉官任武宁军（徐州）节度掌书记，其继室谢氏生下小儿子范仲淹。楼钥《范文正公年谱》明确记载：“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就是说，范仲淹生于山东徐州，而不是苏州。
也有学者认为，范仲淹出生地应是当时的北道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而不是徐州。范仲淹对自己的出生地有非常明确、极为清晰的表述。就是在庆历八年（1048）致挚友韩琦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识别以来，却未得一到，谅多胜赏也。”对自记事以来，未能对出生地重游，怀着无限的惆怅。问题是出在范墉原为真定府节度掌书记，应在范仲淹出生后，才调任武宁军，后人误以为范公出生在武宁军（徐州）。上述二说不知孰是？然而“苏州说”肯定不对，它大多是地方史话的产物。
当然，范仲淹即使不是生长在苏州，也在苏州做过官，对太湖的风光还是了解的。但是说其《岳陽楼记》是模拟太湖来写洞庭湖，还是颇为牵强。因为两湖的气势其实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如据有关姑苏人士所说，太湖基本没有惊涛裂岸、浊浪排空的景观。范仲淹也有《苏州十咏》，其描述太湖的“万顷湖光里”，大多是“无风还练静”的胜景。
另一种说法是，巴陵郡守滕子京在请范仲淹作记时，曾写来《求记书》，并附送来一本《洞庭晚秋图》，供其“涉毫之时或有所助”。范仲淹形象思维能力很强，虽未亲临洞庭，但以来信和图中描述为依据，再参考前人的有关诗赋，便写出了《岳陽楼记》中洞庭湖的浩瀚场景。此说也难以令人信服，我们知道，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所谓“神游物外，心与景接”。认为仅凭一幅画，加以想像，就能将洞庭景色描写得如此出神入化，恐怕勉为其难吧。且古人写游记，未亲历而着笔墨者极为少见。(www.xing528.com)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岳陽楼记》是范仲淹根据鄱陽湖的风光加以联想而描绘完成的。范仲淹知饶州一年半，未留下关于鄱陽湖的片言只字，说明其对鄱陽湖的景观印象不深。既然对鄱陽湖都没有多少印象，何谈以此来描绘洞庭湖呢？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范仲淹不但到过洞庭湖，甚至在湖边生活过一些岁月，对八百里洞庭之景观曾有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否则写不出如此脍炙人口的神来之笔。范仲淹二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无所依，只得带着襁褓中的儿子改嫁，其青少年时代的生平行实在史籍中几乎是空白，其实就应从这里寻找范仲淹与洞庭湖的关系。其时，范仲淹随继父朱文翰宦游四方，曾经到过澧州安乡（治今湖南安乡西南），还有池州（今安徽贵池）、淄州（今山东淄博南）诸地，度过了他少年苦读的岁月。
学者方健经详尽考证后指出，约在至道、咸平年间（995-1003），少年范仲淹约在七至十五岁的时候，其继父朱文翰任安乡知县，仲淹就从母随朱氏生活于今湖南的安乡县，这里正位于水势浩渺的洞庭湖畔。在此“县三面皆大湖”的安乡度过了其难忘的少年生涯，数年中，洞庭壮丽秀媚的湖光山色，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久久不能忘怀，范仲淹就是在这时与洞庭湖结下了不解之缘。宋末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祝穆的《方舆胜览》都载：“范文正公读书堂，在安乡县。仲淹幼孤，从其母归朱氏，朱宰安乡，与俱来读书此地。”《范文正公文集·褒贤集》卷三有南宋宝庆三年（1227）时所记的《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其详细记载了安乡县范氏读书堂的情况，南宋初曾毁于兵火，庆元中再重修。康熙《安乡县志》中保存了最早记录范仲淹在安乡遗事的文献，为庆元二年（1196）时澧州州学教授王仁撰写的《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其更为翔实地叙述了安乡范氏读书台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相当精确地描绘了读书台的地理位置，在澧陽县南八十里处，正位于洞庭湖畔。而“书台夜雨”已成为安乡著名的八景之一。此外，从县志中一块残碑上，考证出范仲淹在安乡读书的启蒙老师为太平兴国观中的司马道士，所以范仲淹对道家学说有较为精湛的研究，实源于此。其他有关佐证不胜枚举。
其后，朱文翰调任淄州长山县令，仲淹与母亲也自然随之来到山东，曾苦读于长白山醴泉寺僧舍，此时仲淹约十六岁上下。此山位于山东中部，即今邹平县以南的白云山，因山中云气长白而得名。范仲淹在这里发愤苦读，博览群书，山中溪水清澈，读倦了就“以水沃面”，从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所以，今天这里也有范仲淹的读书纪念堂，它与安乡的范氏读书台并没有矛盾，而两处读书堂之遗迹，正好填补了范仲淹青少年时行迹记载的空缺。
在离开洞庭的四十余年之后，当他应巴陵郡守滕子京之请，写《岳陽楼记》之时，少年时候的一碧万顷、浮光耀金的洞庭风光再次浮现脑海，真是文思如泉涌，笔锋在八百里湖面上纵横驰骋，将浩渺壮观的湖光山色尽收笔底，写出这一千古绝唱的名篇，也就不奇怪了。不过，人们还是比较一致地认为，范仲淹没有时间去登临写此名篇的前一年滕子京重修的岳陽楼，所以在行文至此之际，只能采用“避实就虚”的手法，仅记“重修岳陽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也轻巧简雅。
总之，流传千古的《岳陽楼记》，是晚年的范仲淹根据四十余年前少年时的洞庭印象而写就的。你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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