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增订版后记

增订版后记

2005年在河南大学文学院，我开设了《小说诗学》课。这个讲义一边在《芙蓉》连载，一边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策划出书，书名定为《现代小说技巧讲堂》。2006年6月出书，没想三个月不到，此书脱销，被网上评为一次事件，二次重印时连版权页都来不及修改。由于要争取时间又防止此书太庞大，余下三讲我没有写，便转入《先锋小说技巧讲堂》的写作。2009年这本书再次脱销，好友俊石说出版增订本，把余下三讲补上，我答应了，因做《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的研究，实在没空补写。

2011年2月20日从北京回河南大学，接手了本科生的一门新课：美学。每周有十多节课，学生有四百多人，有博士、硕士，还有郑州开车来听课的人，认真备课，丝毫不能马虎。至于4月20日我将《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60万字逐字校对了一遍，然后开始增订本书，补写“时间与空间”，“描写与抒情”，“经验与虚构”三讲，至于6月22日完成15万字。一个学期下来连一个完整的休息日也没有。

有一点我非常钦佩西方人，那个有基督教传统的文化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他自己，只是从心底里感谢人家，你看人家出书的后记，哪怕别人只提供了一个词语一句话，他们都会在后记里表示感谢。国人这儿怎么就那么不坦诚，你帮他出一本书都不知道感谢。写出一点东西水平实在很差，就自己漫无边际地鼓吹，得人实惠也从不知道感恩，还觉得全世界人都欠他的，每想至此，都让我心里戚然。

这次补写三讲，前两讲让研究生发慧给我录入。天极热，下课后，她帮我抱着《达·芬奇全集》和其他画册，有十几斤重，来我这儿已是满头大汗，她是个藏族姑娘，很爱读书，也很爱思考，有见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送她几本书，这里慎重地用文字感谢她。另一讲是博士李海英帮助录入，帮我校对三讲，往往我疏漏的地方她都能给我改正。因为写作太忙，学校有什么事我差她去办，她会经常提醒我一些应该做的事，或某些时间该注意什么，这些必要的提醒让我少犯错误，这里一并感谢。还应该特别提出感谢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景和编辑，我送他一本《现代小说技巧讲堂》，他全文读了一遍，用了一个月，挑出不少错误，这次增订一并改正，我这里也深切地感谢他。有些习惯性的错误我自己是很难发现的。

这次增补最重要的是描写理论，对小说史以来的描写范畴作了总结和清理，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同时，对历史上的描写方法与理论也作了梳理，总结了一套现代描写理论，真正从理论上为描写正了名。此前中国基本没有描写理论，而西方对描写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连卢卡契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对描写持否定性态度。即使在19世纪描写与描写理论发展到巅峰状态，西方文艺理论仍把描写作为一个包袱。因而1969年以后的叙述成为了学科，推为至尊，基本取代了“小说学”一词。叙述学成为了重要学科后，红透约三十年了，分为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时间段，其间以1998年为其界限。叙述学兴盛之后“描写”一词基本被取消，更谈不上描写的理论化。我这次正式确立了现代描写理论，规约其方法与准则，并对“描写”作了比较详细的分类。单此“描写与抒情”一讲我写了五万字，比其他小说基础概念谈的都多而且也深入。我把描写作为了一个本体论概念，这样人们便不能从根基上动摇它的位置。我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中也有对描写的深度研究，可以参照阅读。

为什么要写一部专著，作为个人的意义，肯定不同于公众的意义。假定一部书在两个维度都缺乏必要性，我们便可以视为无意义写作。在大诗人、大小说家、大理论家那儿我这部书肯定是无意义写作，他们还需要你教吗？我不用看你的书我已经写出了经典名著了。这真让我哑口无言。理论无法超越小说。我常常也会指责某人某书为无意义写作。今天别人指责我，以之矛攻之盾，难道要悔青肠子吗？这决定了我的数百万字的小说研究一定要有理论上的立足点，否则只能是无意义劳动。(www.xing528.com)

我30岁开始文学创作，始初几年非常用功刻苦，小说也有一百万字的无意义写作，如今残稿依然保存。写作二十多年最少也有三百多万字的小说发表出版，来河南大学又有七八年，我的理论写作又快接近三百万字了，这样，小说与理论几乎平分秋色。在这庞大的文字堆里有多少万字是属于个体与公众双重意义上的写作呢？假定出一套20卷的文集又有多少人会要呢？这样一想我不禁脊背上惊出冷汗，我常常会深夜反思，我读的书完全可以车载斗量了，以现在的写作能力计算，我一辈子写作著书一千万字是没有问题的，那又是一个车载斗量，如果这个车载斗量的都是文字垃圾，那我这一辈子真是惭愧死了。拼其一生作了无意义劳动，那将是一个多大的反讽。已经辛辛苦苦犯的错误只能以错误的方式存在下去了。往后无论小说或理论都应该更加谨慎地选择命题，要确定意义前提，使之成为价值劳动。可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要为意义写作吗？今天后世的意义是多元的，许多事件今天有意义未来没意义，今天没有意义的未来很可能有意义，意义成为人类活动的怪圈。于是我的写作只能在彷徨的道路上求索，好在我一直做小说，转入小说的理论也不算多大的越界，如果再回到小说创作中去便是寻找改正错误的机会，又是一次理顺成章。

20世纪末期我曾对几十个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包括诗人、小说家做过调查：每个人凭直觉回答你自己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结果有六七成的回答是乐观主义者，二三成保持中立，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仅有一二成是悲观主义者。我就是地地道道的悲观主义者。世界和人生均是绝望的，无论我们作多大的努力其结果是一样的。往往获得成功快乐的都是机会主义分子。我的家族和我个人是经常被推入绝境的，毫无幸福可言，仅在于我父辈兄弟们、孩子们浑然不觉。父亲老了在为墓地奋斗，大妹病重，小弟没有工作，四处打工，前妻脑溢血瘫痪在床由女儿扶持，孩子劳累不已。弟弟说，我们家生产刁民。我说都是一些可怜得不行的刁民。很巧，在我最忙的时候，我小弟又来帮我打理生活。他总是会不停地忙碌，我说歇歇，没啥事。生活只要到了琐碎就会有永远做不完的事。我父亲在这儿住的时候，每天早晨六七点钟看我在写字桌前工作，还要去讲课，他回湖南对我二弟说，你大哥工作比我们做农活的人累多了。我倒不觉得怎么累，写字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了，只是每每想到家人面临的绝境让我伤心不已。假定我母亲在地下问我，老大你咋照顾的，把一家人弄成这样！我只能泪雨倾盆了。在说泪雨的时候我早已视线模糊，那几滴老泪被我忍在眶子里，最后咬咬牙，强行地咽下去。决心给母亲造一座新墓。

就在我写完这后记之时，我女儿电话里很快乐地说，爸爸，妈妈的鼻管拔掉了，可以吃流食了吔！她清脆的声音一入耳，我眼角一颗大大的泪便流下来了。这时我弟弟在喊，大哥，吃饭了。我摁下那颗泪，没事似的走出书房。

刘恪　　　　　

2011年6月26日汴京苹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