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名平,后人多称其字,约生于公元前340年,约卒于公元前277年。屈氏在楚国曾是一个显赫的家族,春秋时代世选莫敖,战国时代渐趋衰微。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记,屈原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正统教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壮岁入仕,“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然而为佞臣所不容。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向怀王进谗,诬屈原贪怀王之功以为己有,怀王由此而疏远了屈原,乃至免其左徒之职。秦大破楚于丹阳、蓝田之后,屈原受命使齐以修好。回郢都后,一再进谏,始则劝怀王杀张仪,继而劝怀王不入秦,怀王俱不从。顷襄王即位后,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掌公族子弟的教育。不久又受谗见斥。郢都沦陷以后,屈原流徙于江南,抱石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典范永垂。他爱国,也爱民。他爱自己所出生的乡国和自己所奉仕的君国,也爱号为九州之地的祖国。他志洁行廉,抗“溷浊”之世,违“工巧”之俗。在古代爱国者之群中,屈原如木秀于林,至今为人们所崇敬。
屈原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丰碑长存。在博采南北民歌精华的基础上,他创立了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楚辞。在抒情领域内,屈原的作品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无来者。
西汉末刘向编集屈原作品凡25篇,东汉初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屈原作品正是25篇。晚于班固的王逸作《楚辞章句》,所录屈原作品也是25篇。屈原的全部作品虽不止此数,但25篇之外的都失传了。25篇之中,《远游》、《卜居》、《渔父》,近人多疑为非屈原所作。25篇之外,还有《招魂》和《大招》可能为屈原所作。大致无争议的屈原作品是:《离骚》、《九歌》(11篇)、《九章》(9篇)、《天问》。
《离骚》是屈原的主要作品,后人或简称之为《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心雕龙·辨骚》评《离骚》和其他楚辞作品,其结句云:“……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司马迁之所论,重在思想;刘勰之所论,重在艺术:合而观之,大致就表里兼得了。
对于屈原的学术,我们不妨称之为骚学。
楚国本来只有巫学,自从楚文化进入鼎盛期之后,巫学才开始分流:其因袭罔替者仍为巫学,其理性化者转为道学,其感性化者转为骚学。楚国的强盛加剧了大国与小国的矛盾,贵族与平民的矛盾,以及国人与野人的矛盾,某些处在中间地位的有识之士谋求解脱,这是巫学理性化而为道学的历史背景,时当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之际。楚国社会的兴旺以至烂熟引发了双重危机,内有痼疾的消磨,外有勍敌的凭陵,贵族中的有识之士谋求拯救而不得行其道,这是巫学感性化而为骚学的历史背景,时当战国中期与晚期之际。道学是上文已介绍了的,骚学则是本节所要介绍的。
从禀赋和素养来看,屈原实在是一位大巫。《离骚》足以证明,屈原熟知神话,深钦神巫,善作神游。屈原与一般楚国大巫不同的是,他把郢中巫学和稷下道学糅合起来了。《离骚》有云:“耿吾既得此中正”,“溘埃风余上征”。王逸《楚辞章句》注曰:“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与化游。”“真人”,在《庄子》中等于“至人”。《庄子·田子方》云:“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稷下道家的作品《管子·内业》以为心内精气饱满,“乃能穷天地,被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菑”。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便是“真人”、“至人”,其尤“真”尤“至”者为“圣人”。
《离骚》和《九歌》、《九章》是抒情诗歌无可逾越的高峰,后人虽欲效之而终不能及。这是因为后人的才情一概不如屈原吗?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两千多年来难以数计的骚人墨客的才情难道个个不如屈原?答案在于后人没有屈原那样的郢中巫学根底和稷下道学根底,虽欲效之,只能是效颦、学步,因而终不能及。
古往今来,对于屈原的特立独行,有褒有贬,年代愈晚则褒之者愈多而贬之者愈少。
西汉的扬雄不以屈原自杀为是,《汉书·扬雄传》说:“杨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反离骚》有句云:“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
东汉的班固比扬雄更进一步,在《＜离骚＞;叙》中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www.xing528.com)
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8云:“余观渔父告屈原之语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又云:‘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淈其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此与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异?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偏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孟郊曰:“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孙邰云:‘道废固命也,何事葬江鱼?’皆贬之也。而张文潜独以谓:‘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渔父由来亦不仁。’”
南宋费衮《梁谿漫志》卷5“《通鉴》不载《离骚》”条云:“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司马光)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沉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绮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把屈原贬得最低的,就是这《梁谿漫志》了。
今人则不然,对屈原大抵有褒无贬。司马迁对屈原的政见和政绩已有溢美失实之辞,今人则更有爱之唯恐不足而褒之唯恐不高的,甚至以为屈原是伟大的政治家和重要的思想家。至于这位政治家在楚国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这位思想家有哪些理论贡献,就谁也说不清楚了。
屈原是旷世奇才,但不是通才;屈原是绝代伟人,但不是完人。
凡第一流的诗人都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只是政治上的失意和思想上的造诣可能加大艺术上的创获。前人也明白这个道理,陆游作《读唐人愁诗戏作五首》,其三云:“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
《离骚》虽不难通读,但不易读透。严羽《沧浪诗话》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为戛釜撞瓮耳。”
巫学给艺术带来狂怪直率的意绪,道学给艺术带来睿智玄妙的理念,骚学给艺术带来高洁绮丽的情思:此三者,屈原兼而有之。用现在惯用的术语来讲,屈原的作品饱含着浪漫主义精神。然而,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不是寻常的浪漫主义,它不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它与西方的浪漫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它来自巫的怪想,道的妙理,骚的绮思,三者交融,以至迷离恍惚,汪洋恣肆,惊采绝艳,比寻常所谓浪漫主义更为浪漫主义。
人民怀念屈原,过端午,裹粽子,赛龙舟,本来与屈原无涉,后来都变成纪念屈原的风俗了。诚如李白诗《江上吟》所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中,唐勒除姓名外,一概不详。景差可能与宋玉同时,但未见有可靠的传世之作。一说《大招》为景差所作,但从王逸为之加注时起就有争议。《楚辞章句》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宋玉生活在顷襄王时,其传世之作,公认的大致可以说有《九辩》,真伪莫辨的有《楚辞章句》所收的《招魂》和《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襄王问》计六篇。这六篇都是大手笔,除《招魂》可能为屈原所作外,另五篇的作者似非宋玉莫属,他人恐不足以当之。
宋玉景仰屈原,哀其志而慕其文。与屈原的作品相比,宋玉的作品格调略嫌卑弱,巫学和道学的成分较为淡薄,但自有其清新、细腻之妙。
前人对宋玉的品节和辞赋都有很高的评价,以为与屈原差可比肩。李白诗《感遇》四首之四云:“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杜甫诗言及宋玉者更多,其《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有句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其《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有句云:“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其《戏为六绝句》之五有句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今人对宋玉的评价,与前人对宋玉的评价相比,显然是减色了。这是因为今人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不是!宋玉依然故我,只是当代的风气和今人的心态都不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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