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人得计,楚人失策
公元前328年——怀王元年,秦惠文君以张仪为相。张仪在秦楚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与怀王的纠葛,留给文学家的创作素材比留给史学家的研究课题更多。但在初为秦相时,张仪尚无奇功殊勋可言。怀王在位的前期,却是有声有色的。
公元前326年——怀王三年,赵肃侯去世。楚、秦、魏、齐、燕五国各派精锐部队一万人到邯郸参加赵肃侯的葬礼,如此盛大的丧仪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其明年,秦惠文君称王。此后不过数年,诸侯都称王了。
公元前323年——怀王六年,大司马昭阳领兵伐魏,破魏师于襄陵,取魏地八邑。继而移兵伐齐,齐威王不胜其忧。陈轸为秦使齐,正巧在临淄。齐威王向陈轸问计,据《史记·楚世家》所记:“齐王曰:‘为之奈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遍,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昭阳曰:‘善!’引兵而去。”
大将拥兵自重,抗命自专,此等行径在先前的楚国是不可思议的,与楚国的传统全然不合,现在却发生了,而且不以为罪。怀王也许不明白,这是楚国的隐患,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恶果。他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把本来是上柱国、大司马的昭阳晋升为令尹,宠之信之,听之任之。尽管如此,破魏师于襄陵确实发生了震慑效应。是年,楚与魏、齐、秦三国会盟于齧桑(在今河南开封与江苏徐州之间)。楚国有以大事记年的习惯,这年就被称为“大司马邵(昭)剔(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如《鄂君启节》铭文和荆门包山2号墓所出竹简都有这样的记载。
昭、景、屈是战国时代楚国公族的三大姓,当怀王在位时,昭氏柄政,景氏和屈氏都不得势了。
也是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帝国迅即瓦解。由此,楚国就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了。
公元前322年——怀王七年,张仪去秦入魏,魏惠王以张仪为相。前任魏相惠施去魏入楚,怀王为取悦张仪,不用惠施,派人送惠施回家乡去了。
惠施,宋人,是名家的宗师。为学重同,主张“合同异”;名家的另一宗师公孙龙为学重异,主张“离坚白”。惠施与庄周友善,其相对性思想与庄周深相契合,彼此时相诘难。《庄子·秋水》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就是传为趣谈的濠上之辩,庄周利用一词多义(“安”既可作“凭什么”解,亦可作“在哪里”解),巧施诡辩,令惠施为之语塞。惠施先庄周死,庄周怅然若失,一如伯牙之与钟子期。
大约在公元前319年,田忌去齐奔楚。齐宣王及其相邹忌唯恐楚国利用田忌为害于齐国,派出说客杜赫,唆使怀王封田忌于江南,等于把田忌禁锢起来了。(www.xing528.com)
送惠施回家乡,封田忌于江南,三年间发生的两件事,都说明怀王缺乏主见,容易被纵横家的如簧之舌所左右。
公元前318年——怀王十一年,宋君偃称王,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又东与齐战,南与楚战,西与魏战,俱获小胜。于是忘乎所以,要称霸于天下了。这位宋王荒于酒色,耽于巫法,而且异常暴虐。《战国策·宋卫策》记宋君偃扬言要“威服天下鬼神”。《史记·宋微子世家》记宋君偃“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战国策·燕策》记宋君偃“铸诸侯之象……展其臂,弹其鼻”。秦惠文王遣使向齐宣王诉说:“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这时,张仪已去魏入秦,再次相秦。
是年,经苏秦游说,楚、韩、魏、赵、齐、燕六国合纵。怀王为纵长,率六国联军伐秦。近函谷关时,六国联军逡巡不进。秦师出函谷关后,六国联军迅即退却。一次堂堂正正又轰轰烈烈的合纵,就这么慌慌忙忙地收场了。六国之间矛盾重重,谁都怕自己吃亏,虚张声势的时候个个争先恐后,真要打起仗来就个个争后恐先了。
当时的楚国,在苏秦看来,物价太昂贵了,作风太拖拉了。《战国策·楚策》记苏秦到郢都后,过了三天才见到怀王。他用讥刺的口吻对怀王说:“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这话尽管刻薄,却不无所据。正在极盛时期的楚国,既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一面。张仪早年在楚国待过,但不得志。据《战国策·楚策》所记,张仪曾问怀王:“王无求于晋国乎?”怀王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显然,怀王确信天下莫富于楚。财力雄厚,这是实的一面。至于物价昂贵、作风拖拉等等,则是虚的一面。《战国策·魏策》记张仪对魏惠王说:“楚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
公元前316年——怀王十三年,巴、蜀两国相攻,都向秦告急。秦惠文王命群臣议可否伐蜀,张仪主张先伐韩,司马错主张先伐蜀。《史记·张仪列传》记张仪说:“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三川(在今河南宜阳一带)和周室乃“天下之朝市”,如能诛周王,出九鼎,便可“挟天子以令于天下”;伐蜀则“不足以成名”,也“不足以为利”。司马错说:“不然!……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今王地小民贫。”伐蜀,“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如攻韩与周,则韩与周必“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秦“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司马错指出当时的秦国“地小民贫”,这当然是与六国——主要是与楚国相比而言的。秦惠文王从司马错之议,以司马错为帅,起兵伐蜀。秦师越过秦岭,攻入蜀都,贬蜀王为侯,命陈庄为其相。不久,秦国又兼并了七姓巴国。
先前,如《战国策·赵策》所云,“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自从得到蜀这个天府之国以后,秦国领土扩大了,富源增多了,兵力加强了。《战国策·东周策》记周最云:“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齐、楚、三晋之命。”
楚与秦角逐,最大的失策就是听任秦取巴蜀而有之。秦取巴蜀,其势如拊楚入之背。从此,楚就不得不瞻前顾后了。巴蜀就在楚国的西面,可是楚人一向对巴蜀不感兴趣。楚文化辐射力很强,覆盖面很广,它向北、向东、向南扩散,像一个扇面形,唯独不向西扩散。是因为楚人无力西进吗?不是。楚人开拓疆土,出方城而北,沿淮水而东,逾洞庭而南,再接再厉,愈挫愈奋。假如有意问津巴蜀,巴蜀早就纳入楚国的版图了。显然,楚人不是无力西进,而是无意西进。楚国的北、东、南三面都有大片冲积平原,而且相接互通,唯独西面是高山深谷,水行要溯激流,过险滩,陆行仅有鸟道。楚人从黄河下游到长江中游,一直生活在平原上,积久成习,只爱平原,不爱山地;只喜原居,不喜山居。因此,对北、东、南三面,楚人长期奉行战略进攻的方针;对西面,楚人奉行的方针却始终是战略防御。楚人设巴郡,筑扞关,只是求其无后顾之忧而已。长江北岸,过了巴东,再往西去,至今不曾发现楚墓;长江南岸,过了宜都,再往西去,楚墓也影踪全无。显而易见,楚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
这里所谓平原是广义的,包括丘陵、水域以及山间的盆地、河谷在内。南方平原的生态环境赋予楚文化以独具的特性和特色,而且赋予楚文化以独具的机制和模式。饭稻羹鱼,这是南方原居民族的饮食习惯。安车轻舟,这是南方原居民族的交通工具。嫌山爱水,这是南方原居民族对生态环境的选择倾向。灵巧、清秀,这是南方原居民族情有独钟的艺术风格。楚人的望祀只祀大川,不祀名山。《左传·哀公四年》记楚昭王说:“江、汉、雎、漳,楚之望也。”雎山和荆山虽在楚国发祥之地,虽与楚国的始都密迩相望,然而楚人不祀。楚辞描写山地,色调偏暗、偏冷;反之,描写平原,色调就偏亮、偏暖了。《九章·涉江》描写山地,有句云:“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九章·思美人》描写平原,有句云:“吾且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九章·哀郢》描写平原,有句云:“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两相对比,可知三闾大夫也是不喜山居而只喜原居的。
楚文化在平原上如鱼得水,一到山地就如鱼失水了。它像水之行于地,总是往平处和低处流去,遇到高处就停下。它太发达、太成熟了,机制是程式化的,模式是偏颇型的,年代愈晚就惰性愈重。如果不受到强劲的刺激,不发生剧烈的变化,它就无法适应多样化的生态环境。秦文化与楚文化不同,它是黄土高原文化,河带山砺,对平原和山地都能适应。楚国之所以未能削平六国,统一九州,史学家可以指出好多原因来,从文化上看,实为基于深固难徙的平原特性和平原特色。楚人拒巴蜀而远之,秦人取巴蜀而有之,一失一得,已经预示了楚败秦胜的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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