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变法：削减贵族特权，改善平民境况，南平百越的重要决策

第二节　吴起变法

悼王不甘坐困,沉重的打击促使他谋求富国强兵之术。当时楚国的大患在于公族,或为大臣而专权,或为封君而受土,或靡费公帑而优游岁月。这是自惠王以来逐渐滋长的风气,已成痼疾,不易疗救。事有凑巧,魏文侯去世,太子击继位,是为魏武侯。因王错进谗,魏武侯对吴起生疑,吴起愤而去魏奔楚。

吴起乃卫人,先后仕于鲁、魏,是法家的先驱之一,能治国,善用兵。吴起由魏入楚的时间,在公元前390年——悼王十二年前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一说,吴起为令尹前,曾任宛守。宛是郡名,大致为申县故地。先前县大而郡小,这时已变为郡大而县小了。《韩非子·和氏》记吴起对悼王说,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吕氏春秋·贵卒》记吴起对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所谓“以所不足益所有余”,就是把公室所缺少的民户赏赐给已有过多领地的贵族。长此以往,可能形成因权势下移而国柄失衡的危局。吴起倡言变法,贵族是不会欢迎的。吴起曾经向息县的屈宜臼申述变法的主张,屈宜臼诫之曰:“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2]显然,贵族的愿望是照老路子走下去。可是吴起素来倔犟,认准了方向就会勇往直前。悼王也痛下决心,命吴起变法。

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

其一,削减贵族的特权,改善平民的境况。如《淮南子·道应训》所记,“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这也就是《淮南子·泰族训》所记的“为楚减爵禄之令”,以及《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记的“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衰”、“损”、“卑”、“减”,语意类同,总之要降低贵族——尤其是大臣和封君的爵位,缩小他们的领地,减少他们的属民。还要限制其传袭的世代,即《韩非子·和氏》所记的“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纠正封赏太滥的偏差,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记的“废公族疏远者”;甚至强迫一些贵族搬到地广人稀的边疆去,即《吕氏春秋·贵卒》所记的“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这样,平民就可以减少一些租税和劳役了。

其二,健全法制,整饬吏治。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记的“明法审令”,《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记的“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战国策·秦策》所记的“私不害公,谗不蔽忠”,以及《韩非子·和氏》所记的“绝灭百吏之禄秩”。

其三,整军经武。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记的“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纵)横者”,《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记的“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以及《淮南子·道应训》所记的“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

吴起为官,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有个典型的例子,即郢都的民众惯于用两版筑城垣和屋垣,吴起为了提高工效,下令一律改用四版,事见《吕氏春秋·义赏》。

吴起变法,成效卓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其中,“北并陈、蔡”一句容易引起怀疑,因为陈国和蔡国早就被楚国灭亡了。但这话也有一定根据,因为陈地和蔡地被韩、魏侵占了一些,吴起收复了失地。

南平百越是吴起的重要决策和重大贡献,影响深远。楚人所开拓的百越之地在洞庭与苍梧之间,有农桑、金锡之利。早在春秋晚期,洞庭迤南已有楚人的足迹。然而,楚人大量涌向洞庭迤南却在吴起平百越之后。百越部落林立,不相统属,号为“无君”。吴起平百越,“平”字用得相当确切。楚人开拓百越之地,虽有武装为后盾,但主要是倚仗优势的文化和开明的政策。湖南发现了许多同期同地的楚墓和越墓,彼此邻接甚至相互错杂,凡墓主为男子者,不分楚、越,大抵有兵器随葬,足证楚人与越人关系融洽。年代愈晚,越墓所含的楚文化因素和楚墓所含的越文化因素就愈多。

当楚人经略湖南时,北方的局势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公元前387年——悼王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南郑在秦岭南麓,居汉水上游,是由秦入蜀的必经之地,秦人得而复失,这次是重占其地。其明年,赵迁都于邯郸。复明年,韩伐郑,取阳城(山名,在今河南登封东北)。又明年,秦废除殉葬制,这是在文明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www.xing528.com)

吴起终于等来了北伐的良机。公元前383年和382年——悼王十九年、二十年,魏、赵两国因争夺卫国而交战,卫国亲附魏国,齐国协助魏国,魏、齐、卫合兵伐赵,战况激烈,胜负未卜。公元前381年——悼王二十一年,吴起率楚师伐魏救赵,兵锋凌厉,横行中原,饮马黄河,收复了楚国北疆的失地——包括陈地和蔡地在内。吴起为后来齐人的围魏救赵做出了榜样,而且为后来秦人的远交近攻^[3]开创了先例。

这时,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记,楚国“兵震天下,威服诸侯”。

吴起变法是由国家主动采取的调适行为,这与掩庀赋相像,但牵涉面更大,而冲击力更强。所谓调适,即在不改变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去改变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某些环节。这样的变法,当然不是变奴隶制为农奴制。

当时的变法家,有缓进的,有急进的。缓进的如李克,急进的如吴起。缓进的见效慢而不易生变,急进的见效快而易于生变。孰优孰劣,则因国情而异。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多倾向于采取急进方式,但变法家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吴起触犯了许多权贵。这些权贵盘根错节,平时相互勾结或相互倾轧,这时却以吴起为公敌了。只是碍于吴起深受悼王信任,他们一时还不敢发难,这便是所谓投鼠忌器了。

就在伐魏救赵的当年,悼王去世,吴起这位客卿失去了唯一的安全保障。权贵连操办悼王的丧事也顾不上了,当即群起攻吴起,吴起正在宫内,中了箭,急忙扑在悼王尸体上。作乱的权贵对吴起连射带刺,杀死他之后,又肢解了他的尸体。

悼王子熊臧继位,是为肃王。

作乱的权贵正在弹冠相庆,不曾想到竟会被肃王诛戮殆尽。他们作乱时,也有忙里出错,射中或刺中悼王尸体的。按照楚国的法规,凡用兵器碰到楚王尸体的,一律处死,而且罪及三族。由此,经肃王授意,新任令尹捕杀了所有攻杀吴起的权贵及其三族,共70余家。据《吕氏春秋·上德》,可能只有阳城君得免一死,他逃出楚国去了,封地充公。

《吕氏春秋·贵卒》说,吴起中箭后,边跑边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支箭来,把它插在悼王的尸体上,同时高声叫喊,说是乱党谋害大王。也许确实如此,但也只为肃王尽诛乱党提供了一个借口,假如肃王也是反对吴起变法,他就会把这事定为吴起的死罪,而置乱党于不问,甚至会以乱党为功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