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渐臻全盛
强干弱枝是楚国的政治传统,它的根基深埋在楚国的社会体制中。人们习以为常了,偶或稍有偏离,也会迅即纠正。如惠王要把梁邑(在今河南汝州西南)封子期之子文子,梁邑是北境的险地,文子说,我怕子孙有二心,不敢受此险邑。惠王嗟叹,改封文子于鲁阳(在今河南鲁山)。文子大概是楚国的第一个封君,封地可世袭,号为“鲁阳君”,但也有称之为“鲁阳公”的。文子以忠勇著称,有一个近乎神话的传说——“挥戈回日”,但那是惠王后期的事了。《淮南子·览冥训》云:“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通‘挥’)之,日为之反三舍。”
白公之乱又使楚国因祸得福,楚国的君臣同心戮力,在确保后方安定的前提下徐图开拓。他们像一只吃饱了的虎,蓄积着自己的力量,注视着北面和东面几只半饥不饱的虎。
越国并吞了吴国,但它还是半饥不饱的。它也像吴国那样,要预上国之政了。
句践比夫差聪明,尚能量力而行。楚国自从有了吴师入郢的教训,对东部边境的防务不敢稍有懈怠。当初越师一次佯攻,就招来了楚师两次渡江,对此,句践记忆犹新。句践当然明白,假如越师西上与楚师争锋,再也不会有阖庐那么辉煌的战绩了。句践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因为北方的诸侯对吴国尚且畏惧,对灭掉了吴国的越国就更加惶恐了。果然,如《国语·吴语》所记:“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陈”乃误记,因为那时它早就被楚国灭掉了。句践引兵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于徐州(在今山东滕州东南),并向周天子纳贡。周元王赐句践胙,封之为伯。《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这时句践“号称霸王”。
既已号称霸王,句践也就满足了。他的领土野心并不大,但总爱过问其他国家的内乱和外患,在这一点上,他颇有春秋时代霸主的特色。夫差侵占的宋地,被句践还给了宋国;夫差侵占的鲁地,也被句践还给了鲁国。卫国发生内乱,句践派人去干预。鲁国与邾国发生边界纠纷,句践派人去仲裁。对淮夷,句践深感棘手,怎么也摆弄不好,于是,越国只管淮水下游,听凭楚国宰制淮水中游。楚国静观其变,坐收其利。
公元前464年——惠王二十五年,句践死,子鹿郢(鼫与)立。从此,越国就黯淡无光了。
公元前458年——惠王三十一年,知氏、赵氏、韩氏、魏氏攻灭范氏、中行氏之后,晋出公企图以齐、鲁两国为外援,伐知、赵、韩、魏四卿,未果。三年后知伯废晋出公,立晋昭公曾孙骄为晋懿公。不久,知伯与韩康子、魏桓子引兵围赵襄子。赵襄子策动韩康子、魏桓子倒戈,杀知伯,尽分其地,时为公元前453年——惠王三十六年。其明年,晋出公不自安,奔楚求庇,晋三卿立晋敬公。晋国的扬氏为三卿所逼,也奔楚避祸,居巫山之中。其后有汉人扬雄,以文名世。
秦国北伐大荔、义渠之戎,南取汉中之巴,几经进退,扩展了版图。
楚国竭力巩固自己在淮水中游的统治,公元前447年——惠王四十二年,攻灭了反复无常的蔡国。《荀子·强国》说到此役楚师主帅是子发,灭蔡后,推功于国君、将领和士卒,辞赏不受。[9]子发所辞的赏,应为“执圭”。“执圭”是楚国最高的爵位,可能是惠王始设的。
灭蔡后,楚国往东北方向扩展。公元前445年——惠王四十四年,灭杞。杞是由夏人遗民组成的一个小国,原在今河南杞县,一再迁都,这时在今山东安丘东北。灭杞后,楚师继续东进,达到泗水流域,这就逼近鲁国了。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楚与秦通好。
楚人没有放松对越人的戒备。楚、越两国的舟师多次在长江中交战。楚国的舟师战船较大,装备较好,但总在上游,越国的舟师则适得其反。顺流而下的退走时慢,逆流而上的退走时快,因而楚人屡屡失利。鲁国的巧匠公输般(鲁班)应聘到楚国,设计了一种“钩强之备”。“钩”,就是把掉头逃走的敌船钩住;“强”,就是把迎面冲来的敌船顶住。至于“钩强之备”的构造,则莫知其详。只要能把敌船钩住或顶住,楚人的优势装备——尤其是这时已用于实战的弩就可以使他们稳操胜券。否则,如果短兵相接,楚人怕就斗不过一向善于步战的越人了。据说,自从楚人有了“钩强之备”,在水战中屡屡失利的就是越人了。此事,见《墨子·鲁问》。
公输般还为楚国设计了“云梯”,用以攻城。“云梯”下部有轮,《墨子·经》称之为“车梯”。河南卫辉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其图像中就有带轮的云梯,不过那是战国晚期的。公输般设计“云梯”,可能是受了楚国原有的“楼车”的启发。楚国制造了一些“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墨子是宋人,听到这个消息,急忙跑到楚国去,据说只走了“十天十夜”就到了郢都。墨子求见惠王,恳求不要进攻宋国,并说宋人有他设计的守城器械,可以破公输般设计的“云梯”和其他攻城器械。公输般也在场,他和墨子在惠王面前进行攻防的演练,当然是假设的,一个讲可以用什么攻,一个讲可以用什么防。据说,公输般进攻九次,都被墨子击退了。于是,惠王吩咐不要去进攻宋国了。此事,见于《墨子·公输》和《吕氏春秋·爱类》等典籍,都是墨家后学的手笔,不尽可信。
墨子平时生活俭朴,相传这次见惠王却衣锦而吹笙,以投其所好,事见《吕氏春秋·贵因》。衣锦,可能是临时披上的礼服。吹笙,则肯定是因为惠王喜好音乐,墨子有意取悦于惠王。
墨子不善辞令,留给惠王一个“其言多而不辩”的印象。后来惠王问墨家田鸠何以如此,田鸠讲了一个买椟还珠的故事,说以辩取言一如买椟还珠,事见《韩非子·外储说》。[10]
公元前432年,惠王去世,在位计57年。在所有楚君中,在位时间超过55年的只有惠王一人。太子为熊中,继位,是为简王。(www.xing528.com)
公元前431年——简王元年,楚灭莒。这时楚人继续向东北推进,绕过鲁国,达到了沂水流域的东部。莒国故址在今山东莒县,其公族为嬴姓。莒人以为有越人支持,尚能苟安,不料乃如覆巢之卵。《战国策·齐策》说:“莒恃越而灭。”越人北上的道路被楚人切断,力图重新打通,在公元前413年灭郯。郯国故址在今山东郯城,尚在莒国故址以南,再往北去,越人就力不从心了。郯国公族也是嬴姓,自称乃少皞氏苗裔。
灭莒之后,因中原多事,楚人不得不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中原,对齐鲁一带就暂且放松了。
昭惠时代长达84年。其间遭遇两次惊涛骇浪,几乎成为灭顶之灾。楚人奋力抗击,拨乱反正,四境之内很快就又风平浪静了。经历了两次严酷考验的楚国,以稳健的步履在发展的道路上前进,文化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与并世共存的其他国家相比,可谓“一览众山小”。
惠王去世前一年,即公元前433年,为刚去世的曾侯(随侯)做镈钟一枚。这位曾侯名乙,酷爱音乐,精通声律,有一套多达64枚的编钟。可庆幸的是,1978年发掘了位于今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这套编钟连同这枚镈钟都重现于人世了。
曾侯乙编钟体制宏大,性能卓绝。经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检测,钟体含锡量在13%至16%之间,与《周礼·冬官考工记》所云“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相合。实验证明:含锡量若低于13%。则音色尖锐而单调;若高于16%,则钟体易击碎;若在13%至16%之间,则音色既浑厚丰满,钟体亦不易击碎。还有含铅量,过少则钟声衰减过慢,过多则音色易恶化。实测含铅量在1%至3%之间,钟声既衰减较快,而音色不致恶化。[11]甬钟有45件,总音域跨五个八度音程,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平均各只少一个八度音程。在中心音域部分约占三个八度音程的范围内,十二个半音齐备,从而证明这套编钟是已知世界上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试奏证明,其旋宫能力达六宫以上,可演奏采用和声、复调、转调手法的乐曲。[12]
与这套编钟同出的有编磬一套,计32件,被盗洞塌落的土石击中,多已破碎,令人抱憾。
钟与磬是相配的:钟发声洪亮,磬收韵清越,两者相得益彰。所谓“金声玉振”,就是这个意思。[13]古代的“八音”,金居第一,石为第二,金即钟,石即磬。
曾侯乙的编钟和编磬都有铭文,钟铭2800余字,磬铭残存700余字,加上钟架笋梁、编悬配件和磬匣上的文字,共得4463字。其内容是乐理,全面地显示了当时楚国和曾国乐学的发展水平。
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器总重达10吨,创单墓出土铜器总重的最高纪录。制作某些铜器所使用的熔模铸造工艺尽善尽美,成为铜器铸造技术的“珠穆朗玛峰”。其中有尊和盘各一件,最为精妙。尊唇和盘口都是宽沿外折,布满细密的镂空蟠螭纹和蟠虺纹。诸多纹饰互不接续,概由内部的多层铜梗支承,不见锻打、铸接、焊接的痕迹。如此玲珑剔透,华丽之中有空灵之感,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如冰酒器等,也是熔模铸造工艺的杰作。
须知,曾是楚的附庸。位于楚的腹地。附庸的水平尚且如此,宗主的水平如何就不难想见其大概了。
春秋战国之际,楚国已经创造了冶炼可锻铸铁的技术,这是一项重大的发明,不仅使楚国在东亚领先打开了铁器时代的大门,而且使中国冶炼可锻铸铁的技术领先于西方约1700年。当时西方冶炼的是锻铁,用途不如可锻铸铁广泛。楚国制作了大量铁器,但主要是农器和匠器。至于兵器,通常仍用青铜制作,但钢剑也已出现。
这时的青铜兵器有以下三个发展趋向:其一是戈、矛、戟越来越精了。戟原由一戈一矛合成,这时楚国已有双戈戟和三戈戟,可能是向吴人学来的。其二是剑越来越多了。楚墓如墓主为男性,多随葬兵器。江陵发掘的一些小型楚墓。各随葬铜剑一件,而其他兵器无所见。其三是出现了弩机。当时在平原上作战,仍为车兵与徒兵混合编队。随着剑和弩的逐渐推广,徒兵的作用逐渐增大了。
中国的铜镜出现得很早,可是直到春秋晚期还很少。进入战国时代之后,楚国的铸镜业逐渐兴旺起来。铜镜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高,以及款式的更新,都相当迅速。迄今已有的先秦铜镜的发现地,绝大多数是楚镜。贵族之家固然必有铜镜,一些平民之家也有了铜镜。铜镜是梳妆用具,它的普及也反映了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改善和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楚人的文字是先后向殷人和周人学来的,但有楚式的风格气派。这时,笔画扭曲的“虫书”和附饰鸟形的“鸟书”已近乎绝迹,但铭文仍有字体较修长和笔画多波折的传统特色。墨书因毛笔的推广而增加,多见于竹简,字体较方正,笔画较简省,包含着隶书的萌芽。据文献记载,秦代蒙恬始造毛笔。但从战国楚墓中,已有多支毛笔出土,可见旧说不确。迄今已有的先秦毛笔,无一非楚笔。从考古资料来看,毛笔应是楚人发明的。
这时,楚言已经成为夏言(雅言)的一种方言。但与楚字相比,楚言的特色尤为鲜明。楚言夏化是楚人夏化的重要因素,它使楚人的族属变换了。吴人跑到郢都去大闹了一场,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夏和楚认同了。从此,楚人不再是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的“蝙蝠”,而已厕身于“诸夏”和“上国”之列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