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招 祸
一次宫廷阴谋搅动了平静得好像一潭死水的政局,其冲击波从国内传送到国外,又以高强度从国外反射到国内。这次宫廷阴谋最初纯属无事生非,因由似乎微不足道,如同起于青之末的一缕轻风。但在二十余年之后,竟化为拔木摧屋的飓风,导致郢都沦陷,成为楚国历史的一大变局。
上述似乎微不足道的因由是平王为太子择妻,这本来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太子名建,是平王娶蔡国女子所生。平王即位后,命伍举子连尹伍奢为太子太师,命宠臣费无忌(费无极)为太子少师。太子建尊重伍奢而嫌恶费无忌,使费无忌暗自衔恨。公元前527年,太子建年十五。费无忌对平王说太子建可以成家了,平王为太子建聘秦女嬴氏为夫人,命费无忌到秦国去迎亲。费无忌发现嬴氏貌美,阴谋便由此而起。其明年初[1],嬴氏到郢都,费无忌劝平王自娶。平王好色,不管儿子作何感想,居然掉包,自娶嬴氏为夫人,对费无忌就格外宠信了。
嬴夫人为平王举一男,名壬。公元前523年——平王六年,采纳费无忌的建议,派太子建去镇守城父,名义是让太子建管方城以外,由平王自己管方城以内,当然,这是欺人之谈。
其明年,费无忌诬告太子建与伍奢密谋以齐、晋为外援发动叛乱。平王信以为真,召见伍奢,严加诘问。伍奢规劝平王不要亲小臣而疏骨肉,平王执迷不悟,把伍奢关押起来,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死太子建。奋扬情知太子建无辜,自己不慌不忙上路,暗中派人先行向太子建告密,嘱太子建逃走。太子建逃到宋国去了,奋扬才赶到城父。奋扬让城父大夫把自己押送到郢都去待罪,平王问奋扬,那个命令,出自寡人的嘴里,进到你的耳里,是谁泄漏给建的?奋扬坦然说,是臣。大王曾经嘱咐臣要像服侍大王一样服侍太子,臣虽不才,不敢三心二意。臣按大王先前的嘱咐执行了,不忍心按大王后来的命令执行。臣已把太子放跑,现在后悔莫及了。平王问道,那么,你怎么还敢来见寡人呢?奋扬答道,臣没有完成大王的使命,如果不来,那就是再次违命了,臣不敢。平王无奈,对奋扬说,回城父去吧!还像以前那样做你的官吧!
费无忌对平王说,伍奢的两个儿子都是人才,假如逃到吴国去,会给楚国带来忧患的,要杀掉他们才好。平王让伍奢叫两个儿子到郢都来,说是,他们来了,你还能活下去;他们不来,你就非死不可。伍奢说,长子尚会来的,次子员却不会来。平王问道,这是什么缘故?伍奢说,尚孝而好仁,员勇而多谋。以后给楚国带来忧患的,一定是员。平王派使者召伍尚、伍员,伍尚对伍员说,我到郢都去尽孝,你到吴国去设法报仇吧!于是,伍尚奉召而去。伍员则张弓搭箭出见使者,作将射之状,使者惊走,伍员乘机逃脱。
伍员果然逃到吴国去了,但他不是直奔吴国,而是追随太子建,先后经宋、郑、晋诸国,才逃往吴国的。公元前521年——平王八年,宋国内乱,太子建与伍员奔郑国,不久转往晋国。晋顷公要太子建再到郑国去做晋国的内应,说是灭掉了郑国就把郑地封给太子建。太子建一时糊涂,竟回郑国去了。焉知被知情者告发,郑人杀死了太子建。太子建有子名胜,尚幼小。伍员带着这个不抱就得背的胜,逃往吴国,沿途历尽艰险。《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胥(伍员字胥)……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战国策·秦策》记伍员“槖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于蓤水,无以饵其口,坐行蒲服(匍匐),乞食于吴市”。昭关,在今安徽含山西北。伍员和胜是躲在商人的货囊里过昭关的,还是徒步绕小路过昭关的,无由断定。“赐粟五万石”和“爵执珪”都是后人杜撰的,当时楚国还没有赐粟以万石计的赏格,而且还没有执珪这个爵位。
到了吴国,伍员求吴公子光引见吴王僚,吴王僚未予重用。伍员只是耐心等待,据说曾躬耕为生。
这时,楚国正被卷进宋国的内乱中去。先是,公元前521年——平王八年,宋元公与华氏由相恶而相攻,宋元公以齐、晋、卫三国为外援,华氏的外援只有一个吴国。华氏不敌,向楚国求援。其明年春,平王命司马越领兵迎华氏,宋元公不得已,纵令华氏诸大夫及其同党逃到楚国去。
公元前519年——平王十年,吴伐楚,公子光为元帅,直逼州来。令尹子瑕抱病偕司马越出征,率楚师和胡、沈、顿、许、陈、蔡之师救州来,子瑕死于军中,楚师士气不振。两军战于鸡父(在今河甫固始东南),胡、沈、陈三国之师因轻敌而大败,许、蔡、顿三国之师闻风遁走,楚师尚未列阵即行溃退。是年秋,吴公子光[2]领兵入郹阳(在今河南新蔡),迎太子建之母去吴国与其孙胜会合。太子建之母乃郹阳封人之女,因其子被废而幽居郹阳,与吴人暗通消息。这次是乘吴师战胜之机,携其宝器逃亡到吴国去了。司马越闻讯,领兵急迫,没有赶上。《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越自责云:“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越回到家乡澨,即自缢以谢罪。
这一仗,楚国损兵折将,失地丢人,窝囊之极,声威因而大减。
囊瓦(子常)继为令尹,征集役徒,加固郢都城垣。左司马沈尹戌不以为然,《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沈尹戌说:“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境)。”沈尹戌认为只要没有“内忧”和“外惧”,国都就无须筑城。当初若敖、蚡冒以至武王、文王,国土方圆不过数百里,尚且不在郢都筑城,现在国土达方圆数千里,却在郢都筑起城来。要凭这城来固守,那是很难做到的。沈尹戌坚持重外线、轻内线的作战方针,至少要御敌于方城之外,代表了春秋时代楚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屡战屡胜的强大国家确实不必有城垣。东方和西方都这样。古代的斯巴达,在希腊诸城邦中以尚武善战著称,它就是没有城垣的。楚国假如还像成庄时代那样每战都在外线,筑城也将是多此一举。然而今非昔比,灵平时代的楚国与吴国交锋败多胜少,应该变通为外线、内线并重才好了。
囊瓦的错误不在于为国家筑城,而在于为自己敛财。此人甚贪,《国语·楚语》记斗且说囊瓦喜欢“蓄货聚马”,“如饿豺狼焉”。当时,“民之羸馁,日已甚矣”。因而,囊瓦“积货滋多,蓄怨滋厚”。
公元前518年——平王十一年,吴楚发生边民纠纷。吴国边邑卑梁(在今安徽天长西北)与楚国边邑钟离(在今安徽凤台东北)毗连,都种桑育蚕,一吴女与一楚女[3]因争桑树而扭打。事态越闹越大,楚女家杀死吴女家,卑梁大夫征发邑兵进攻钟离。恰巧,楚国扩建了舟师,平王自将东巡,闻变,当即攻破卑梁。吴公子光领兵迎战,因楚师强大而逡巡不前。这时越国的战略方针是西联强楚、北抗劲吴,先派大夫胥犴朝见平王,又派公子仓和大夫寿梦(此人与已故吴王同名)领兵从征,还送给平王一艘乘舟。越人的造船技术比楚人高明得多,这艘王室的乘舟大概同余皇相似。平王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转悠了个圈,以为达到了威服吴人的目标,就奏凯回国了。焉知楚师刚撤走,吴师就攻占了钟离和巢邑。成语“卑梁之衅”,意即小事化大。国间关系就有这么复杂,细故往往酿成巨祸。反之,若要大事化小,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时,北方的变故不是外争而是内乱。前年,周景王死,刘子、单子立王子猛为王。周景王宠子王子朝叛,从之者甚众。此时,乱事未平。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大家族鼎足而立,既有敌意,也有友情,对鲁君通常是一致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宋大夫乐祁云:“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三世”,即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此时季平子为卿。“四公”,即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和此时在位的鲁昭公。还有次大的家族,即郈氏和臧氏。郈氏与季氏斗鸡,季氏的鸡斗败,季平子恼羞成怒,侵夺郈氏的田室。在“卑梁之衅”的翌年,鲁昭公串通郈氏、臧氏,突袭季氏,破门而入,季平子率近臣登台固守。孟氏、叔氏闻讯,出兵救季氏。鲁昭公弄巧成拙,被迫奔齐避祸。
公元前516年,平王死,在位计十三年。不满十岁的太子壬继立,改名熊轸(珍),是为昭王。是年,因晋师介入,王子朝败,偕尹氏、召氏、毛氏等,奉周室典籍奔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王子朝遣使遍告诸侯,谴责刘公狄和单公旗,自称“兹不穀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厎”云云。王子朝奔楚。对楚是一个绝好的机缘,可是主幼臣弱,未能及时做出适当的反应。
平王善终,但他把祸胎留给昭王了。
公元前515年——昭王元年,伍员时来运转。是年春,吴伐楚,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率吴师主力与楚师相持于潜邑(在今安徽霍山东北),后路为楚师切断,进退两难。吴公子光图谋取吴王僚而代之,以为时机已到,而苦于不得良策。吴王僚对吴公子光疑心很重,防备很严,吴公子光不知如何下手。伍员早就获悉吴公子光有弑君自立之志,已为他找到一个玩命的壮士设诸(专诸),这时便把此人引荐给他。吴公子光设家宴款待吴王僚,吴王僚碍于亲情,不得不去,但加强了警卫,所到之处都有吴王僚的亲兵。上菜的仆役到了餐厅外面,要在亲兵监视下脱个精光,另换衣裳,然后在两名甲士所执的两支利铍[4]贴近身体夹持之下,膝行而进。设诸上的菜是一条煎好的大鱼,他也是这样进入餐厅的,亲兵想不到他会把短剑藏在鱼腹之中。一靠近吴王僚,设诸就突然从鱼腹中掏出短剑向吴王僚刺去。在吴王僚被刺中要害的同时,两支利铍一左一右也插进了设诸的胸膛,两人顿时俱毙。公子光即位,是为吴王阖庐。消息传到前方,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在今江苏宿州)。
在吴国发生政变后不久,楚国也发生了一场近乎动乱的危机,这场危机是由惯于造谣和进谗的费无忌引发的。左尹郤宛为人正直,待人和蔼,很受国人爱戴,而费无忌和鄢将师两位大夫视之如仇。费无忌设借刀杀人之计:对郤宛说令尹囊瓦想到郤宛府上去拜访,还说囊瓦喜欢兵器,假如郤宛在门外放些兵器,囊瓦见了一定格外高兴。郤宛欣然从命,便设家宴,请囊瓦赏光。费无忌随即对囊瓦说,郤宛设家宴是要谋害令尹,不信,可以派人去看看郤宛门外有没有兵器。囊瓦派去侦察的人回来报告,郤宛门外果然有兵器。囊瓦大怒,鄢将师乘机自告奋勇,率众杀死了郤宛及其族、党,株连及于大夫阳令终、晋陈两家。伯州犂的后人也与郤宛相善,在郤宛被害后逃到吴国去了,伯州犂之孙伯嚭不久即仕于吴为大夫。晋陈的族人在郢都的街头巷尾哭诉,大声疾呼:鄢将师、费无忌以大王自居!——专做危害楚国的事!——蒙蔽大王、令尹!——令尹相信他们!这话,传到囊瓦耳里,使他大为恼火。沈尹戌向囊瓦进言,《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沈尹戌说,郤宛、阳令终、晋陈都是无辜的,您杀了他们,以致国人说您坏话。国人谁不知道费无忌是“谗人”,您怎么能信他呢?“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囊瓦为了平息国人的谤言,处死了费无忌和鄢将师,尽灭其族。(www.xing528.com)
其明年,晋国也发生内乱,祁氏和羊舌氏一时俱灭。
公元前512年——昭王四年,阖庐要求徐国引渡公子掩余,要求钟吾引渡公子烛庸。两公子无奈,向楚国请求避难。楚监马尹大心奉命迎候两公子,把他们安置在养邑(在今河南沈丘)。莠尹然和左司马沈尹戌奉命监工,为两公子筑城,并从城父和胡邑割田以扩大两公子的封邑。
阖庐因徐和钟吾纵令两公子奔楚,一举攻灭了这两国。破钟吾不难,破徐可就煞费苦心了。正是冬天,吴人在山口筑大坝,蓄河水,灌徐都,才告捷。这是先秦最早实行水攻的一个战例,在这之前,宋国的华元曾决睢澨以阻敌,那是最早实行水守的一个战例。徐君章禹自断其发,表示遵从吴俗,偕夫人拜见阖庐。阖庐向章禹表示哀悼和慰问,允许章禹及其夫人携近臣奔楚作寓公。沈尹戌受命把章禹一行安置在夷邑,也为他筑了城。
阖庐命伍员为行人,问以伐楚之术。伍员建议三分吴师,轮流骚扰楚国。这与荀三分晋师的办法相似,但荀以守为主,伍员却以攻为主。《左传·昭公三十年》记伍员说:“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这个战略方针是伍员对兵法的宝贵贡献,它对暂时还处于劣势的军队有不朽的指导意义。
不久,伍员就受命执政,位同上卿。《新书·耳痹》说阖庐授伍员以吴国之政,“民保命而不失,岁时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调而无尤,天下服而无御,四境静而无虞”。这大概是摭拾遗闻而张大其词,不可尽信。至少,所谓“无御”和“无虞”都失实了。不过,伍员治理吴国颇见成效是无可置疑的。在伍员有生之年,吴国确实变得更富庶,更强盛了。
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西汉早期的竹简,有一篇题名《盖庐》,记阖庐与伍员问答之辞。从中可以看出,阖庐礼贤下士,励精图治,而伍员对治国、治民、治军都有独到的见解。伍员讲究阴阳、五行、四方、八时,不无神秘意味,但一涉及实际问题就显示出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的睿智。伍员主张抚民、安民,反对苛征重敛。他说:“使民之方:安之则昌,危之则亡;利之则福,害之有殃。”伍员认为政治上的优劣对军事上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可“击堂堂之阵”,不可“攻蓬蓬之气”,对无德、不仁者则可断然举兵攻之。在战略和战术上,伍员反对硬拼蛮干,主张避实击虚,避盈击亏,要千方百计诱敌、误敌,与孙武的主张如出一辙。凑巧的是,这时孙武也在吴国。
孙武出生在齐国,壮年受知于阖庐。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史记》有传,所著《孙子兵法》至今仍是中外兵家的宝典。阖庐在位时,多次伐楚,政治上的决策大抵出自伍员,军事上的决策主要出自孙武。
这时的吴国,人才荟萃,气象峥嵘,令诸侯为之侧目。阖庐为明主,伍员为贤臣,孙武为良将,三美得兼,世所罕遇。垄断有色金属的贪欲,争当列国霸主的奢望,促使吴人在淮水中游与楚人角逐。伍员怀着复仇的苦志,有时不免偏激和狂热;孙武于楚人无恩怨可言,始终冷静而稳健。两人的共同特点,则是老谋深算,
就在灭徐和钟吾的同年,阖庐与伍员、孙武、伯嚭伐楚,奇兵突袭,一举拔舒,俘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而杀之。阖庐问诸将可否直捣郢都,孙武以为民众疲罢,不宜远征,尚须假以时日,方能深入楚境,阖庐从其议。
其明年为公元前511年——昭王五年,吴师两度袭扰楚境,都是待楚师一到就撤退了。显然,这是实行伍员所谓“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的策略,以求“亟肄以罢之”。
又明年,吴伐越,但只是试探性或惩罚性的,当时越王为允常。
鲁昭公流亡日久,鲁人不怀念他,诸侯不援助他,形影相吊,是年去世。《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晋国的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时楚国的君臣没有史墨那样透彻的认识,他们尚未想到,一场空前的危机正在向他们逼近。
公元前508年——昭王八年,桐叛楚。桐是一个小国,沦为楚的附庸,其故址在今安徽桐城北。出乎楚人意料的是,吴竟发兵伐桐。其实,这是佯攻,意在使楚人做出吴人无意伐楚,甚至有意援楚的误断。同时,吴使舒鸠以虚假的情报怂恿楚伐吴。囊瓦不知是计,当即大举伐吴。吴人在豫章陈列了一些战船,囊瓦以为吴师的主力就在那里,全军急进,以求决战,不料扑了个空。吴师的主力潜伏在巢湖附近,待楚师因不知敌人去向而放松了戒备,吴师便突袭豫章,击溃楚师。然后攻取巢县,俘获楚公子繁。豫章是南方屡见不鲜的地名,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大樟树”。这个豫章在淮南的舒与巢之间,现属何县或何市则不可确指。吴师在这个战役中按照伍员的战略和战术,诱敌,误敌,疲敌,避盈击亏,终于克敌,挥洒自如,值得兵家做深入的研究。在这个战役中,指挥吴师作战的主帅正是伍员。
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战事的加剧,吴国赶造兵器,苦练士卒。
《吴越春秋》卷2记,阖庐曾命铸剑名师干将造宝剑两柄,其名为“干将”和“莫邪”,相传莫邪是干将的妻子兼助手,越人献欧冶子所造剑三柄,阖庐爱而宝之。越人所铸的剑和矛,确实比吴人所铸的更好。《越绝书·外传》记越王有“屈卢之矛”、“步光之剑”,还有欧冶子所造宝剑五柄,其名为“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阖庐所得三柄乃“湛卢”、“胜邪”、“鱼肠”。《吴越春秋》卷2则说这三柄剑是吴公子光未即王位时所得,“鱼肠”被用来刺杀吴王僚,“胜邪”别称“磐郢”,被用做阖庐之女的嫁妆了。《越绝书·外传》还说楚王请干将、欧冶子造宝剑三柄,其名为“龙渊”、“泰阿”、“工布”。当时上等的剑都是复合剑,分两次浇铸,先铸剑脊,加铸剑刃。剑脊所用铜料含锡量较小,求其坚韧;剑刃所用铜料含锡量较大,求其刚硬。楚人也学会了铸复合剑,但仍比越人和吴人稍逊。越人和吴人的一些剑和矛饰有暗花,以菱形居多。施纹部位是经过硫化处理的。越、吴、楚三国的许多剑在出土时通体无锈斑,令人疑为曾作防锈处理,但尚待进一步验证。
为吴国训练士卒的,除了伍员和孙武,还有奔吴避难的宋人华登。按实战要求,训练很严格,效果很显著。阖庐让孙武操练妃子和宫女的故事,见于《史记》,据说阖庐的两位爱妃经三令五申仍嬉笑自若,被孙武当着阖庐的面处死了,其严乃如此!
公元前506年——昭王十年,一场几乎使楚人亡国的危机爆发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