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楚国战败了,但它的实力未受重大损伤。郑国也如此,而且没有因此而背楚从晋。不过半年,即在公元前574年——共王十七年,春,郑袭晋,这表明晋在鄢陵之战中只是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的战胜者,否则郑是不敢轻启边衅的。同年夏,楚公子成、公子寅领兵戍郑。晋与周、齐、鲁、宋、卫、邾、曹合兵伐郑,楚令尹子重率师救郑,联军望风而退。是年冬,联军又伐郑,楚公子申领兵救郑,联军又知难而退。是年末,晋厉公及其嬖臣杀“三郤”——即晋国当时最大的家族郤氏的郤锜、郤犨、卻至,陈尸于朝。其明年春,栾书和荀偃弑晋厉公,迎晋襄公曾孙周子而立之,是为晋悼公,时距晋胜楚于鄢陵仅一年半。
楚败于晋,舒人以为有隙可乘,公元前574年——共王十七年,舒庸潜引吴师围攻巢邑。楚公子橐师领兵东征,赶跑了吴师,击灭了舒庸。
其明年,楚伐宋,晋救宋,楚、晋战于宋邑鼓城附近,楚师因不利而退却。
右司马公子申贪黩而跋扈,接受小国的贿赂,侵夺令尹子重和左司马子辛的职权。公元前571年——共王二十年,公子申被杀。
其明年,令尹子重率师伐吴。楚师首次东渡长江,一度攻占鸠兹(在今安徽芜湖东),但将军邓廖被吴师俘获。楚师刚退走,吴师即西渡长江,攻占驾邑(在今安徽无为)。
不久,子重病故,子辛继为令尹。子辛的贪黩甚于公子申,向陈国索贿太苛,乃至迫使陈国背叛楚国。公元前568年——共王二十三年,杀子辛,以子囊(公子贞)为令尹。公元前566年——共王二十五年,子囊率楚师围陈都。晋、鲁、宋、卫、曹、莒、邾诸国虚言救陈,然而意见分歧,迟迟不出兵。陈不得已,向楚乞和。
郑国在顺境中过了几年,它的执政大夫有点忘乎所以了,居然去袭击楚国的附庸蔡国,俘虏了蔡司马公子燮。公元前565年——共王二十六年,冬,楚伐郑以问罪,子囊为元帅。郑国的大夫商议对策,有主张向楚人求和的,有主张等晋人来救的,莫衷一是。执政子驷说,事势危殆,民众已急不可耐,我们姑且顺从楚人吧!以后晋人打来,我们再顺从晋人就是了。我们以后就放一些玉帛和牛羊在边境上,无论楚人、晋人,谁来打我们,我们都毕恭毕敬地献上玉帛和牛羊。小国事奉大国,只能这样。对策就这么决定了,郑国一面与楚国议和,一面派使者向晋国说明事出无奈。晋人没有表示谅解郑人的处境,但这也并不出乎郑人的意料。当时晋楚势均力敌,郑国只能像钟摆那样摇来晃去,以前是自发的,现在自觉得多了。
其明年,据《左传·襄公九年》所记,晋悼公采纳中军帅荀的建议,“三分四军……以逆来者”,即将中、上、下、新四军各分为三部,出征时每军只调用一部,这是使楚人疲于奔命的良策。郑人见楚人果然穷于应付,就转而采取中间偏晋的立场,晋师来伐则从晋而“告”楚,楚师来伐则从楚而“赂”晋。如此一“告”一“赂”,钟摆就晃到晋国那边去了。楚国大为不满,扣留了郑国派来的两位使者。这个粗暴的措施激怒了郑人,郑与晋会盟,郑简公送给晋悼公一份厚礼,计有:著名乐师3人,女乐2佾即16人,歌钟2肆连同相配的镈和磬全套,兵车100乘连同相应的甲兵在内,女工30人。
晋与齐结盟,并使郑和宋成为自己的附庸。楚的对策是与秦结盟,尽力夺回在中原丧失的阵地。公元前562年——共王二十九年,秦伐晋,晋因轻敌而大败。楚与秦相呼应,当秦在为伐晋做准备时,楚联郑而伐宋,又使中原扰动了。
郑国所受的兵祸最多,几乎每个对中原稍有影响的诸侯国的军队都到过郑国。可是,郑国所聚的奇货也最多,它的商人几乎到过任何一个诸侯国。春秋时代,其他诸侯国的商人都不如郑国的商人殷实而且活跃,公元前627年秦师过周都伐郑国,遇见正要到周都去贸易的郑国商人弦高。弦高假托奉郑君之命前来迎接和犒劳秦师,先献上4张牛皮,再献上12头牛,说了些使秦人以为郑人已做好迎战准备的话,又暗中派人乘快车回郑国报警。秦师不敢继续前进,撤回秦国去了。晋国的荀被俘后,滞留在郢都,郑国的一个商人到郢都做生意,见到荀,打算把他装在货囊中偷带出境,没有办成。楚国放荀回晋国后,这个商人到晋都贸易,荀待他极好,就像他真把自己救出了楚国似的。不久,这个商人又到齐国贸易去了。可见,郑国的商人是国间贸易的主角,挟重赀而交王侯,有时能对政局和战局施加并非微不足道的影响。
郑国是当时转口贸易的中心,最为繁华。打仗归打仗,经商归经商。在郑国的商人看来,战争只是过眼烟云,不须介怀。在商业的刺激下,郑都的风气最为奢靡,次于郑都的是中原东部的卫都。郑、卫之音被圣人视为淫佚之音,采入《诗经》的作品是经过圣人筛选和净化的。《诗经》的《国风》计15国160首,《郑风》最多——占21首,可见圣人也不是不喜欢郑国流行歌曲的。《郑风·出其东门》有句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出其阇,有女如荼。”《郑风·溱洧》有句云:“溱与洧,浏其清兮!士与女,殷其盈兮!……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所描写的是郑都的郊外士女如云,欢情如梦。类似的景象在其他诸侯国虽也有,但盛况与郑都所见不可同日而语。(www.xing528.com)
郑国的青铜铸造工艺是很精的。已知的中原春秋铜器,以郑国的莲鹤方壶为最精。
共王晚年,楚国在北线有得有失,得失大致相当。郑国和楚国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双方的交往一直是频繁的。
公元前561年——共王三十年,吴王寿梦去世,子诸樊继位。
共王晚年,楚国在东线得大于失,局势比较平静。
公元前560年,共王去世,在位凡三十一年。子熊昭继位[3],是为康王。
《左传·襄公十三年》记共王遗言,自称“不德”,为鄢陵之败引咎自责,要大夫给他加个“灵”或“厉”的恶谥。既死,有些大夫主张遵从共王遗命。令尹子蠹力排众议,认为应当谥之为“共”。子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
共王生长在荣华和安宁之中,有父王训诫,有师保诱导,有臣僚拥戴,一切都是现成的。父王和师保对他的教育,只是细心地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仁厚贤明的国君,没有大胆地锻炼他成为一个英勇果断的统帅。在鄢陵之战前,他还不曾见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波巨澜。一旦事态危急,他就容易失态。如《淮南子·氾论训》所记,撤离鄢陵时,有潘尫、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四位大夫簇拥着共王,共王因恐惧而瘫倒在地上。黄衰微急中生智,用脚踢共王。共王见黄衰微如此无礼,变恐惧为震怒,站了起来,四位大夫才乘机把共王抬上了戎车。国君如此,将士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在立嗣问题上,共王也显得优柔寡断。《说苑·建本》说:“楚恭王多宠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乱!夫一兔走于街,万人追之;一人得之,万人不复走。分未定,则一兔走使万人扰;分已定,则虽贪夫知止。今楚多宠子而嫡位无主,乱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国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国既无基,又使百姓失望,绝其本矣。本绝则挠乱,犹兔走也。’恭王闻之,立康王为太子。其后,犹有令尹围、公子弃疾之乱也。”
国君的优柔寡断,在用兵和立嗣这样的重要关头是一种劣性,在平时却可能是一种美德,因为优柔寡断常常是同宽厚仁慈联系在一起的。相传共王在围猎时遗失了一张宝弓,随从要去找,共王说,“荆人遗之,荆人得之”,不算什么损失,何必去找呢?如此豁达实属罕见,因而传为佳话。据说,后来孔子和老子都对此发表过意见。孔子说:“去其‘荆’而可矣。”去其“荆”,就成为“人遗之,人得之”了。老子说:“去其‘人’而可矣。”已去“荆”,又去“人”,就成为“遗之,得之”了。[4]一个故事,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共王的仁厚以及儒道两家的精义。共王弥留之际能以“不德”自责,恰如《庄子·天地》所云:“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子囊所讲的“抚有蛮夷”、“以属诸夏”,与其说是共王建树的功业,不如说是楚人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草创于武王,确立于成王,光大于庄王,共王以后奉行不替,子囊只是用简洁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罢了。这条路线显示了贯通南北、融合夷夏的恢弘气魄,是当时最进步的民族思想。蚡冒以前,楚文化尚在滥觞期,楚人被华夏看成蛮夷,被蛮夷看成华夏。这就像西方寓言中的蝙蝠,鸟类把它当做兽类,兽类把它当做鸟类。从武王起,楚文化进入茁长期,楚人的处境大致还是这样。楚人虽乐于以华夏自居,但在与周王室闹别扭的时候也不惜以蛮夷自处。正是由于长期处在非夏非夷和亦夏亦夷的地位,楚人的民族偏见在先秦各族中是最淡薄的,与此相适应,楚国的民族政策在先秦各国中是最开明的。
春秋时代的民族思想,大致有下列三家:第一家以管子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5]第二家以孔子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6]第三家以楚国的多数君臣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便是子囊所讲的“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第一家的民族思想,切合春秋早中期华夏大国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建树霸业的需求。第二家的民族思想,切合春秋中晚期华夏小国对外务相安、对内务自保的需求。至于第三家的民族思想,则切合春秋时代楚国开疆拓土的需求。相比之下,楚国这一家的民族思想对社会发展、民族融合、中国统一最有利。所以,楚国版图的扩大,财富的增殖,政局的稳定,兵势的强盛,以及文化的进步,都是其他各国所不能及的。
共王在位时,楚人在方城以外受到一些挫折,他们在方城以内却取得了不少值得骄傲的文化的成就。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楚文化的特异风采正是在共王时形成的。为避免行文的散乱,这里暂且从略,留待下文详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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