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霸业的顶峰和霸主的本色
邲之战后不足半年,即公元前597年冬,楚伐萧。萧是宋的附庸,公族为子姓,其故址在今安徽萧县。宋、蔡发兵救萧,萧乃固守待援。楚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临阵不慎,被萧人俘获。庄王派使者告诉萧人,只要不杀两位楚将,楚师就可以撤走。萧人不明利害,偏偏处死了两位楚将。庄王大怒,传令攻城。申公屈巫(巫臣、子灵)报告庄王,天冷,士卒挨冻了。庄王巡视三军,慰勉有加。三军将士顶风冒寒,迅即包围萧都,发动了连续的强攻。次日,城破,萧被彻底地灭亡了。
人的性格通常都不是单纯的,往往有两种似乎并不协调的性格交缠在一起,此显则彼隐,此隐则彼显,但总有主从之分。庄王也这样,冷静时能做到的,冲动时就做不到。对公理和正义更是这样,言论和行动,认识和实践,有时合拍,有时脱节,可以几经反复,只是合拍的多些,脱节的少些罢了。伐萧正是脱节的一个实例,因而不是值得称道的业绩。尽管这样,当时舆论所贬斥的不是庄王的暴烈,而是萧人的狂妄。庄王心安理得,只是苦了那些挨冻的士卒。
公元前595年——庄王十九年,申舟奉命出使齐国,庄王吩咐他不可向宋国假道;同时,公子冯奉命出使晋国,庄王吩咐他不可向郑国假道。使齐者必经宋,使晋者必经郑,按当时的惯例,越他国之境非假道不可。庄王的意图无疑是要试探宋、郑两国对楚国的恭顺程度,可是难为了使者。申舟说,郑国耳聪目明,宋国耳聋目盲,使晋者可保无恙,使齐者必死无疑。当时郑从楚,宋背楚,郑襄公刚朝见过庄王,宋人则因其先君曾在孟诸受辱而衔恨于申舟,所以申舟预言自己非死不可。庄王对申舟说,如果宋人杀了你,我就去讨伐宋国。申舟无奈,把儿子申犀带进宫让庄王见过,就出发了。
果然,宋卿得到报告说申舟过境不假道,为申舟无视宋国主权的蛮横行为所激怒,杀死了申舟。消息传到了郢都,正安坐在宫中的庄王勃然变色,奋袂而起,大踏步向外走去。走到天井里,随从才给他穿上鞋。走到宫门外,随从才给他佩上剑。走到一处名为蒲胥[7]的市区,随从才让他登上车。相传庄王当夜住在城郊,部署兴师伐宋。
是年九月,楚师包围了宋都。这是一场空前持久的恶战,宋人矢志坚守,楚师虽动用了首创的攻城利器“楼车”,仍不能得志。宋向晋告急,晋爱莫能助。拖到翌年五月,农事大忙,楚师准备回国种田。庄王已登车,申犀拉着庄王的乘马,稽首对庄王说,家父明知必死而不敢违命,大王却食言了。庄王默然,无言以对。申叔时为庄王驾车,见状,献“筑室、反耕”之计。“筑室”,即在阵地上建房,宋人一看到就会明白楚师还要围攻下去;“反耕”,即派一部分士卒回国去种田,以应农事之急。庄王从其计。不出申叔时所料,宋人不胜忧惧。当时城中缺粮,民众已在易子而食,析骨以爨,再也守不下去了。于是,由当初主谋杀死申舟的宋卿华元出面,向楚乞和。庄王见宋人有诚意,退兵一舍。楚宋和议既定,双方举行盟誓,据《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记,其辞有云:“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华元到楚国做人质,以示守信。
灭萧之役和围宋之役,都是恃强凌弱,小题大做。庄王不惜用暴力来强化自己的霸主地位,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诸侯很难指责庄王,因为正是萧国和宋国先采取了促使冲突激化的行动,尽管它们遭到十倍、百倍、千倍的报复,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也是咎由自取。而且,庄王言必信,行必果,其品格令人畏服。
春秋五霸,性情最暴烈的是楚庄王,但度量最宽宏的也是楚庄王,无论对国外对国内,都是这样。对国外,逆者讨而威之,足见其暴烈;顺者抚而怀之,又足见其宽宏。对国内,若敖家族的乱臣贼子几乎被斩尽杀绝,足见其暴烈;平时爱护臣僚,珍惜人才,重大节而轻小过,又足见其宽宏。
有一则故事,说庄王不究臣僚的小过,见于《说苑·复恩》,大意是:庄王与群臣夜宴,忽而风吹烛灭,有个人暗中拉扯庄王身旁一位美人的衣裳,美人拔下了那个人的冠缨,向庄王告发。不料庄王竟向群臣宣告,你们与寡人饮酒,都要尽欢才好,谁不拔掉自己的冠缨,谁就不算尽欢。于是,群臣都把冠缨拔掉。然后重新燃烛,尽欢方罢。在邲之战中,有一位将领总是走在庄王的前面,奋力作战,五次击退来犯的敌人。庄王问此人何以毫不畏死,此人答道,我早就想肝脑涂地报答大王了,今天才遇到这个机会,我就是那个暗中拉扯美人衣裳的人啊!后人说庄王有这个故事,无疑是因为他确实有容人的雅量,至于这个故事的真伪,却是无须查究的。
对臣僚的爱护和对人才的珍惜,绝不等于纵容。《淮南子·缪称训》记共雍向庄王请赏,庄王对他说:“有德者受吾爵禄,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汝)无一焉,吾无以与女(汝)。”庄王力求做到赏罚得当,这在讲究贵贱亲疏的社会里是政治清明的一个重大因素。
四年之内,楚人伐陈而定其乱,伐郑而降其君,与晋人决战而大捷,伐萧而灭其国,伐宋而使之唯命是从。诸侯莫不重足而立,屏息而听。晋人不敢渡黄河而南进,齐人不敢逾泗上而西进,秦人不敢越崤山而东进,中原诸国则唯楚人马首是瞻,庄王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连年征战,师疲民劳,楚人的生计不免受到损害。对此,不但孙叔敖怀着深沉的忧虑,庄王也不是不明白。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取决于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不以一位国君的意志为转移。在列国竞逐的时代里,霸主是由惨烈的战争造就的,他们是战神的骄子。(www.xing528.com)
伐宋得胜后,楚国息兵养民,三年没有出征。息兵养民与用兵劳民又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前者为弛,后者为张。真正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必须善于掌握张和弛的节奏。《说苑·正谏》说到庄王伐阳夏,久战而不罢,群臣欲谏而不敢。庄王忙中偷闲,到云梦去打猎,伍举[8]相机进谏说,大王能猎获很多野兽,靠的是马。要是大王的国家灭亡了,大王还能有马吗?庄王答道,你说得好!寡人知道打败了强国可以称雄天下,扩大了国土可以增添财富,却忘掉了民众可能不为我所用。于是,罢阳夏之役。这也只是一个故事,但说明了庄王在贤臣辅佐下能注意掌握用兵与息兵以及劳民与养民的适当节奏。
公元前591年,庄王去世,享年仅四十余。
盛年谢世,原是人生的憾事。但就庄王来说,也许倒是死得其时。假如天假以年,庄王可能为他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光荣,但也可能为他的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耻辱。善始易,善终难。在邲之战后,庄王有些骄矜、傲慢、轻率了。长此以往,他的前景未必仍像过去那么璀璨。庄王的生命在光荣的顶峰上戛然而止,后人对他的评价就会以这座光荣的顶峰做基准,所以不妨说也许死得其时。无论如何,对庄王的评价只能就他在位的二十三年立论。
《左传》记庄王的事迹限于军事活动,《史记》也大致如此,似乎庄王所过的只是戎马生涯。其实不然,平时庄王关心得更多的是民生。相传庄王能体恤民力,如《国语·楚语》记伍举说:“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也有相反的说法,但那是虚构的故事,如《说苑·正谏》说:“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情节荒诞,文辞夸张,全不足信。
庄王对某些工艺问题曾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如桓谭《新论》记:“庄王为车,锐上斗下,号曰‘楚车’。”[9]所谓“锐上斗下”,意即车厢上窄下宽。这样的“楚车”大概不易倾覆,便于驰逐。
庄王好学深思,博通典籍,熟知故实,力求提高自己的素质。《吕氏春秋·执一》记庄王向詹何问治国之道[10],詹何答道,我只听说过治身之道,还不曾听说过治国之道。该篇的作者说:詹何不是不懂治国之道,但他认为治身是治国之本。《淮南子·道应训》记此事,詹何答庄王之问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任于身,不敢对以末。”庄王赞曰:“善!”后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实导源于楚人詹何。庄王服膺詹何的主张,治身以治国,在先秦的诸多国君中实属不可多得。
庄王注意物色贤士以为师友,喜欢听他们的直言谠论,对只知唯唯诺诺地趋附迎合的臣僚深感失望。《吕氏春秋·骄恣》记庄王建大功、立伟业之后,面露忧色,左右怪而问之,庄王说:“仲虺有言,不穀说(悦)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按,仲虺是商汤的左相,《尚书·仲虺之诰》记:“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显然,庄王是钻研过《尚书》的。他读过到的《仲虺之诰》,文字与今传《仲虺之诰》大概有些出入,要旨则与今传《仲虺之诰》无异。《吴子·图国》记庄王对申公说:“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新书·先醒》记此事,文字较简略,但指出是在邲之战后,庄王过申县,“戚然忧恐”,“思得贤佐”,中午忘了进食。《新序·杂事》记此事,明言申公即屈巫。《说苑·君道》记此事,说是在邲之战后,因“将军子重三言而不当”所发的感慨。总之,直到晚年,庄王虽有骄矜、傲慢、轻率的倾向,但头脑仍较清醒。
鉴于国治以身治为前提,庄王为后世着想,对太子的教育异常重视。庄王请士亹做太子的师傅,希望他以己之“善”使太子“善”。士亹觉得责任重大,向申叔时求教。《国语·楚语》记申叔时说,应该教太子学《春秋》,学“世”(先王的世系和事迹),学“诗”,学“礼”,学“乐”,学“令”(法令和规章),学“语”(格言、警句),学“故志”(前代的成败得失),学“训典”(古帝的训示)。如果不见效,就要以善言相劝,以贤人相辅,以榜样相示,使太子守志从善。如果有效而不大,还要引导太子明了“忠”、“信”、“义”、“礼”、“孝”、“事”、“仁”、“文”、“武”、“罚”、“赏”、“临”。申叔时所讲的是一套内容丰富的教育理论,比孔子早大半个世纪。
综上所述,庄王不仅是一位雄主,而且是一位明君。
前人对庄王的评论褒贬不一。两汉以前,褒之者较多,《左传》、《国语》、《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莫不如此。其时去春秋不远,对争霸有切实的认识。东汉之后,诸事以统一为前提,对庄王的评论就是贬之者较多了。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皇霸》中说:“庄王僭号,自下摩上。观兵京师,问鼎轻重。恃强肆忿,几亡宋国。易子析骸,厥祸亦巨。”明代杨慎《升庵全集》卷5《二伯论》曰:“夫伯也者,攘夫夷者也。楚庄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进乎?况又负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圣人岂其以伯而与之?若以为强而与之,则夫差也,泰伯之裔也;句践也,大禹之裔也。且犹不与之,而岂以伯与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假如说,应劭对庄王的批评还含有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那么,杨慎对庄王的诋毁就纯粹是出于贵夏贱夷的民族偏见了。《左传》记邲之战,于庄王不乏赞誉之辞,杨慎对此大惑不解,在《二伯论》中还说:“邲之战,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余。楚子夷且陋,又临戎当阵而引三诗,援七德,若横经之儒,其诬可知。”杨慎为明代大儒,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但为民族偏见所蔽,对庄王的评论也是“其诬可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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