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问鼎周室
国间环境对庄王并不严酷,倒是给庄王提供了向北方诸侯挑战的良机。当时的齐国君昏臣昧,声望一落千丈。《史记·齐太公世家》记,齐懿公尚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争猎获之物,及即位后,问其罪,断其足,而使丙戎为仆;近臣庸职之妻有美色,齐懿公纳之内宫,而使庸职骖乘。丙戎和庸职不胜其辱,弑齐懿公于车上。君臣如此,其国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晋国挟霸主的余威,对中原有不小的影响。但楚国已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中原又感受到它的威胁了。
郑这只风信鸡又忽南忽北地转动起来,晋不能不怀疑郑的忠诚。《左传·文公十七年》记郑卿子家派人送信给晋卿赵盾,表白郑事晋无二心,同时声明如晋逼郑太甚,郑将“铤而走险”。这信写得很直率,赵盾无言以对。公元前610年,晋、郑交质。但不过两年,郑又背晋从楚了。公元前608年——庄王六年,秋,楚、郑合兵伐陈、宋,大捷,缴获宋战车500乘。晋与宋、陈、卫、曹合兵伐郑,郑向楚告急。贾率兵救郑,击晋师于北林(在今河南新郑北),晋师失利,晋将解扬被楚师俘获。其明年,春,郑伐宋,大捷。夏,晋与宋、卫、陈诸国合兵伐郑,因楚救郑而引退。晋灵公暴虐,乃至因熊掌不熟而处死宰夫,在高台上用弹弓射人为乐。赵氏杀晋灵公,立晋襄公弟黑臀为晋成公。
像齐懿公那样荒唐和像晋灵公那样暴虐的君主,在北方各国时或可见,在楚国却不会出现。楚的公族对君主的教育,楚的国人对君主的要求,以及楚的传统对君主的约束,都比北方各国所能做到的要严格得多。民为神主、民为邦本的思想在楚国已成为常识,这也是北方各国所不如的。
公元前606年——庄王八年,春,伐陆浑之戎,这是庄王首次涉足于中原。陆浑之戎在伏牛山与熊耳山之间的伊水流域,自顾不暇,未曾开罪于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是假尊王攘夷之名到中原去试探,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楚师在陆浑虚晃一枪,就开到伊水与洛水之间,在周都的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是又狂妄又天真的举动,只有年少气盛的庄王才做得出来。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庄王。
《史记·楚世家》记庄王问王孙满,周天子的九鼎有多大?有多重?言外之意,分明是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王孙满似答非答地说:“在德不在鼎。”庄王的口气越来越硬了:“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所谓“折钩之喙”,即将戈援的尖端折下来。假如真把楚师的钩喙都折下来,铸九鼎是不成问题的。面对有逼人气焰的庄王,王孙满发表了一通宏论。首先,他以感叹的语调反问:“呜呼!君王其忘之乎?……”然后,他介绍九鼎制作的年代和传承的经过:“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接着,他阐明“在德不在鼎”的道理:“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他的结论是:“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庄王不再强求,麾师伐郑,以问郑背楚从晋之罪。“问鼎周室”这个典故的来由,大致就是这样。
王孙满的一席话,使庄王获益匪浅。从此,庄王对德和威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离周赴郑,应是欣然而行的。没有这样的大度,就不成其为庄王了。
庄王观兵周郊,问鼎周室,北方诸侯噤若寒蝉,这是因为他们一无德,二无威,只好瞠目结舌。
这次伐郑,庄王的意图无非聊示薄惩而已。庄王懂得:谁能使郑成为自己的附庸,谁就是事实上的霸主;反过来说,谁要想成为事实上的霸主,谁就得使郑成为自己的附庸。因此,夹在晋、楚两强之间的郑,怎样才能保持中立是任何智者都无法解答的二律背反。
庄王对郑聊示薄惩之后,又略施小惠。其明年,送大鳖给郑灵公,以贺即位。大鳖是珍馐,北方所不产,郑人视之为异味。庄王没有料到,大鳖竟送掉了郑灵公的命。郑国的子公和子家两位公子朝见郑灵公,将进宫时,子公食指弹动,举起食指对子家说,你看,我今天一定大有口福。进了宫中,发现宰夫正在切已经煮熟的大鳖,两人不禁相视而笑。郑灵公问他们何以发笑,子家如实相告,焉知这就埋下了祸根。心胸狭窄的郑灵公觉得那些贵显公子都是潜在的政敌,容不得他们有任何放肆的苗头。当天晚些时候,郑灵公请各位大夫品尝大鳖,子公也在受邀之列,但郑灵公唯独不让他吃这异味。子公大怒,把食指伸进鼎中,蘸上鳖羹,塞进嘴里尝过,才拂袖而去。“染指”的典故,即由此而来。郑灵公要杀死子公,而事机不密,为子公侦悉。子公和子家先下了手,杀死郑灵公,改立其庶弟公子坚,是为郑襄公。这个偶发的细故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尖锐碰撞,暴露了郑国公族内部的利害冲突,它引来了君位的更替,但对郑国的前途却没有发生可以察觉的任何作用。
灭庸后,庄王命子扬为令尹,子越(斗椒)为司马,贾为工正。氏常以屈居若敖氏之下为憾,贾也如此。贾散播流言,使庄王处死了子扬,以子越为令尹,以贾为司马。在郑灵公被杀之年,贾又向庄王说了些对子越不利的话,子越不自安,以为庄王偏袒氏,竟悍然谋反,公室与若敖氏之间注定要进行的决战,因子越谋反而提前爆发了。
子越在申县诱杀子贾,然后率若敖氏的私卒向郢都前进。庄王派使者告诉子越,愿以三位先王的子孙做人质,保证不杀子越。子越不听,麾师渡汉。庄王紧急调集重兵,与若敖氏战于皋浒(在今湖北襄樊西郊,汉水南岸)。子越在阵前亲自射庄王,连发两箭:第一箭擦过车辕和鼓架,射中了丁宁(钲);第二箭擦过车辕,射中了笠毂。王师见状大惊,前锋为之却步。庄王当即派人传告将士,先君文王灭息时,得到三支利箭,传给后世,子越偷去两支,现在两支都已射出,子越再也没有了。王师士气复振,庄王乃击鼓进兵。若敖氏私卒寡不敌众,迅即溃败。出于除恶务尽的欲望,庄王不惜株连无辜,尽灭若敖氏,子越之子贲皇逃奔晋国,晋君赏以苗邑,遂以苗为氏,称苗贲皇。
斗穀於菟之孙、斗班之子斗克黄为箴尹,奉使至齐国,归途中经过宋国,听到了若敖氏被灭的消息。《左传·宣公四年》记随从劝告斗克黄不要回国,斗克黄说:“君,天也,天可逃乎?”照常回国,先向庄王复命,再向司败投案。司败是大法官,但对此类特殊人物的特殊案件不敢擅自论处。斗克黄恪守厥职的行止使庄王大为感动,庄王说斗穀於菟不能没有后人,命斗克黄仍为箴尹,而改其名为“生”。
自从蚡冒弟熊通杀蚡冒子而自立,楚国贵族内部就有不止一个实力集团存在。从武王到成王,所倚重的都是若敖氏——尤其是若敖氏中有巴人血统的斗氏。蚡冒的后裔氏受到冷遇,不免心怀觖望。若敖氏执政既久,其后人多飞扬跋扈。庄王试图调和若敖氏与氏,但无效。若敖氏与氏旧怨新仇的大爆发和总结算,使庄王卷入了旋涡的中心。事态的恶化迫使庄王在非此即彼的抉择中投向便于控驭的一边,果断地攻灭了若敖氏。
子越是斗穀於菟之侄,据说,他出生不久,斗穀於菟横看竖看都不顺眼,以为此儿有熊虎之状、豺狼之声,劝其弟杀死此儿,其弟不从。斗穀於菟弥留之际对族人说,如果子越做了令尹,你们就赶紧逃出楚国去,否则将亡宗灭族,若敖氏的鬼就要挨饿了。也许,这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楚人深信不疑,乃至为《左传》所采录。总之,为楚国的勃兴做出了最大贡献的一个家庭,终于繁华尽消了。(www.xing528.com)
若敖氏覆灭,发生在仍然盛行血族连坐和血族复仇的楚人社会中,这必然使玉石为之俱焚。这个家族太大了,它的历史光辉使任何其他家族都有高山仰止之感。它的敌人为了防止它死灰复燃,不惜罪及全族。在它的敌人看来,甚至在它看来,这样都不算是滥杀无辜,毕竟,人是和他的家族是同荣辱、共存亡的。尽管这样,若敖氏的覆灭给楚国留下了短期难以愈合的创伤。此后三年内,庄王伐郑,一而再,再而三,但都无功而返。若敖氏曾经是楚人的战神,胜利和战神一起消失了。要夺得新的胜利,非有新的战神不可。
公元前601年——庄王十三年,群舒叛楚,楚在淮南的属县岌岌可危,有如惊涛骇浪中的数叶扁舟;楚在江南的铜矿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如淮夷与扬越串通一气,楚就可能丧失这些铜矿。不得已,庄王倾其全力大张挞伐,攻灭舒蓼,威服舒鸠、舒庸,为群舒划定了不得擅自逾越的边界。吴国和越国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唯恐楚人得寸进尺,渡江而东,乃相继遣使来骋。庄王在离巢湖不远的地方与吴、越的使者会盟,而后班师。
“吴”和“越”都是简称,吴的繁称是土语“攻敔”,越的繁称是土语“于越”。吴人和越人族类相近,语言相通,居处相连。吴国的腹地在太湖流域,吴人西进和北上的基地是宁镇丘陵。越国的腹地在宁绍平原,越人西进和北上的基地是杭嘉湖平原。吴国的公族是周人与土著吴人的混血,越国的公族是土著越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吴越地区就有了发达的稻作农业和成熟的丝织工艺,而玉器文化尤为一枝独秀。吴人在西周早期已能铸造相当精美的铜器,可是后来发展缓慢。越人铸造铜器的历史比吴人的短些,发展也不快。吴国和越国都有铜矿。它们的铜器以农器、匠器和兵器为大宗,礼器和乐器都很少。春秋早期以前流行铅青铜,不宜作炊器、食器和酒器。春秋中期以后,锡青铜逐渐取代了铅青铜。淮夷受到重创以后,吴人开始渡江而西,把前锋推到了淮南。越人不甘落后,也在吴人的南方渡江而西,把触角伸进了淮南。这次吴、越的使者与庄王会盟,是吴、越两国登上诸侯竞逐的舞台的序幕。
公元前600年和599年——庄王十四年和十五年,两次伐郑,第一次为晋师所败,第二次遇晋师而退,庄王仍力不从心。要成为若敖氏诸杰那样的将才,非经受多年实战的磨炼不可,包括经受多次战败的考验在内,庄王正经受着这样的磨炼和考验。
这时陈国大乱,起因在床帏之间:陈灵公偕大夫公孙宁、仪行父与大夫夏征舒寡居之母夏姬私通多年,他们戴着时髦的楚式“南冠”招摇过市,到夏姬家中聚饮,相互调谑,甚至说到夏征舒又像仪行父、又像陈灵公,以致夏征舒怒不可遏,射杀了陈灵公。公孙宁和仪行父逃奔楚国,太子午逃奔晋国。
公元前598年——庄王十六年,春,起兵伐郑,郑服。移师伐陈,陈服。其实楚人没有经过重大的战斗,只是凭借优势的兵力迫使敌人俯首。是年夏,楚、郑、陈三国在陈邑辰陵(在今河南淮阳西)会盟。庄王命其弟左尹子重(公子婴齐)侵宋,这是对宋的警告。又派令尹艾猎在沂邑(在今河南正阳)筑城,其地南控淮域,北通陈、宋,筑城是为了驻军。艾猎乃贾之子,颇有行政管理才能。他让边疆的官员封人拟订规划,交主管赋税的司徒执行,嘱咐他们务必勘定适宜的城址,选用干练的僚属,备足粮食和器材,定好施工的程序、质量和进度,计日程功。结果正像他所预期的,只用了三十天就竣工了。这时,庄王已经有一个安定而富足的后方,一批称职的臣僚,一支能胜能败的军队,几位善于治军用兵的主将,自己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他可以得志于中原了。
同年冬,楚又伐陈,庄王声明,只杀有弑君之罪的夏征舒,别无他求,陈人毋庸惊扰。为争取齐国中立,还派了大夫申叔时到齐国去游说,楚师未经剧烈战斗就攻进陈都,捕杀了夏征舒。陈人以为楚师即将撤走,不料庄王宣布灭陈国为陈县。已经是楚国附庸的若干诸侯,以及楚国的县公,不仅不敢向庄王进谏,而且莫不向庄王道贺。恰巧申叔时从齐国到陈国,向庄王复命。申叔时述职完毕,当即退走,庄王问他何以不像别人那样为灭陈而道贺。申叔时反问,能容许我申述理由吗?庄王说,当然可以。这样,申叔时才说,伐陈,是讨其罪;灭陈,乃贪其富。大王向诸侯通报的只是讨陈之罪,结果是贪陈之富,这恐怕不好吧?庄王说,你讲得对,别人可没有给我讲过。于是,庄王宣布收回成命,派人到晋国去迎公子午回陈国即位。《史记·陈杞世家》说:“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主,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5]
第一流的军事家总是又果敢又机敏,第一流的政治家总是又刚强又谦虚,庄王已成长为这样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不机敏的果敢是愚勇,只能造就暴虎冯河的莽夫;不谦虚的刚强是刚愎,只能造就暴君和酷吏。庄王生于忧患之时,长于危殆之际,若不听天由命,则必兼果敢和机敏、刚强和谦虚而有之,方能转危为安。奢望和贪欲使他不时地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来,但他能记住早年的经验,听得进逆耳的忠言,而且能察言观色发现持有不同见解的臣僚,要求他们把不同见解和盘托出,以便听纳。当初问九鼎的小大轻重,何等傲慢!但听了王孙满的尖锐批评,就改弦易辙了。这次见申叔时反应与众不同,当即要求他畅言无隐。申叔时的批评也相当尖锐,但庄王欣然接受了。这,正是庄王的过人之处。
《吕氏春秋·贵当》记楚国有一位奇人,善于为人看相,每言必中。据说,庄王把他请来,问其所以然,此人说:“臣非能相人也,能观人之友也。”以国君为例,如果其臣僚多忠志贤能之士,见国君有过失即交相进谏,国家就会安定,国君就有尊荣,天下就能归心,这样的国君就是“吉主”。庄王受到启发,从此罗致贤才,察纳雅言。对这个故事,今人不必推究其情节的真伪,而只需揣度其事理的有无。就事理来说,我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庄王灭若敖氏数年之后,贤相良将并出,就是一个证据。
尽管庄王接受申叔时的意见,保全了陈国,但他要陈国每个乡派出一个人到楚国去落籍服役。楚国把这些人安置在汉水下游,设立了一个夏州。州在北方出现较早,《国语·齐语》有句曰“群萃而州处”,《国语·郑语》有句曰“谢西之九州”,这种州只是居民点或居民区,相当于聚落,还不成其为行政区域。《国语》韦昭注说“二千五百家曰州”,这是汉儒的推想,而实为无何有之乡。作为行政区域的州是庄王始创的,但州在楚国也没有推广。究其原因,在于州中的民人实为国家奴隶。奴隶制在楚国不占主导地位,既然如此,州在楚国也就没有推广的可能了。
遵照庄王的意志,公孙宁和仪行父这两个无耻之徒回到陈国,仍为大夫。
周朝国中有国,上有天子之国,中有诸侯之国,下有附庸之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又是国间问题,又是国内问题。一个诸侯国有变,其他诸侯国可以去干涉,只要符合公认的原则,就等于代周天子行使权力,不同于现代的“干涉他国内政”,拿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庄王伐陈是干涉他国内政,支持衣冠禽兽,掠取他国劳工,完全违背了国间惯例。拿当年的标准去衡量,庄王伐陈是吊民伐罪,是王者的义师。这样,不但可以容许,而且得到赞赏。只要能把握住伐而不残、惩而不灭的度,就是真正的霸主了。
其明年,晋楚战于邲,楚大获全胜,庄王成为公认的霸主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