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武王暮年的壮举
武王在位五十一年时,至少有七十岁了,自觉老境已到,而且病势渐重,然而壮心不减。这年,周天子召见随侯,指责他以楚子为楚王而事之。由此,随国对楚国的态度不免有些冷漠。武王以此为借口,又一次大举伐随。像往常打大仗那样,这次他仍然躬临战阵。楚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车兵装备了戈矛合体的戟[7],工兵的装备和技术也改进了。即将为出征而斋戒、祭祀之时,武王觉得心律不齐,便告诉夫人邓曼。据《左传·庄公四年》所记,邓曼为之叹息,她坦然对武王说:大王的福寿怕是要到头了!只要将士没有损失,即使大王不幸在途中与世长辞,国家还算是有福的。[8]
武王就这样出征了,为社稷而视死如归。到汉水东岸后不久,心疾猝发,他坐在一棵树下休息,当即去世。今钟祥东有木山,应即武王病故之处。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决定严密封锁武王去世的消息,率领全军继续前进,修整了道路,在溠水上架设了浮桥,在靠近随都的地方扎下了营垒。随人见状,以为楚师有久战之意和必胜之志,不胜惶恐,于是请求议和。屈重代表武王进入随都,与随侯会盟。会盟既毕,楚人才收兵回国。到汉水西岸后,才为武王发丧。
对英雄迟暮的武王来说,木之下比深宫之内是一个更好的瞑目之所。他的将领深悉他的心情,让他带着胜利踏上归程。如此壮烈,如此幸运,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有道伐无道是可以与“汤、武”媲美的正义事业。因此,穷兵黩武一类的贬词对武王是全然不适用的,这,只要看武王的政治遗产就可以明白了。
武王所留下的,有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文明的灿烂阳光,从江汉平原的西部照到了东部,从汉水的西边照到了东边。国与国相伐,部与部相攻,这样的人祸近乎绝迹了。铜矿的开采,铜器的铸造,都有蒸蒸日上之势。随国在楚国的卵翼下,正走向更为文明昌盛的未来。可见,武王的征服事业与所谓蛮夷的“乱华”和“猾夏”殊少相似之处。
武王所留下的,有一套粗具规模的国家机器。王的下面,有令尹总揽军民大政[9],有莫敖掌军[10],有县尹为一县之长。当然还有其他官职,只是文献没有一一记录下来。楚国真正的封邑或称赏邑,始于武王封公子瑕于屈。[11]先前的楚国贵族只是以祖居之地为氏,不曾以封赏之地为氏。在这个国家里,徒兵和车兵各有所用,都是国家的爪牙。(www.xing528.com)
武王所留下的,还有为北上中原而建立的两个前哨,左翼是鄀,右翼是蓼,相向窥伺着南襄夹道。下一步所要做的,就是打通南襄夹道和占领南阳盆地了。
在武王的遗产中,尤为珍贵的是发愤图强的锐志和标新立异的勇气。假如以为武王时楚人的发愤图强,只是一味地攻城夺地,杀人越货,那就错了。楚人的发愤图强,表现为继承和发扬先人筚路蓝缕的精神,创业兴国。武王和他的臣僚懂得恤民方能役民的道理,以及足食方能足兵的道理。先前出师不大顾及农忙、农闲,武王末年特意在农闲时出师,这是一大进步。在农闲时出师,即《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荆尸而举”。“荆尸”为楚历月名,相当于夏历正月,恰在农闲时,“荆尸而举”有“事时”即适时的优点,后世奉之为良规。这就做到了《国语·周语》所讲的“民之大事在农”,“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此外,假如以为武王时楚人的标新立异只是追求与众不同,那也是错的。楚人还像先前那样,歆慕中原的文明,能采用的就采用,能仿效的就仿效。但到武王时,他们开始边模仿、边创造了。武王的名言——“我自尊耳”,并非夜郎自大,而是自尊心和独创性的天然流露。
《史记》裴骃《集解》引《皇览》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鲖阳县葛陂乡城东北,民谓之‘楚王岑’。……”按,其地在今河南新蔡,春秋早期非楚境,不得有楚王冢,《皇览》虽言之凿凿而必误无疑。《史记》张守节《正义》引《世本》曰:“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按,此说也断不可信,其地在楚武王时非楚所有,也不可能有楚武王冢。楚武王葬地应在汉水之阴,墓上无封土,不得谓之冢。它究竟在何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偶然的考古发现了。
当楚人在南国崛起之时,那些留居北国的祝融残部都在沦落之中。秃姓的舟人原在淮北,早已为西周所灭。妘姓的郐和鄢靠近郑国,西周末东周初为郑国所灭。己姓的苏和温已经合二为一,在周、郑、晋之间,春秋时代为狄人所灭。妘姓的路和偪阳靠近晋国,春秋时代都成了晋国的领地。曹姓的邹即邾靠近鲁国,相传为曹姓而实则为己姓的莒靠近齐国,只有他们两家活过了春秋时代,但也乏善可陈。楚人同他们像一群任意游走的鱼儿,已在历史的风涛中相忘于江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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