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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得志汉东

汉水中游大致为西北至东南走向,其间有两处明显的转折,一处在邓国,一处近权县。邓国迤西,汉水大致为东西向;从邓国到权县,汉水大致为南北向;权县迤东,汉水又大致作东西向,直到汇入长江。因此,可以说,申、邓等国在“汉北”,随、唐等国在“汉东”,他们都在“汉阳”。

汉东诸国,随国为大。汉阳诸姬,随国为首。

“随”是他称,其自称为“曾”。曾是早在商代就有的,姒姓,乃夏人遗裔。“曾”写作“”,见殷墟卜辞。这个姒姓的曾国在今河南中部,柘城西,溱水东。大约在西周中期,这个曾国迁到今山东枣庄去了,文献作“鄫”,金文作“曾”。周朝在姒姓曾国的故地另封了一个姬姓的曾国,文献作“缯”,而金文仍作“曾”。随着南土的开拓,这个姬姓的曾国一再南迁。第一次,它迁到今河南方城附近,留下了地名缯丘和缯关。“缯丘”见《荀子·尧问》,“缯关”见《左传·哀公四年》。第二次,它迁到今湖北随州,其地固称随,因而文献多称之为“随”。也有称之为“缯”的,金文却仍作“曾”。曾的第二次南迁,大约发生在西周末叶。已知有铭的曾国铜器,最早的属于西周晚期,与随国历史的上限相合。其出土地点多在随枣走廊和南阳盆地东部,又恰与随国的方位相合。《国语·郑语》记周太史伯论成周南土诸侯,又说到“随”,又说到“缯”,但言随则不与缯同列,言缯则不与随连举,可见“随”和“缯”是一国。

姬姓的曾国和姜姓的申国串通,联合西戎,攻杀周幽王,拥立周平王。正是因为有大功于东周,曾才成为汉阳诸姬之首,申才成为汉阳诸姜之首。与申相比,曾更强,这是因为曾与有色金属的关系特别密切。

传世的《曾伯霂簠》作于春秋早期,有铭文曰:“……克狄淮夷,抑繁汤,金导锡行……”大意是:击败了淮夷,平定了繁阳,使运送铜锡的道路得以畅通无阻。此器应为姬曾之器而非姒曾之器,理由是:繁阳在今河南新蔡,距姬曾近而距姒曾远,而且,姬曾国力强,姒曾国力弱。周人经略南土,主要目的在于获得以铜为主的有色金属。曾国是最靠南的一个姬姓国,因而也是离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产地最近的一个姬姓国,对于维护铜锡北运的道路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迄今已出土的大量曾国铜器,足以证明曾国是春秋早期长江中游铜器铸造水平最高的一个诸侯国。

楚国要称雄于南方,非全盘控制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产地不可;要全盘控制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产地,非击败曾国不可;要击败曾国,非使自己的实力和谋略都超过曾国不可。若敖和蚡冒都不敢存这样的奢望,熊通却跃跃欲试了。

鉴于文献称“随”而金文称“曾”,本书将视实际需要,或称之为“随”,或称之为“曾”,只要读者心里有数,这是无妨的。

伐随,比起伐庸、伐鄂、伐权来,要难得多。在蚡冒以前,楚国只有北方称为“徒兵”而南方有时称为“陵师”的步兵。对付群蛮,只要有精锐的徒兵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对付诸夏,却非有精锐的车兵不可,否则无异乎以卵击石。熊通为伐随所做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组建一支能在随枣走廊里驰骋的车兵,以及为兵车平整道路、架设桥梁的工兵。当然,这不是一蹴可就的,非做多年努力不可。

《左传·桓公六年》记大夫斗伯比对熊通说:“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文献记楚伐随始于此年,即公元前706年——熊通三十五年。斗伯比的话,证明楚国在这之前就曾用兵于汉东,未能得志,经传失载了。这年,熊通又张其三军渡汉伐随。(www.xing528.com)

这次伐随的时机选择得很好,随土歉收,随人乏食。熊通接受了先前单纯“伐兵”的教训,实行以“伐谋”佐“伐兵”。他所追求的不是摧毁随国,而是让随国做楚国的附庸。因此,行近随都时,熊通命其侄章入随都见随侯以“求成”。当时所谓“求成”,即建议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弱者向强者乞和,二是强者向弱者迫和。章此行的任务当然是迫和,他必须向随侯显示楚国的实力和决心。随侯无奈,命少师随章到楚师驻地去“董成”。当时所谓“董成”,即充当和谈的全权代表。大夫斗伯比知道这位少师是随侯的宠臣,此人好大喜功,于是建议熊通把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故意让这位少师只看到一些似乎羸弱的部队,给这位少师造成楚不敌随的错觉,以引诱随师出城与楚师决战。大夫熊率且比说,有季梁在随国,我们是瞒不过他的。斗伯比说,这是为以后着想,少师其人将因得宠而专权,对我们会有利的。熊通听从斗伯比,那位少师回随都后果然主张追击楚师。随侯犹豫不决,大夫季梁适时进言,提醒随侯不可中楚人的诱敌之计。随侯听从季梁,命随师固守不出,楚师则就此收兵回国了。

这一仗没有打成,但楚人并非全无所获。据《史记·楚世家》所记,在和谈中,熊通强求随国替楚国去要挟周天子。熊通说:“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侯慑于楚国的兵威,照办不误,派使者去向周天子进言了。这事尽管没有办成,但终究表明随国是顺从楚国的,楚国可以扬威于汉东了。所谓“观中国之政”,意即介入中原的政局。固然可以说这是大言,但它绝非虚张声势的空言,其中包含着熊通的真情实意。熊通“观中国之政”的雄图,不久就由他的子孙化为实践了。

季梁是一位贤臣,对他,楚人可能比随人更加尊重。他的影响,在楚国或许比在随国更加深广。据《左传·桓公六年》所记,季梁的学说以民为神之主作中心:“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按照寻常的认识,神为民之主,逻辑上当然可以引申到民须忠于君而信于神。按照季梁的理论,民为神之主,逻辑上自然应该引申到君须忠于民而信于神。这个思想出现在春秋早期,虽誉之以石破天惊亦不为过。后来真正因季梁的理论而受益的,倒不是他的本国——随国,而恰是他的敌国——楚国。

季氏自称“周王孙”,有铜器铭文可证。随州季氏梁1979年出土铜戈两件,都有铭文。其一铭曰:“周王孙季怡孔藏元武之用戈。”其二铭曰:“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如上所述,曾即随。季怡,可能是季梁的后人。季氏梁,可能是后人为纪念季梁而取的地名。

楚国扬威于汉东,使靠近楚国的几位诸侯寝不安席。谷伯和邓侯跑到泰山下面去,朝见鲁公。他们想靠鲁国来牵制楚国,用心可谓良苦。但他们对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却不甚了了,那就是远水难救近火。

公元前704年——熊通三十七年,随国通报楚国,说周天子拒绝提高楚君的名号。《史记·楚世家》记熊通闻讯大怒,说:“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果然,他当即自立为楚武王了。显然,“武王”是熊通生前就有的尊号,死后则沿用为庙号。和先君熊渠一样,熊通也说过:“我蛮夷也!”当然,这也是为独行其是辩护所用的遁词。熊通称王,开诸侯僭号称王的先河。中原诸侯在国内虽偶尔称王,在国外则仍称本爵,而且没有生前就自选庙号的。熊通称王之后,周天子莫如之何,诸夏和群蛮也都莫如之何。

斗伯比认为这时的随有隙可乘,主张再次伐随,武王从其议。这年夏天,武王邀请若干诸侯到沈鹿(在今湖北钟祥东)会盟,黄、随两国的国君缺席。黄国离沈鹿很远,尚属情有可原;随国离沈鹿不远,随侯拒不到会分明是藐视武王,而这正中武王下怀。武王一面派章去责备黄君,一面兴师伐随。那位受宠用事的少师主张速战速决,随侯以为可行,不顾季梁谏阻,引兵迎击楚师。楚师迂回到随都的东面,随师在速杞(在今湖北随州)与楚师遭遇。将战,季梁对随侯说,楚人尚左,楚王一定在主力左军,大王最好也随左军行动,去进攻楚师的右军,可不要同楚王碰上。季梁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少师说要王对王才相称。随侯又听从少师,坚持尚右的传统,仍随右军行动,命少师为戎右,下令进攻楚国的左军。冲锋之后,胜负立决。随师大败,随侯落荒而逃,他的戎车和车右少师一起被楚师俘获。武王接受斗伯比的意见,不灭掉随国,而让随侯在表示愿意悔改之后与武王会盟。从此,随国不敢再开罪于楚国了。^[2]

三年以后,楚国在汉东又打了一场胜仗。那是在公元前701年——武王四十年,莫敖屈瑕奉命领兵东行,以期与贰、轸两国会盟。郧是贰、轸的邻国,以为楚与贰、轸会盟将不利于郧,便策动随、绞、州、蓼诸国联兵截击楚师。蓼()在今河南唐河南,随、绞、州的地望已见上文。随国没有响应,绞、州、蓼三国虽表示响应而尚按兵不动。郧师则急不可耐,已集结在郧郊的蒲骚了。对楚师来说,这样的局面是不难对付的,敌军又散又弱,可以逐个击破。然而屈瑕缺乏主帅应有的素质,稍遇疑难便优柔寡断,将东渡汉水时收到上述情报,竟不知所措。副帅斗廉建议屈瑕顿兵郊郢(在今湖北钟祥西北或宜城东南),以观随、绞、州、蓼的动静;斗廉自己则请求带领一支精兵奇袭郧师。屈瑕还是游移不定,打算卜问吉凶。斗廉认为没有卜问的必要,《左传·桓公十一年》记斗廉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斗廉异乎寻常的坚定,促使屈瑕打消了忧虑。斗廉统率的精兵兼程东行,夜袭蒲骚,一举击溃了郧师。郧人自食其狂妄的恶果,楚与贰、轸则得以在胜利的喜悦气氛中会盟不误。

速杞之役和蒲骚之役确立了楚国在汉东的霸主地位,此后汉东尽管还有一些反复,但大局已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