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优越的环境
楚国是在今湖北崛起的。湖北在古代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以在楚国的统治下最为显赫,任何其他朝代都相形见绌。说到这里,需要把湖北在当时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以便读者了解楚人是在怎样的一个历史舞台上演出的。
从地貌来看,湖北正好处在东西之中、南北之间。说湖北处在东西之中,这是因为:中国的地势从西到东由高变低,呈三级阶梯之状。青藏高原为第一阶梯,南起云贵高原、中经四川盆地和黄土高原、北至内蒙古高原为第二阶梯,华中迤东的丘陵和平原为第三阶梯。湖北正好处在从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的交接地带,鄂西在第二阶梯的东部,鄂中迤东在第三阶梯的西部。说湖北处在南北之间,这是因为:鄂北连接着秦岭、大巴山、桐柏山和大别山,鄂中迤南则为江汉平原和江南低山丘陵,整个地貌呈箕形,中部的江汉平原又平又低,西部、北部、东部是山地,南部向洞庭湖敞开。
长江中游平原是一个“饭稻羹鱼”之乡,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如此。在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已知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遗迹,距今8000余年。[28]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的若干遗址中,发现过很多炭化的人工栽培稻谷。[29]在湖北沙市周梁玉桥商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个体大得出奇的水生动物遗迹。以楚人视为珍馐的鼋为例,最大的一件背壳所代表的个体长度不下40厘米。[30]
周代的湖北,植被比现代密,水域比现代宽,水位比现代低。至于气温,则是西周比现代冷些,而东周比现代暖些。从若敖到蚡冒,恰在两周之交,气温由低转高之时。从此,江汉平原显得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富饶了。竟东周之世,从襄樊到江陵,都有喜温怕冻的橘和柚生长,可见当时虽夏有酷热而冬无严寒。当时的湖北,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盛产丝、麻,山中多漆[31],泽中多鹿[32],水中多珠[33],还有铜、金、银之类有色金属矿和盐矿。其中,铜矿储量既丰,品位又高,开采和运输都比较容易。
在这样的环境里,楚人是不会满足于区区江汉平原西部的。
从民族和文化来看,湖北也恰好位居东西南北之中。汉藏语系的四大语族,最迟在周代已具雏形。汉语族的先民在北,壮侗语族的先民在东,苗瑶语族的先民在南,藏缅语族的先民在西。四个语族相互接触、彼此交错的中心,就在湖北。北来的姬、姜等姓和殷人的遗民是汉语族的先民,扬越属于壮侗语族的先民,楚蛮的多数应是苗瑶语族的先民,还有,巴人属于藏缅语族的先民。(www.xing528.com)
西周晚期,几个姬姓和姜姓的中小诸侯国南迁到淮汉之间。其前锋是姬姓的曾国(随国)和唐国,以及姜姓的厉国,都在今湖北随州。一说,在随州东的贰国和南的轸国也是姬姓的,但不可确考。至于周代所谓“汉阳诸姬”,则除曾、唐等国外,是把桐柏山、大别山以北淮水流域的若干姬姓国也算在里面的。在汉阳诸姬中,文化最高、名声最大的是曾国,它的铜器铸造工艺与中原的水平几乎不相上下。这些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像一个半岛,伸进了蛮夷的海洋。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就是扬越、楚蛮和巴人。周昭王南征的惨败提醒他们:就到汉水为止,再也不要往南去了。
扬越,上文已指出,是长江中游的越人。《吕氏春秋·恃君》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馀靡之地,缚娄、阳禺、兜之国,多无君。”其中列举的各部,古今史家大抵以为即扬越。其实他们不全是扬越,也有楚蛮。各部的名号,有的是实录,有的则出于传闻。所谓“阳禺”,应即扬越。所谓“多无君”,意即多数不成国家,没有君主,不相统属。扬越也曾有一个较大而且较强的国家,就是鄂国,但它到西周晚期已不复存在了。扬越的先民原来生活在长江下游,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迁徙到长江中游。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文化内涵,兼有长江下游和中游的因素,应是西进的越人的文化遗存。[34]
楚蛮的主体应是传说时代“三苗”的遗裔。韦昭为《尚书·吕刑》所作的《正义》说,三苗为“炎帝之后”,这是五行学说把炎帝定位在南方以后才出现的一种说法,不足为据。三苗别称“有苗”或者“苗民”。还有人说,苗就是“髳”,就是“蛮”,三字同声互假,这也是可能的。三苗的“三”,恰如九黎的“九”,都是言其多也,以示族类纷繁,部落众多。《史记·五帝本纪》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战国策·魏策》记吴起说:“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吴起是战国初期人,他说的彭蠡即今鄱阳湖,他说的洞庭即今洞庭湖。至于文山和衡山的地望,古今学者多所考证而莫衷一是。若非地名古今相异,则必方位南北互倒。总之,一个应在鄱阳、洞庭之南,一个应在鄱阳、洞庭之北。江汉地区适居其中,应是三苗的腹地。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即年代较早的屈家岭文化和年代较晚的石家河文化,以及在他们的西边而年代更早的大溪文化,都应当是三苗的文化遗存。三苗一度北上中原,后为夏人击退。殷人推进到长江中游,被称为“荆”或者“荆蛮”、“楚蛮”、“荆楚”、“楚荆”的三苗遗部就变得七零八落了。在今湖北监利东曾有一个州国,其臣民可能是三苗的遗部。
巴人从大巴山脉南下,经由巫山,而进入了武陵山脉。上文已提到的位于陕南的那个巴国,是一个有子男之号的封国。在它的南面有两个巴人的方国:其一可称为七姓巴国,在今川东南,而伸张及于今湘西北,后世称之为板楯蛮;其二可称为五姓巴国,在今鄂西南,也伸张及于今湘西北,后世称之为廪君蛮。此外。还有一些巴人的散部,多数在江汉平原的西部和中部。其中最偏东的一部迁徙到涢水流域,建立了一个郧国,当然也只是方国。其都应在今湖北安陆境。新石器时代巴人先民的文化遗存,在长江上游和中游的交接地带,即陕南、川东南、鄂西南、湘西北乃至江汉平原西部,已发现了不少,但在涢水流域尚无所见。
濮人,除庸国外,都是“离居”的。所谓“离居”,意与“无君”相近,是部落分散而不相统属。濮人的语言系属至今无法确认,其民族系属也如此。它最初可能是从云贵高原甚至中南半岛迁来的,一路上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成分。进入湖北境内的濮人,大概是所有濮人中最偏东北的一些部落了。今湖北房县位于古代庸、楚两国之间,其七里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拔牙之俗与猎头之风并存的遗迹[35],应为曾受越人影响的濮人的文化遗存。
上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为楚人提供了一试身手的大好舞台。这个舞台无疑是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诚然相当复杂,但在汉水以南富饶的平原上,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使楚人望而却步的权力实体,楚人在那些“离居”和“无君”的部落中尽可游刃自如。况且,熊渠已经为他们在今当阳、江陵、荆门一带建立了一个牢固的阵地,在今鄂州一带建立了一个虽未必牢固但尚能维持的据点。总之,一切都可以说事在人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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