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熊渠开拓“江上楚蛮之地”
从熊绎到熊渠,五代六君,历时约一个半世纪,楚人惨淡经营,境况大为改善。当熊渠在位时,显示了转弱为强的势头。先前的五位楚君,除熊绎外,其余四位在文献中似乎乏善可陈,徒见名姓而已。其实,他们对内致力于建设楚人的家园,对外实行审慎的睦邻政策,而成效见于熊渠之世。其中的一位,熊胜或者熊杨,因曾从周穆王伐徐,大开眼界,而且获得了较多的铜源。随着人口的增殖,国力的增进,楚君按捺不住掠夺和征服的欲望而变雌为雄,转守为攻了。在楚国走向振兴的道路上,熊渠和他的臣民树立了第一块震烁江汉的里程碑。
熊渠颇有胆气和勇力,善射,有一则射石饮羽的故事流传到后世。上古以善射著称的神话兼传说人物是射落过九个太阳的羿,然而据说还有射艺在羿之上的真实人物。《史记·龟策列传》说:“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门。”“雄渠”就是“熊渠”。《新序》卷4说:“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论衡·儒增》以为这是儒者增饰之词,不可置信。其实,后来的养由基和李广也有同样的故事,未必都出于儒者的增饰。养由基是春秋时代的楚人,李广则是秦裔的汉人。无论如何,熊渠射艺出众是可信的。射石饮羽,表明他所用的镞坚硬而锐利,楚国制作铜质兵器的技术已经不低了。熊渠使出最大的气力,把最好的箭镞射进石缝里去是完全可能的。至于说连同箭翎也全射了进去,这可就真是增饰之词了。
这位善射的熊渠并非一介莽夫,也颇有野心和谋略。在信史中,熊渠是第一位有声有色的楚人。他使楚国从雎山和荆山之间脱颖而出,不再像先君熊绎那么安分守己了。
熊渠一面继承先君的遗规,小心地睦邻;一面整军经武,大胆地开疆。《史记·楚世家》说在周夷王时,王室衰微,诸侯交相攻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由此可知,熊渠施政、用兵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相机乘势,在周朝软弱时奋翼而飞,在周朝强硬时敛翅而息,宜进则必进,须退则暂退;其二是近交远攻,近交以固其本,远攻以展其枝。第一个特点显示了政治家的机敏,这虽是不可或缺的素质,但还不算突出。第二个特点显示了军事家的气魄,既敢于远程奔袭,也善于克敌制胜。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罕见的。
楚国东面的邓、卢、罗三国,从北到南,纵向排列,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救之,击其尾则首救之,击其身则首尾俱救之。熊渠深知对这条常山之蛇还力不能制,未敢启衅,同它修好,让它至少能保持善意的中立,以解后顾之忧。
伐庸,应为突袭。庸楚之间,山萦水回,道路崎岖,楚师若非突袭,断难奏效。这次突袭似乎不甚得手,或许只是因为曾受庸师骚扰,采取报复性、警告性甚至演习性的军事行动。楚人历来住在平原或者山间盆地中,积久成习,嫌弃山地,在楚国长约八百年的历史中,始终不改。他们在平原用兵容易成功,在山地用兵容易失败,一贯如此。熊渠举兵伐庸,想来是不得已而为之。(www.xing528.com)
伐杨粤,应为先蚕食、后鲸吞。杨粤即扬越,在长江中游,东部多、西部少,南部多、北部少。“扬越”之名得自扬水,是他称,非自称。扬水在江汉平原中部,联结长江和汉水。楚人最早接触的越人是扬水流域的,因而称之为“扬越”,后来把长江中游的其他越人也笼而统之称为扬越了。楚师伐扬越,从丹阳南下,进入江汉平原西部,到今当阳、江陵、荆门一带,再东下,沿途无险阻。江汉平原西部除了权国之外,没有名见经传的方国,只有楚蛮和巴人的散部错居杂处,便于楚师乘隙而入。打通了江汉平原西部的通道,东向伐扬越就势如顺水行舟了。
熊渠伐扬越,终点是鄂。鄂立国甚早。商末鄂侯与西伯昌、九侯并称“三公”,见《史记·殷本纪》,当时的鄂国在南阳盆地。入周后不久,鄂国东迁,都于今湖北鄂州。后世的文献称南阳的鄂为西鄂,称鄂州的鄂为东鄂,其实,西鄂和东鄂不是并世共存而是异时相承的。“鄂”,西周金文作“噩”,像鳄鱼之形。由此可知,鄂国乃以其地多扬子鳄而其人奉扬子鳄为图腾而得名。鄂国东迁后,密迩长江中游的铜矿,得其厚利,在西周中期与晚期之际臻于极盛。周夷王死,周厉王立,鄂侯方一度颇蒙恩宠,与王宴饮,受王重赐,事见《噩侯方鼎》铭文。但是,不久,方与淮夷结盟,为淮夷张目,“广伐南国、东国”。周厉王派西六师和殷八师伐鄂,命令他们“勿遗寿夭”,意即不分老少格杀勿论,然而没有成功。周厉王又派禹率戎车百乘、徒兵千人增援,才擒获方,攻灭了鄂国,事见《禹鼎》铭文。
熊渠伐鄂,应在方成为周人阶下囚之后,等于趁火打劫。甚至可能是以“勤王”之名,说是帮周师去打鄂师,待到周师俘获了鄂君,楚师才乘人之危袭取了鄂都。本来,楚不敌鄂,但在鄂师主力被周师击溃之后,楚师去扫荡鄂师的残兵败将却是胜任愉快的。熊渠不畏长江风涛之险,劳师远出以伐鄂,无疑是受了铜矿的诱惑。伐鄂的胜利使长江中游的铜矿不再是扬越和淮夷的奇货以及周朝的禁脔,而成为楚人得以染指之物了,这对楚国的振兴起着莫大的作用。熊渠一生所曾做出的最重大的决策,以及所曾建树的最辉煌的功业,就是伐鄂。
熊渠三子:长子“康”,《史记·楚世家》亦作“毋康”;中子“红”,《史记·楚世家》亦作“挚红”;少子“执疵”,《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以及《史记·楚世家》张守节《正义》引宋均所注《乐纬》亦作“挚”,司马贞《索隐》引《系本》则作“疵”。这般同名异称,应是一为简称而一为繁称,恰如他们的始祖,简称为“融”,繁称为“祝融”。毋康所王之地句亶,据《史记·楚世家》裴骃《集解》引张莹之说,在今江陵。挚红所王之地鄂,在今鄂州,已见上文。执疵所王之地越章,不易指实,可能在江陵与鄂州之间某处。[23]做这样的布局,想来是为了确保运输红铜的战略通道的安全。至于命三子俱为王,气魄是够大的,但未免冒失了。不久,熊渠见周厉王对反叛的方国态度强硬而手段残暴,自行削去了三子的王号。王号尽管削去,封地依然存在。
近五十年前,湖南采集到楚公秉戈一件。按,楚公即熊渠。[24]此戈为巴蜀式戈,但铭文为原铸而非补刻。江汉平原西部有巴人,如江陵的陀江寺遗址就是巴人的文化遗存。[25]既然熊渠的长子封在江陵,那么,楚人必定已占领江汉平原的西部,必定已接触当地的巴人。楚人所见的巴蜀式戈,应得之于江汉平原的西部。熊渠对巴蜀式戈产生了兴趣,命工匠仿造了一件,还铸上了铭文。此戈制作精良,纹饰华丽而怪异,援的两面都有若干规整的椭圆形黑斑,在同类兵器中殊为罕见。显然,熊渠和他的一些部属愿意吸收其他民族的积极的文化因素,同时喜欢搞别出心裁的创造。仿造一件铜器——尤其是戈之类形制比较简单的铜器,并不困难。只要付出相应的努力,仿造得很好也是容易做到的。但像楚公秉戈那样,寓变通于模仿之中,就非有创新的欲望和才能不可了。楚公秉戈是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楚国铜器,也可以说,在已知的所有楚国铜器中,它是年代最早的一件珍品。不鸣则已,鸣必惊人,这用来描述熊渠的功业和遗物,都是不算过分的。
熊渠的遗物,还有楚公钟四枚,多为传世之器,铭文为:“楚公自作宝大林钟,孙孙子子其永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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