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栖于幽谷的雏凤
熊绎所居丹阳的地望,聚讼纷纭。或以为即鬻熊所居的丹阳,或以为在陕东南某处,或以为在湖北枝江的丹阳聚,或以为在湖北秭归的丹阳城,还有以为在安徽当涂的小丹阳的,诸说俱误。《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问,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辟”,作“避”解或者作“僻”解都可通。总之,熊绎所居的丹阳与荆山相近。荆山在湖北的西部,雎山的南方。[5]熊绎所居的丹阳应在雎山与荆山之间,蛮河中游近上游之处,即今南漳城附近。[6]说陕东南有熊绎所居的丹阳,纯属想象,与楚人早期活动于江汉之间的史迹全然不合。枝江的丹阳聚,得名可能早在先秦,见于载籍则在秦汉以后,其地近长江,不得谓之“辟在荆山”。它可能是熊绎四代孙熊渠开疆拓土之后,因有楚国公族移居而得名。秭归的丹阳城,据考古调查,不是先秦的城,而且附近无荆山可寻。它也称为丹阳,或许是因为熊渠子熊挚别封为夔子,其地在今秭归。楚人怀旧念祖,国都虽迁,其名不改,于是又多了一个丹阳。此风愈演愈烈,乃至只要有相当数量的公族聚居,就可以称丹阳。当涂的小丹阳,是秦朝始置的丹阳县治所在,得名可能在楚怀王灭越国前后,大概当初也有相当数量的公族聚居。但“阳”一作“杨”,或许本名“丹杨”,与楚人无涉。况且,小丹阳与荆山相隔太远,绝非楚国始都之地。
《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熊绎虽受封为楚君,但名卑号微。陕西岐山周原出土了一批周初的有字甲骨,其H11:83(6:1)记着“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足证当时的楚君确实只是“号为子男”而已。至于“五十里”,当然不是实数,只是表明版图相当于末等小国。周成王把雎山与荆山之间的蛮荒之地封给熊绎,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而且不无画地为牢之意。周朝所封的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都在汉水以北。至于汉水以南的以及跨汉水两岸的诸侯国,都是被视为蛮夷的。
熊绎似乎颇能为王事尽心竭力,他以恭谨勤劳换来了周朝的信任和楚国的安宁。周成王去世,周康王继位,熊绎仍克尽厥责。《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吕伋是齐太公之子,王孙牟是卫康叔之子,燮父是晋唐叔之子,禽父是鲁周公之子。[7]所谓有分无分,是指齐、卫、晋、鲁四国都有周朝分赐的钟、鼎、车、旗、鼓之类象征地位和权力的宝物,楚国却没有。这原在情理之中,子男怎么能同公侯比权量力呢?与周室非亲非眷的部落酋长怎么能同王亲国戚争多论少呢?熊绎是不敢存非分之想的,已是强国的大王的楚灵王可就要为祖先愤懑不平了。
周原甲骨H11L:83(6:1)
释文 “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
楚,又是族名,又是国名。为什么要用“楚”来做族名和国名呢?顾颉刚说是表示楚人在林中建国,徐中舒说是因为楚人在村寨周围种植别称楚木的牡荆用以防卫。[8]顾、徐两说相近,似较切实。《史记·赵世家》所记“林人”即林胡,是北方的林中人。以北证南,楚人作为南方的林中人,因得“楚”名,可谓无独有偶。假如要按先后顺序给“楚”字开列几个义项,那么,首先是植物名,其次是地区名,再次是族名,又次是国名。北方各国是“荆”、“楚”混用的,无褒贬之分。楚人通常自称“楚”,但不讳称“荆”。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楚简称楚王为“荆王”,足证旧说“荆”为贬称不确。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子革答楚灵王问,在“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后,尚有“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云云。前面两句说的是生活清苦,中间两句说的是职差辛劳,后面两句说的是贡品菲薄,总之是一番牢骚,但对后人了解当时的楚君、楚国、楚人是至关紧要的,需一一解释如下。
“筚路蓝缕”一句后来成为常用的成语,借以形容创业艰辛。“路”为车,“缕”为衣。筚路是简陋的柴车,蓝缕是破旧的袍裳。说熊绎乘柴车,大概是确凿的。说熊绎穿得邋邋遢遢,就未免张大其词了。无论如何,熊绎不像北方的公侯那么阔绰,这是可信的。
“跋涉山林”,是说熊绎奔波于丹阳和镐京之间,为周王效力,又纳贡,又当差。
“桃弧棘矢”,即桃木做的弓、棘枝做的箭,熊绎要贡这些玩意给周室。它们不是真正的兵器,而是模仿兵器的法器。古人以为桃树是神物,桃木有神力,用以驱鬼有神效。至于棘枝,则因其多生尖刺,做象征性的箭最为相宜。桃弧棘矢不仅可以驱鬼辟邪,而且可以消灾弭害。如《左传·昭公四年》所记:冬季藏冰,要用黑色的牡羊和黑色的黍子献祭司寒之神;夏季出冰,就该用桃弧棘矢来消禳雹灾。桃和棘所在多有,周室要楚国贡纳,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楚国贫弱,没有什么贵重的方物,只好献桃弧棘矢之类;二是楚地所产的桃木和棘枝或许较好,属于上品;三是楚君作为火神的后裔,用桃弧棘矢来作法御雹最为灵验。
楚君所贡纳给周室的方物,除了桃弧棘矢,还有苞茅。苞茅是一种草本植物,特点是“一茅三脊”,号为“灵茅”。这种茅草似乎微不足道,在先秦却是人与神交通所常用的。
苞茅的第一个用途是做神的坐垫。如《史记·封禅书》记管仲说:“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这“藉”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径称“神藉”——就是神的坐垫。裴驷《集解》引孟康曰:“所谓灵茅也。”
苞茅的第二个用途是缩酒以敬神。当时的酒是有点浑浊的,须经过滤,变得清亮了,方可敬神,以示尊崇。缩,义同过滤。过滤的程序等于模拟神在饮酒。缩酒的“缩”字,本作“莤”。《说文解字》释“莤”字云:“礼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为莤,象神歆之也。”祼圭是王者所用的一种酒器,以圭为柄,如盘而有流。鬯酒是一种香酒,祭神最合适。把成束的苞茅放在祼圭上,让鬯酒渗过苞茅滴入祼圭中,就表明神饮了香酒。“莤”字,上有草,下有酒,恰是缩酒仪式的写照。《国语·晋语》记周成王在岐山之阳与诸侯会盟,楚君在场“置茅”,韦昭注曰:“,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
鄂西直到现代仍有缩酒之祭,已知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在地上先铺一层茅草,在茅草上加铺一层沙子,倒酒,让酒经沙子和茅草过滤,流在地上,就算“象神歆之”了。第二种办法是在桌上放一件容器,在容器上竖放几束茅草,倒酒,让酒经茅草过滤,流进容器,也算“象神歆之”了。比较起来,第二种办法更有古意,与韦昭所云“束茅而立之”是相符的。此等缩酒仪式与周王的缩酒仪式,恰如山野之鄙陋与庙堂之壮丽,不可同日而语。但缩酒的祭法逾三千年而不绝如缕,则令人讶异。楚俗源远流长,这也是一例。
缩酒(1990年春·湖北南漳薛坪)
摄影 邵学海(www.xing528.com)
苞茅的第三个用途是望祭。所谓望祭,就是祭名山大川。在岐阳之会上,楚君除“置茅”外,还要“设望表”。韦昭注曰:“望表,谓望祭山川,立木以为表,表其位也。”望表虽是木制的,望祭却还得用茅草。《周礼·春官》记:“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这茅,也应是被认为有特异性能的苞茅。
苞茅的第四个用途是做宗庙和王宫的门檐。《韩非子·外储说》记楚庄王有“茅门之法”,不准诸色人等——连同大夫和公子在内——在入朝时驱车及于茅门檐下,以示“敬宗庙,尊社稷”。按,楚国的宗庙称为“大室”,茅门以内除王宫外,必定还有大室,否则就说不上“敬宗庙”和“尊社稷”了。周室有无茅门不得而知,可能也有的,苫在茅门上的茅,其必灵茅无疑。
苞茅的第五个用途是代表宗庙和社稷。如《史记·宋微子世家》记:“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是一个活灵活现的投降仪式:微子肉袒面缚表示服罪,持祭器表示甘愿绝祀,牵羊表示犒劳周师,把茅表示献出宗庙和社稷,膝行表示谦卑。这茅,既然代表宗庙和社稷,应即茅门所苫和望祭所招的苞茅。
总之,苞茅之为物也虽细,其为用也则不可谓不大。
上文说熊绎为周王当差,指的是他要“守燎”。守燎别称“监燎”,是点燃和看守燎祭的火堆。参与岐阳之会的楚君应即熊绎,他既要“置茅”,又要“设望表”,还要“与鲜卑守燎”,因而未能参加歃血为盟的典礼。胜任守燎这项职事的,除了楚人和鲜卑的君长,还有微国的君长。岐山周原出土的甲骨,其H11:4记有“其微楚
厥燎师氏舟燎”。“舟”通“受”,
则释为“勺”而借作“灼”。[9]全句的文章就是:由微人和楚人的君长点燃火把,交给师氏。至于灼燎的用途,当然是祭天。有些学者因楚君没有参加歃血为盟的典礼,怀疑他本来就没有这个资格。李瑾则以为周朝的守燎者类如某些印第安部落的炬火看守人,乃参加联盟会议的当然成员。[10]所见甚是。微国近周都,微君地位不很低。与微君同负守燎之责的楚君,作为诸侯之一,名号虽不高,参加歃血典礼的资格应该是有的。[11]
周朝的火师的职责,除了守燎,还有照明。《国语·周语》所记的火师,是在宾馆里管照明的。这等差事远不如守燎重要而体面,看来楚君还没有干过。
显而易见,熊绎这位楚国的始封之君虽号为子男,而实为大酋兼大巫。他的臣民在雎山与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耕垦,过着古朴的生活。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当时的楚国已经进入成型的阶级社会,它还只是一个原始社会晚期的部落联盟。
据文献所记,楚君姓芈,氏熊。《说文解字》释“芈”字云:“芈羊鸣也,从羊象声。”“熊”字,其义自明,不待诠求。假如见到“芈”字就说楚人以羊为图腾,见到“熊”字就说楚人以熊为图腾,那就错了。在金文里,“芈”作“嬭”,“熊”作“酓”。商代卜辞有“芈”,是族名,或许就是指季连后裔组成的部落,也可能是曾与陆终通婚的女嬇所属的那个部落。姓用“女”旁,上古多见,祝融的部落也染有此俗,如己姓的“己”在金文中作“妃”。楚人的嫡姓,似为母系氏族留下的胎记。文献改“嬭”为“芈”,应是同音假借,并非蔑称。楚人何以姓嬭,殊难索解。或许母系女嬇为羌人,以牧羊为主要生计,本姓“芈”,后来为求典雅,才改作“嬭”的,但这只是猜测,可备一说而已。至于何以氏熊,则尚可辨而明之。金文的“酓”字,状人饮酒,其实就是“饮”字。楚君以酓为氏,应与缩酒有关,是以职为氏。[12]此职既为楚君所独得,此氏也就为楚君所独有了。其余的公族成员,连同公子王孙在内,都不得以酓为氏。文献以“熊”代“酓”,一则是由于这两个字读音相近[13],二则是出于北方诸侯对楚人曾以禽兽视之的心理。战国时代秦楚交恶,秦人所作的《诅楚文》称楚君之氏不用“酓”字而用“熊”字,就是视同禽兽的证据。
熊绎所居的丹阳,名曰国都,实为村落,估计没有城池,只有“棘围”之类。棘围是荆棘环绕而构成的寨栅,有防御工事的作用。
西周早期,楚国的周围有若干小国。正南有权国,公族为子姓,是商代中期以后南迁的殷人,故址在今当阳东南,与楚相距约150公里。东南有罗国,公族为熊姓,故址在今蛮河中游南,居南漳、宜城两地之间,与楚相距约40公里。东北有卢国,公族为妫姓,臣民多戎人,故址在今南漳境,蛮河中游北,与楚相距不足40公里。在罗和卢的东面,今蛮河下游北,有一个鄢国,族姓不详。[14]在卢的东北,有一个邓国,公族为曼姓,境跨汉水两岸,而都于今襄樊北郊。西北有一个谷国,族姓也不详,故址在今谷城,跨汉水支流南河两岸,而都于汉水南、南河北,与楚相距不下100公里。在谷国的西面,约3倍于谷楚之间的距离,有一个庸国,族属是濮人,故址在今汉水支流堵河上游,竹山东南。在庸国的西北,有一个巴国,公族为姬姓,臣民为巴人,故址在今陕南汉水上游的东段。庸国北、巴国东有一个麋国,故址在今陕西白河。此国即《尚书·牧誓》和周原甲骨所记的“微”国。“麋”与“微”音近,可通假。“麋”或作“麇”,两字形似,易误用。麋国的东面有一个绞国,是比麋国更小的庶姓小国。绞国西南是庸国,东南是谷国,三者略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罗、卢两国逼近楚国,但不比楚国强大,只要不联合起来,就不会对楚国构成威胁。权国离楚国较远,鄢、邓两国与楚国之间隔着罗、卢两国,它们虽不比楚国弱小,但还不至于危及楚国的生存。谷、楚两国之间有崇山峻岭,彼此往来不易。还有庸国和巴国等,离楚国就一个比一个更远了。《左传·昭公九年》记周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即姬姓巴国,濮以庸国为中坚,加上楚和邓,大致是从西向东排列的,都在汉水上中游之间。在南方各国中,楚和巴、庸、邓算是比较出名的,其余各国就不足周人挂齿了。
丹阳位处鄂西山地和鄂中丘陵相错相接的边缘地带:西面是高山,平均海拔约800米。附近是低山和丘陵,海拔在200～300米之间。东面是河谷和丘陵,海拔只有100米上下。这样的地形使楚人退可保聚,进可攻取。当时的楚地虽不是上上沃壤,但农、牧、渔、猎各业咸宜。当时的楚人虽生计不丰,但通常无冻馁之虞。荆山上有铜矿,下有盐矿,虽很小,但对小国寡民的楚也算是重要的富源了。
熊绎所居的丹阳一带尽管远离发达地区,而且不在交通干线上,可是并不闭塞。鄂西北和豫西南,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黄河流域文化同长江流域文化交相切劘之区。[15]源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向南延伸,源于长江流域而与仰韶文化大致同时的大溪文化向北延伸,彼此交会于鄂西北,“在有些仰韶文化的遗址里出有大溪文化的因素,在有些大溪文化的遗址里出有仰韶文化的因素”[16]。继大溪文化而起的屈家岭文化,时代与仰韶文化末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北向延伸到豫西南,其文化因素则传播到豫中的禹州一带。继屈家岭文化而起的石家河文化,其北界大致与屈家岭文化相合,其内涵则与中原龙山文化有不少共同的因素。中原王湾类型的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与石家河文化相渗透,如前者的少量镂空器和圈足器显示出后者的影响,后者的少量方格纹和绳纹则显示出前者的影响。[17]湖北郧县的青龙泉遗址,下层为仰韶文化,中层为屈家岭文化,上层为带有龙山文化因素的石家河文化。这样的叠压关系,正是南北文化交相激荡的地下实证。楚人的先民长期与华夏的先民交往,吸收了华夏的先进文化。楚人从黄河下游来到长江中游,从豫西南来到鄂西北,与江汉地区的楚蛮相比,他们的人口数量固然处于劣势,但他们的文化素质却占着优势。他们像一颗来自北国的良种,落进了南国荒芜而肥沃的土壤,可能遭虫豸啮食,可能被风雨摧折,但也可能生得出众,长得非凡,这就全取决于努力和机缘了。
熊绎安分守己,使他的臣民得以休养生息。对一个几经颠沛流离的民族来说,能有一个宁静的家园,这就够好的了。至于前途如何,则吉凶未卜。假如说,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文明昌盛,流光溢彩,像一只美丽的凤,那么,草创时期的楚国就还只是一只刚破壳而出的雏凤,一点也不比凡鸟显眼。它栖于幽谷,连同自己在内,谁也想不到它后来竟然会迁于乔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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