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鬻熊奠基,熊绎受封
《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竹简记楚君先祖之名,其中有“酓”,就是鬻熊。[1]楚人的信史时代,是从这位鬻熊开始的。
鬻熊的事迹,文献所记只有三言两语,后世乃莫知其详。他被誉为“贤者”,大概颇有见识,而且不无声望。《史记·周本纪》说:“西伯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这个“鬻子”,就是鬻熊。按,辛甲大夫在商末为显官,散宜生在周初为重臣,鬻子在《周本纪》中被写在散宜生与辛甲大夫之间,可见非等闲之辈。
《史记·楚世家》记楚武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这个“师”,容易使人误解为师保、师傅或者师氏,那官位就高了。其实,他只是火师,虽相当于传说时代的火正,但未必仍有观象授时的职司。[2]后人有以为鬻熊是一位大谋士甚至大学者的,于是出现了伪书《鬻子》。《汉书·艺文志》记“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最早的四家是《伊尹》、《太公》、《辛甲》、《鬻子》。楚人推尊鬻熊,把他当做一位大政治家兼大思想家,这是不悖于情理的,正像他们爱凤尊凤,因而把凤当做神鸟,当做天使,当做始祖的精灵了。《鬻子》的班固著录本有二十二卷,估计是战国时代的伪作,《列子》和贾谊《新书》载录了其中的几篇,全书则已佚,原貌不可复睹。今传《鬻子》仅两卷,是清代叶德辉校辑本,第一卷是唐代逢行珪注本,第二卷辑自《列子》和《新书》。
《鬻子》的内容是答周王问,问于鬻子者有周文王和周武王,似乎鬻熊活到了耄耋之年,至少是死在周文王之后的,仅此一端,便见其伪。《史记·楚世家》两次说到鬻熊死得很早,一次说“蚤卒”,一次说“蚤终”,总之没有享尽天年。周武王伐殷纣王时,据《尚书·牧誓》所记,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与周人联军,其中无楚人,鬻熊已不见踪影,足见说鬻熊死得早是可信的。严格说来,鬻熊只是商末人,不是周初人。《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所谓“子事文王”,意即事文王如子,这也表明他比周文王要年轻得多。
尽管如此,鬻熊毕竟使他的部众在艰难竭蹶之中获得了生机,为楚国的建成谱写了序曲。他背弃丧失人心的殷纣王,亲附深孚众望的周文王,善于因时乘势,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大酋。他成为周文王的火师,表明他通晓法术,是一位有宗教声望的大巫。
鬻熊的部众聚居丹阳。这个丹阳应即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之地的丹阳,在豫西南,因位于丹水之阳而得名。由丹阳西北行入陕东南,过武关,越蓝关,到当时还是西伯的周文王那里去,交通尚称便利。丹阳一带是商朝和周朝鞭长莫及之处,宜耕宜牧的膏腴之乡,这使楚人得以苟全于乱世。
《史记·周本纪》裴驷《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于楚。”此说断不可信,因为时在商末,西伯还无权封鬻熊于楚。鬻熊之于楚国,有点像西伯之于周朝,虽非开国始封之君,却是肇业奠基之主。由此,在楚君奉祀的列祖列宗之间,鬻熊的地位仅亚于祝融,而季连、附沮和穴熊都相形失色了。
鬻熊去世之后,周楚之间似乎发生了某种隔阂,其缘由不得而知。周伐商,决战于牧野,南方好些部落都参战了,楚人却置身事外。如果周楚关系还像鬻熊在世之时那样亲睦,绝不至于如此。或许是因为楚人觉得胜负难卜,不敢孤注一掷,托词未去,但也可能另有原委,这就不便妄断了。(www.xing528.com)
鬻熊子熊丽继为大酋。《墨子·非攻》说:“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3]按,睢山即雎山,后世称柤山、祖山、沮山,今称主山。[4]主山在湖北南漳西北部近谷城边界处,主峰突兀雄伟,附近有若干或大或小的盆地隐藏在丛山之中。
楚雎山(今主山)主峰
摄影 喻不林
从鬻熊所居的丹阳到熊丽所讨的雎山,意味着从比较富饶的地方到比较贫瘠的地方,若非势不得已,实难出此一举。熊丽不顾旧乡故居之恋,不辞跋山涉水之劳,率部南走,应是出于对周人的畏惧。丹阳的东面有一个吕国,姜姓,与周室联姻。其酋长吕尚辅佐周武王伐灭殷纣王,功盖群臣。熊丽所部与炙手可热的吕国为邻,势难自安,丹阳又恰好位于从周都镐京通往长江中游的咽喉要道上,熊丽所部若不自动趋避,必招周人疑忌。雎山一带易守难攻,是避难的理想场所。后世魏晋之际有蛮族屯聚,以梅氏兄弟为酋帅,因险布防,以强悍著称。可想而知,熊丽选中雎山一带作为新居,是很有眼力的。
上述微妙的周楚关系,由于周室内部一场戏剧性的误会的发生和消解,而戏剧性地好转了。误会发生在周成王及其叔周公旦之间,据《史记·蒙恬列传》,大致是这样的:周成王初即位,尚在襁褓之中。上朝时,由周公旦背着他去。一度病危,周公旦为求神佑,剪下自己的指甲沉进河里,祷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这,表达了他甘愿代王受祸的悃忱。祷毕,把“沉书”刻在甲骨上,放在收藏文件的“记府”里。周成王长大后,有人对他说:“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周成王信以为真,怒不可遏。周公旦惧祸及身,逃到楚人那里去了。过不多久,周成王在“记府”看到了周公旦的“沉书”,猛然醒悟,流着泪说:“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随即诛杀了进谗者,派人把周公旦接回镐京去了。
周公旦所奔的楚,前人曾疑为卫国的楚丘。按,“楚丘”这个地名始见于春秋中期,虽在卫国境内,但不是西周卫国的都城所在,而且不得简称为“楚”。先秦因公族内部倾轧而出走的公子王孙,惯例是自窜于蛮夷之地。如商末周室的太伯和仲雍奔吴,西周晚期楚国的熊挚奔夔,还有叔熊奔濮。楚适在蛮夷之地,离周都不远不近,与周人的关系不冷不热,尚未受封,可谓化外,恰是逃祸的良好去处。周公旦所奔的楚,无疑是芈姓的楚。
周公旦回镐京后,周楚之间捐弃前嫌就是意料中之事了。当时楚人的大酋是熊丽孙熊绎,他自然会受到周室的善遇。熊绎之父熊狂,事迹不明。
《史记·楚世家》说:“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时,楚君才正式厕身于诸侯之列了。说熊绎为楚国始封之君,这是不错的。熊绎受封的时间,应在周成王中年,即公元前1010年左右。
楚国的传统,只有楚君能以“熊”为氏,凡未成君者有名而无氏。以熊为氏,始于熊绎祖熊丽。由此可想而知,熊丽虽未受封为国君,却可能已自立为国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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