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系文字简介-文字学概要

秦系文字指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以及小篆。

首先介绍一下秦系文字的资料。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秦代隶书的资料也放在这里一并介绍。下面先介绍当时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文字资料（包括文字已为前人所著录但实物在后来已经亡佚、破坏的某些资料在内）。

1．石刻文字　石刻文字是秦系文字的重要资料。我国最著名的古代石刻——石鼓文，就属于秦系文字。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省凤翔县）发现了十个石碣，每碣上都刻着一篇六七十字的四言诗。这些石碣每个有约一米多高，形似高脚馒头。因为它们有些象鼓，一般就称之为石鼓。经过很多学者研究，石鼓文已经证明是先秦时代的秦国文字。关于石鼓的具体年代，有好几种不同说法，这里不准备介绍了。从字体上看，石鼓文似乎不会早于春秋晚期，也不会晚于战国早期，大体上可以看作春秋战国间的秦国文字。现在石鼓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但是文字有很多已经残泐。（图29A）现存最早的石鼓文拓本是宋代的，当时的石鼓就已经有不少残泐之处了。（图29B）

战国中期以后的秦国石刻有诅楚文。这是秦王诅咒楚王的告神之文。当时每告一神即刻一石，文字基本相同。北宋时发现了告巫咸，告大沈厥湫和告亚驼（滹沱）三石，原石和拓本后来都已亡佚，现在只能看到摹刻本。（图30）关于诅楚文的时代也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秦惠文王或其子武王诅楚怀王，有人认为是秦昭王诅楚顷襄王。前一种说法相信的人比较多。按照这种说法，诅楚文大约刻于惠文王后元十三年至武王元年（前312至310）这段时间里。

秦统一后，始皇巡行天下，在峄山、泰山、琅邪（玡）台、之（芝）罘、碣石、会稽等地刻石铭功。秦二世时又在每处刻石上加刻了一道诏书，说明这些石上的文字是始皇刻的。这些刻石是研究小篆的最好资料，可惜原物几乎都已毁坏，只有琅邪台刻石尚有残块存留，保存的主要是二世诏部分。（图31）不过，峄山刻石的文字尚有完整的摹刻本传世，（图32）泰山刻石的文字也有残拓的摹刻本传世。

泰山刻石摹刻本见于流传的所谓《绛帖》，大约出自宋刘跂《泰山秦篆谱》（看容庚《古石刻零拾》），存字一百四十六。传世明人安国旧藏所谓泰山刻石宋拓本，较绛帖本多十九字，但真伪实成问题。不但其书法远逊琅邪台刻石；而且有些字的写法还与宋人摹刻本有出入，如：

上举二字，安国本的写法与今本《说文》相合，《绛帖》本的写法则与汉印篆文等相合。在早于汉印的古文字资料里，“平”字中竖大多数直通顶画；“靡”字未见，“非”字的写法全都与《绛帖》本“靡”字偏旁相合。而且据马衡研究，《说文》“非”字本来也是写作的，今本作实为后人所改（《谈刻印》，《凡将斋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77年版299页）。由此可知泰山刻石《绛帖》本的篆形是可靠的，安国本的篆形显然经过后人篡改。容庚在《秦始皇刻石考》（《燕京学报》17期）和《秦泰山刻石考释》（《古石刻零拾》）二文中，早就指出安国本是“翻本”，这是很正确的（“靡”字的问题容文也已指出）。我们如要研究秦代篆文，只能以《绛帖》本为据，绝不能相信安国本。传世有会稽刻石摹刻本，系传自元人，过去有人怀疑过它的可靠性。这个本子里“平”、“靡”二字的写法，跟泰山刻石安国本全同，可见前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汉以后的石刻文字里也有一些篆文的资料，其中以魏三体石经上的篆文为比较重要。

2．金文　春秋时代的秦国金文，有本章第二节里提到过的春秋早期秦武公所作的钟镈、（图33）宋代发现的原器已经亡佚的秦公钟以及清代发现的秦公簋的铭文。（图34）秦公簋跟宋代发现的秦公钟为同一个秦君所作。这个秦君有人认为是秦景公（前576—537），有人认为是秦共公（前608—604），此外还有一些别的说法。这两种铜器的铭文大体上可以代表春秋中期秦国的字体。

战国时代的秦国金文，多见于兵器、权量、虎符等器物上。其中最有名的是秦孝公十八年（前344）所作的商鞅量（也称商鞅方升）的铭文。（图35）

秦统一后，把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刻在或铸在很多权、量上。二世时，为了说明这些是始皇时的刻辞，又在很多权、量上加刻了一道诏书。有些二世时新造的权、量，则同时刻上或铸上两道诏书。一部分秦代权、量上还有记重量和地名的铭文。铭有诏书的秦代权、量，以及原来嵌在或钉在权、量上的刻有诏书的铜板，即一般所谓“诏版”（亦作“诏板”），历代不断有发现。（图36、37）这些权、量、诏版上的铭文，占了已发现的秦代金文的大部分。此外还发现了一些有铭文的秦代兵器和其他器物。汉代铜器上的铭文，也有不少是篆文。

战国时代和统一后的秦金文，有很多是用刀刻的，并且往往刻得很草率，是研究隶书形成问题的重要资料。

秦汉货币上的文字都是篆文，但所用的字很少，如秦币主要只有“半两”、“两（锱）”二种。附述于此，不另立专项了。

3．印章、封泥文字　战国后期和统一后的秦印，历来发现得很多。印文多数是篆文，但也有不少是早期古隶或接近古隶的篆文俗体。已发现的汉印数量更多，印文一般是篆文。（图38）

在用纸之前，一般印章主要用来打在封文书信札或其他物品的封泥上。封泥上的印文或称封泥文字。汉代封泥文字已大量发现。（图39）战国时代的封泥文字虽有发现，但数量很少，所以前面介绍六国文字资料时没有提到。

4．陶文　战国后期的秦国和秦代的陶器和砖、瓦等物上，往往打有陶工或官府的印章。（图40）有些秦代陶量上还有用四个字一方的大印打出来的始皇诏书，颇有后代活字排版的意味。（图41）此外在秦陶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刻划出来的文字。

西汉前期的陶器上也往往有用印章打出来的文字。汉代瓦当上的文字大都是篆文，有些砖上也有篆文。

5．漆器　战国后期的秦国和秦代的漆器上，往往有烙印和刻划出来的文字。西汉前期的漆器上也屡见烙印文字，一般都是篆文。

6．简帛文字　秦简在七十年代才发现。1975年底，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多枚竹简，其内容有秦律、大事记和《日书》等等。这座墓是在始皇三十年或稍后的时候下葬的，竹简抄写时间不一，估计不出战国末年至秦代初年这段时期。这批竹简是研究秦代隶书的最重要的资料。（图42）跟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同墓地的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了两块家信木牍，从内容看是写于战国末年秦统一前夕的，对研究字体也很重要。（图43）简一般很窄，通常只写一行字。牍是可以写几行字的较宽的长方形木板。

1973年底，在下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了大批帛书，其中有《老子》、《周易》等重要典籍以及医书、占书等等，种类很多。有些帛书是用篆文或很接近篆文的早期隶书抄写的，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秦抄本。

除以上所述各项外，秦系文字还有一些零星的实物资料，这里就不介绍了。

下面简单谈谈《说文》里的小篆。

《说文》收集了九千多个小篆，这是最丰富最有系统的一份秦系文字资料。但是《说文》成书于东汉中期，当时人所写的小篆的字形，有些已有讹误。此外，包括许慎在内的文字学者，对小篆的字形结构免不了有些错误的理解，这种错误理解有时也导致对篆形的篡改。《说文》成书后，屡经传抄刊刻，书手、刻工以及不高明的校勘者，又造成了一些错误。因此，《说文》小篆的字形有一部分是靠不住的，需要用秦汉金石等实物资料上的小篆来加以校正。例如“戎”字，《说文》作分析为“从戈，从甲”。这个字在西周金文里作、等形，峄山刻石作，汉印小篆以至隶书、楷书，也都从“十”而不从“甲”。《说文》的篆形显然是有问题的。在古文字里，“甲”本作“十”，跟“戎”字所从的“十”的确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上引西周金文可以证明“戎”所从的“十”并不是“甲”字，而是（毌，音guàn）的简化之形。“毌”本象盾牌。在古代，戈和盾分别是进攻和防卫的主要器械。兵戎的“戎”字由“戈”、“毌”二字组成是很合理的。大概某些文字学者误以为“戎”字所从的“十”是“甲”的古写（甲胄也是重要的戎器），所以把“戎”的篆文改成了。《说文》“早”字作“卓”字作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早”、“卓”二字的结构，目前还不能作确切的解释）。此外，如（走）讹为（欠）讹为（关于“走”和“欠”的字形的意义，参看〔七（一）5C〕），以及前面讲到过的讹为等等，都是《说文》篆形错误的例子，这里就不多举了。

唐代小篆书法家李阳冰曾据秦刻石改《说文》篆形，例如上举《说文》“欠”字篆形上部的“”，就被他改成了这种做法受到了后人的很多指责。李氏擅自改书是不对的。但是就字形本身而论，用秦刻石改《说文》并没有错。宋人刋刻的《说文》，其篆形似乎是出自李氏改篆本而又经过回改的，但往往改之未尽。例如在《四部丛刋》影印的影宋写本《说文解字繫传通释》里，“欠”字就作而不作

我们指出《说文》的篆形有不少错误，并不是想贬低它的价值。《说文》是最重要的一部文字学著作。如果没有《说文》，有很多字的结构就会弄不清楚，有很多字在古文字里的写法跟在隶、楷里的写法就会联系不起来，还有不少字甚至会根本失传。总之，要研究汉字的结构和历史，是离不开《说文》的。但是，过去的很多文字学者迷信《说文》，也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尽量利用已有的古文字资料来纠正、补充《说文》，使它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www.xing528.com)

下面简单谈谈秦系文字的形体。

秦系文字也跟其他古文字一样，有正体、俗体之分。秦系文字的俗体就是隶书形成的基础，我们准备放到下一节去讲，这里只讲秦系文字的正体。

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金石文字来看，春秋早期的秦国文字跟西周晚期的文字，尤其是跟由虢季子白盘等代表的字形比较规整的一派很接近。（图44）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里，秦国文字形体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字形规整匀称程度的不断提高上。这从下面所列的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字形对照表，可以看得很清楚（表中部分例子取自偏旁）：

秦国文字有时为求字形的规整匀称，使笔道变得宛曲起来，如上引“虎”字的头部；有时又为了同样的目的，并为了书写的方便，使笔道变得平直起来，如上引的“犬”字。随着这两种变化，文字的象形程度就越来越低了。小篆的字形一般比石鼓文、诅楚文等更为规整匀称，象形程度也更低，详见下文。

春秋时代其他国家文字的字形，有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规整化匀称化的倾向；有的虽然出现了这种倾向，但是采取的具体方式跟秦国文字不同，本章第二节里提到的春秋中晚期金文中那种字形狭长的带有美术化倾向的字体，就是一例。因此在春秋时代，秦国文字在作风上已经跟其他国家的文字有了相当明显的区别。到了战国时代，东方各国文字的变化大大加剧，秦国文字跟它们的区别也就越来越突出了。上一节已经介绍了战国时代“文字异形”的情况，这里就不重复了。

文字异形的现象影响了各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而且不利于秦王朝对本土以外地区的统治。所以秦始皇统一全中国后，迅速进行了“同文字”的工作，以秦国文字为标准来统一全中国的文字。在此之前，在逐步统一全中国的过程里，秦王朝在新占领的地区内无疑已经在进行这种性质的工作了。

《说文·叙》在讲到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其后（按：指孔子之后）……分为七国……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按：实际上李斯当时还没有任丞相）。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这段话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秦始皇用来统一全国文字的小篆，是李斯等人通过对籀文进行简化而制定出来的一种字体。《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与此有所不同。《艺文志》说《苍颉》等三篇“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只是把秦篆（即小篆）跟籀文在形体上的不同，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指了出来。从有关的古文字资料来看，籀文并不是秦国在统一全中国前夕所用的文字（参看本章第二节），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不是由籀文“省改”而成的。《说文·叙》的说法是不妥当的。

把小篆的形体跟石鼓文对比，可以看出两种比较显著的变化。

首先，小篆的字形进一步趋于规整匀称，象形程度进一步降低，例如（小篆“为”字据金石）：

其次，一部分字形经过明显的简化，例如（石鼓文“吾”字取自偏旁，小篆“中”字据金石）：

上述这两种变化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里都可以看到。商鞅量“为”字作秦王时代造的丞相触（即丞相寿烛）戈的“触”字左旁作写法都不同于石鼓而跟小篆很接近。这是第一种变化的例子。诅楚文“”字所从的“吾”已经把省为“五”，“中”字已经写作，都跟小篆相同；“道”字简化为也跟小篆很相近。这是第二种变化的例子。传世的新郪虎符和近年发现的杜虎符，都是秦在统一前所铸造的，但是铭文的字体跟统一后的文字简直毫无区别。（图45）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是逐渐演变为小篆的，小篆跟统一前的秦国文字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我们可以把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和小篆合称为篆文。

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异体的存在当然不可避免。秦始皇要用秦国文字统一全中国的文字，首先需要对秦国文字本身作一番整理，拿出一种标准字体来。李斯等人撰《苍颉》等篇，应该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他们做的是整理、统一的工作，不是创新的工作。钱玄同在为卓定谋《章草考》所作的序里说：“许叔重（许慎字叔重）谓李斯诸人取大篆省改为小篆，实则战国时秦文已如此，可见李斯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体来统一推行，并非（创）自他们也。”这是很正确的。

经过李斯等人整理的标准字体，在当时未必会有区别于统一前的秦系文字的专门名称。“大篆”和“秦篆”、“小篆”等名称应该是从汉代才开始使用的。秦代大概只有“篆”这种字体名称。《说文》训“篆”为“引书”，其义不明。“篆”跟“瑑”同音，“瑑”是“雕刻为文”的意思（《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注。“文”指花纹、纹样），古代“篆”、“瑑”二字可以通用（蒋礼鸿《义府续貂》中华书局1981年版7页）。《吕氏春秋·慎势》：“功名著乎槃（盘）盂，铭篆著乎壶”，“铭篆”犹言“铭刻”。颇疑篆文之“篆”当读为“瑑”。隶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字体，篆文可以铭刻金石，所以得到了“瑑”这个名称。

人们书写文字的习惯是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形成的，秦王朝要改变被征服地区人民的书写习惯，当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由于统一文字从根本上说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并且“秦法”又雷厉风行，十分严酷，这项任务总算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不过，六国文字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消失的，这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就可以看出来。在这座墓所出的一部分时代较早的帛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楚文字的影响。例如有一份大约抄写于秦统一前后的占书（秦统一前，本属于楚的今长沙地区已为秦占领多年），其字体大体上可以看作篆文，但是有很多字显然用了楚国的字形。^〔3〕又如帛书《老子》甲本，字体是接近篆文的早期隶书，文中不避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讳，大约抄写于秦末至汉初这段时间里。在这个抄本里仍可看到个别属于楚国的字形。例如“关”字作就与秦文不合，而与前面提到过的楚国的鄂君启节相合（李裕民《马王堆汉墓帛书抄写年代考》，《考古与文物》1981年4期）。可见在楚国故地，楚文字的影响是逐渐消失的。在其他东方国家的故地，估计也会存在类似情况。

秦王朝用经过整理的篆文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形”的现象，而且使古文字异体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在汉字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是说秦代文字就没有异体了。且不论小篆跟篆文俗体和隶书的不同，就拿小篆本身来说，异体也还是存在的。《说文》就收了一些小篆的异体。又如《说文》以“则”为小篆，“”为籀文，但是在秦代权量诏版的小篆里，“则”字的这两种写法却仍然是并存的。

在古文字里，偏旁位置不固定的现象很突出，例如：（图见下页）在小篆里，这种现象也已经显著减少，但是还不能算罕见。过去有些讲字体的人，把隶书偏旁位置跟《说文》小篆不同的现象称为“隶行”，认为是隶书移动了小篆的偏旁位置。其实，所谓隶行往往只是小篆本身偏旁位置不固定的反映。例如：在小篆里，“和”字有两种写法，“徒”字有两种写法。这两个字在《说文》里都作前一形，跟一般隶书的写法不一样，因此都被当作隶行的例子。其实，一般的隶书只不过是继承了篆文里跟《说文》不同的那种写法而已。偏旁位置不固定的现象，就是在隶书楷书里也还没有绝迹，后面讲形声字的时候还会讲到。

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汉字发展史就脱离古文字阶段而进入隶楷阶段了。汉代以后，小篆成为主要用来刻印章、铭金石的古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