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形成过程概要-文字学概要

一　文字形成的过程

讨论文字的形成，需要先给文字下个定义。在文字定义问题上，语言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大致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我们觉得这种分歧只是使用术语的不同，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是非。我们是狭义派，因为在传统的汉语文献里，历来是用“文字”这个词称呼记录语言的符号的，采取狭义派的立，讲起话来比较方便。

在汉语里，“文字”一语可以用来指一个个的字，也可以用来指记录某种语言的文字符号的整个体系。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把后者称为文字体系。

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有时能为一种语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但是对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我们把还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称为原始文字。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曾经用画图画和作图解的办法来记事或传递信息。通常把这种图画和图解称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按照“文字”的狭义用法来看，图画文字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文字画这个名称則可以采用。文字画是作用近似文字的图画，而不是图画形式的文字。

从表面上看，似乎从人类学会画图的时候起，就有了产生文字的可能。有些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已经会画人和野嘼等事物了。他们为什么不能画一个人当作人字，画一头鹿当作鹿字呢？难道原始人没有可能指着画出来的一头鹿说出“鹿”这个词来吗？这种可能当然存在。但是这跟自觉地用鹿的图形来记录“鹿”这个词，完全是两回事。文字的产生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使人们感到必须用记录语言的办法来记事或传递信息之前，他们只可能直接用图画来代表事物，而不会想到用它们来记录事物的名称——语言里的词。通常要到阶级社会形成前夕，文字才有可能开始出现。

也许有人会问，原始社会里用来表示数量的符号，难道跟我们的数字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文字产生之前，人们的确已经在使用划道道、点点子等办法记数了。但是同样是四道线或四个点，可能在某一场合代表四天时间，在某一场合代表四个人，在某一场合代表四头鹿，在另一些场合还可以代表四个别的什么东西。所以这种记数符号还不是语言里的数词的符号，还不是文字。从画四头鹿或划四道线来表示四头鹿的意思，进步到用这两个符号来记录“四鹿”这两个词（在古汉字里，“四”本来就写作），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的。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记录语言的時候，如果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前面已讲过，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精确地描绘这个过程。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几种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如古埃及的圣书字、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我们的汉字，都缺乏能够充分说明它们的形成过程的資料。但是根据关于这些文字的已有的知识，并参考某些时代较晚的原始文字的情况，还是有可能为文字形成的过程勾划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来的。在原始文字方面，我们准备引用我國云南纳西族使用过的一种文字，即所谓“纳西图画文字”（以下简称纳西文）的资料。^〔1〕

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來的字应该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如象人形的“人”字、象鹿形的“鹿”字等。因为这一类字显然最容易造。但是实际情况恐怕并不是这样的。跟这类字相比，图画的表意能力不见得有多大逊色。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曾经引原始岩窟艺术里人射鹿的图画，跟古汉字里的“人射鹿”三个字对比：

谁都能够看出来，如果仅仅为了表示人射鹿这一类意思，并没有必要撇开图画去另造文字。从后面要谈到的纳西文的情况来看，在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大概是长期混在一起使用的。对人、鹿等物和射这类具体动作的象形符号来说，文字和图画的界线是不明确的。

人们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正式的文字的词，其意义大概都是难于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数词、虚词、表示事物属性的词，以及其它一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此外，有些具体事物也很难用简单的图画表示出来。例如各种外形相近的鸟、嘼、虫、鱼、草、木等，各有不同的名称，但是要用简单的图画把它们的细微差别表现出来，往往是不可能的。这些事物的名称在语言里经常出现，也不能没有文字来记录它们。

在文字画阶段，已经开始用抽象的图形，或者用象征等比较曲折的手法来表意了。这些方法可以用来为一部分上面提到的那些词造字。有些词的意义可以用抽象的图形表示。例如为较小的数目造字的时候，可以继承文字画阶段划道道或点点子的表数办法，古汉字的“”、“”、“”、“”（四）就是例子。又如古汉字以“□”、“○”表示｛方｝、｛圆｝，^〔2〕圣书字以“”表示｛划分｝等等。^〔3〕还有一些词可以用象征等手法表示。例如古汉字用成年男子的图形表示｛大｝，因为成年人比孩子“大”（也有人认为“大”字以张开两臂的人形表示“大”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曲折的表意方法）。圣书字用王笏的图形表示｛统治｝，因为王笏是统治权的象征。用这些方法造出来的字，虽然外形往往仍然像图画，本质上却跟图画截然有别。例如用“”表示｛大鹿｝，跟画一头很大的鹿来表示这个意思，是根本不同的两种表意方法。不知道代表｛大｝，就无法理解说的是什么。如果把它们当图画看待，只能理解一个人跟一头鹿在一起。人、鹿这一类具体事物的象形符号，大概是在“”、“大”等类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文字开始产生之后，才在它们的影响之下逐渐跟图画区分开来，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的。^〔4〕

凡是字形本身跟所代表的词的意义有联系，跟词的语音没有联系的字，包括前面讲过的“鹿”、“射”、“”、“大”各类字，我们都称为表意字。显然，语言里有很多词是很难或完全不可能给它们造表意字的。上面指出过的那些难以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其意义的词，其中的大多数，即使采用象征等比较曲折的表意手法，也仍然无法为它们造出合适的文字来。

在文字产生之前，除了一般的文字画之外，人们还曾使用过跟所表示的对象没有内在联系的硬性规定的符号，把这种符号用作所有权的标记，或是用来表示数量或其他意义。例如：云南红河哈尼族过去使用的契约木刻，以代表一元，代表十元，代表五十元，代表百元。^〔5〕代表一元的小点，跟“一”、“二”、“三”、“”（四）所用的线条一样，可以看作抽象的象形符号。代表十元、五十元、百元的符号，至少是后两个符号，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硬性规定的符号。这种符号很难命名，我们姑且借用一个现成的词——记号，作为它们的名称。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是不是可以分别为它们规定某种记号作为文字呢？

在文字形成过程刚开始的时候，通常是会有少量流行的记号被吸收成为文字符号的。古汉字里“”（五）、“”（六）、“”（七）、“”（八）这几个数字的前身，很可能就是原始社会阶段用来记数的记号（参看〔三（一）〕）。但是要新造很多记号字却是有困难的。记号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词没有内在联系，比较难认难记，不容易被人接受。事实上，无论哪一种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在形成过程中都极少造记号字。记号字的局限性比表意字还要大得多。

要克服表意字和记号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难，只有一条出路：采用表音的方法。这就是借用某个字或者某种事物的图形作为表音符号（以下简称音符），来记录跟这个字或这种事物的名称同音或音近的词。这样，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就也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这种记录语言的方法，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上称为假借。用这种方法为词配备的字，就是假借字。

由于传统文字学的影响，不少人觉得假借的道理很深奥。这是一种错觉。我国民间歇后语和谜语中所用的谐音原则，就是假借所依据的原则。例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这句歇后语，就是由于“舅”、“旧”同音而借“舅”为“旧”的。从民族学资料来看，有不少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在利用实物表意的方法中也已经用上了谐音原则。例如：西非的约鲁巴人曾经习惯于用海贝来传递信息。在他们的语言里，当“六”讲和当“被吸引”讲的那两个词是同音的，当“八”讲和当“同意”讲的那两个词也是同音的。所以，如果一个年轻男子把串起来的六个贝送给一个姑娘，这就表示“我为你所吸引，我爱你”。姑娘的答复可能是串起来的八个贝，这就是说：“同意，我跟你一样想。”^〔6〕我国云南的景颇族过去通行“树叶信”。他们把一些不同种类的树叶和其他东西分别用来表示某种固定的意义。在景颇族载瓦支系用来谈情说爱的树叶信中，“蒲软”树叶所表示的意思是“我要到你们那里去”，“豆门”树叶所表示的意思是“你快打扮起来吧”。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当到达讲的那个词跟树名“蒲软”同音，当打扮讲的那个词跟树名“豆门”同音。^〔7〕看来，谐音原则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普遍为人们所熟悉了。

前面已经说过，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文字的那些词，有很多是难以用表意的造字方法来对付的。人们无疑很快就会发现，可以用自己本来就熟悉的谐音原则来解决面临的问题。所以，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表意字的开始出现和假借方法的开始应用这两件事，在时间上不会相距很久，很可能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

在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等古老文字体系和一些原始文字里，都有大量假借字，而且有不少极为常用的词就是用假借字记录的。例如：在古汉字里，常用的语气词“其”是用音近词“箕”的象形字来记录的。在圣书字里，“大的”这个词是用同音词“燕子”的象形字来记录的。在纳西文里，“有”这个词是用音近词“芜菁”的象形字来记录的。这种现象也说明假借字的历史一定非常悠久。在文字形成的过程中，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应该是同时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在表意字大量产生之后，假借方法才开始应用。

前面曾经指出，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表意字的产生，有助于使那些本来跟图画分不出明确界线的象形符号，逐渐跟图画区分开来，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假借方法也能起这样作用。那些性质还不明确的象形符号，如果经常跟假借字放在一起使用，或是被假借来记录跟它们所象的事物的名称同音或音近的词，就会较快地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可以说，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现，是文字形成过程正式开始的标志。^〔8〕

假借方法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对找不到合适的单个假借字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可以假借两个以上的字组在起来记录它。例如在纳西文里，对双音节词“化育”〔〕，就是把“蒿”〔〕和“蛙”〔〕这两个词的象形字组合起来记录它的。在圣书字和楔形文字里，这种现象更为常见。

假借方法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记录语言的能力。但是假借字多起来以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被假借的字本身有自己所代表的词，同时又被假借来记录同音或音近的词，而且假借它的词可以有好几个，因此阅读文字的人往往难以断定某一个字在某一具体场合究竟代表哪一个词。

此外，早期表意字的原始性也给阅读文字的人带来了麻烦。在早期的文字里，存在着表意的字形一形多用的现象。同一个字形可以用来代表两个以上意义都跟这个字形有联系，但是彼此的语音并不相近的词。例如：在纳西文里，象杯中有茶叶形的既代表“茶”这个词，又代表“饮”这个词（二词完全不同音）。在古汉字里，象成年男子的最初既是“夫”字又是“大”字（“夫”的本义就是成年男子），象月亮的最初既是“月”字又是“夕”字。^〔9〕在圣书字和楔形文字里，这类例子也很常见。这种表意字的存在，当然也会影响文字表达语言的明确性。

为了克服假借所引起的字义混淆现象，人们把有些表意字或表意符号（以下简称意符）用作指示字义的符号，加注在假借字上。例如：在古汉字里，｛翼｝的象形字（象鸟或虫的翼），在假借来表示当明天讲的｛翌｝的时候，有时加注“日”字写作在纳西文里，｛蕨菜｝的象形字在假借来表示同音词｛小官｝的时候，有时加注端坐人形而写作在圣书字里，这类现象有相当复杂的例子。例如由三个符号组成的这个表音组，可以用来表示｛纸草｝、｛蜡｝、｛青年｝这三个词的语音。为了加以区别在用来表示｛纸草｝时就在后面加上表示植物的区别性意符表示｛蜡｝时就在后面加上表示颗粒体的区别性意符表示｛青年｝时就在后面加上表示人的区别性意符这种由表音的符号和指示字义的符号一起组成的字，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上称为形声字，表音部分称为声旁，表意部分称为形旁。形旁在普通文字学上称为定符或类符。(www.xing528.com)

人们一方面在一些被假借的字上加注定符来区别它们的不同用途，另一方面还在一些表意字上加注音符，使它们跟所代表的词的联系更为明确。例如：在古汉字里，“凤”字本作象高冠美羽的凤鸟，后来加注音符（凡）而成为（“凤”、“凡”古音相近。更后，凤鸟形简化为“鸟”旁，“凡”旁又移到上方，就成了“凤”的繁体“鳳”）。在纳西文里，｛山崖｝写作纳西语当“山崖”讲和当“鸡”讲的那两个词同音，所以在山崖的象形符号上加画一个鸡头作为音符。传统文字学把在象形字上加注音符而成的字，看作象形字的一种特殊类型，即所谓“象形兼声”。其实还不如把它们看作一种特殊的形声字来得合理。

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有时显然是为了区别由于一形多用或其他原因而有两种以上读音的字形的不同用法。例如：在纳西文里，象太阳的读〔〕时当“太阳”讲，读〔〕时当“白天”讲，读〔〕或〔〕时当“早”讲。如果是当“早”讲，有时就加注｛秤｝的象形字而写作因为当“秤”讲的那个词也读〔〕。在圣书字里，象耳朵的既可以表示｛耳｝，也可以表示｛听｝。表示｛听｝的时候，后面要加注一个表示这个词的末一个辅音的符号。表示｛耳｝的时候，则往往在前面加上一组表示这个词的全部辅音的符号（圣书字只表示辅音，不表示元音）。

在古汉字里，为了区别一形多用的表意字形的不同用法，往往采用字形分化的办法。例如：前面讲过的本来也可以写作这两种字形都既可以用来表示｛大｝，也可以用来表示｛夫｝。后来专用前一形表示｛大｝，后一形表示｛夫｝，把它们分化成了两个字。和本来也都是既可以用来表示｛月｝，也可以用来表示｛夕｝的。分化情况跟“大”和“夫”相似。不过，加注音符以区别不同用法的情况，大概也是存在的。古汉字里有少数形声字，字义与形旁完全相同。例如“鼻”字从“自”“畀”声，“自”字本作象人鼻，本义就是鼻子。这种形声字就有可能是在一形多用的表意字形上加注音符而造成的。这就是说，可能本有“自”、“鼻”二音（《说文·王部》“皇”字下说“自读若鼻”），代表两个同义词。后来才在表示｛鼻｝的字上加注“畀”声，分化出了“鼻”字。

形声字起初都是通过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定符或音符而产生的，后来人们还直接用定符和音符组成新的形声字。不过就汉字的情况来看，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定符或音符，始终是形声字产生的主要途径。

形声字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表达语言的明确性，是文字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但是形声字的应用似乎并没有很快导致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已经使用形声字的纳西原始文字就是一个例证。

下面是引自丽江纳西族经典《古事记》的一段原始文字：表示拿蛋。本是｛解开｝的表意字，在纳西语里当“解开”讲和当“白”讲的那两个词同音，所以这里假借它来表示｛白｝。“”是｛黑｝的表意字。是风。是蛋。是湖。表示蛋破发光。最右边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山崖｝的形声字。据纳西族经师的解释，这段原始文字的全部意思是：“把这蛋抛在湖里头，左边吹白风，右边吹黑风，风荡漾着湖水，湖水荡漾着蛋，蛋撞在山崖上，便生出一个光华灿烂的东西来。”在这段原始文字里，虽然已经使用了假借字和形声字，但是很多意思仍然是用文字画的手法表示出来的。

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等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体系，一定也经历过跟纳西文相类的、把文字跟图画混合在一起使用的原始阶段。

在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古汉字——商代后期的甲骨文里，可以看到接近图画的表意手法的一些残余痕迹。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某些表意字往往随语言环境而改变字形。例如：甲骨卜辞里常常提到商王对祖先举行进献食品的“”祭。“”在典籍里多作“登”（《周礼·夏官·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郑玄注：“登，升也。”）。卜辞“”字本作象两手捧着一种叫做“豆”的盛食器皿。如果登祭所用的食品是鬯（一种香酒），字往往改写作两手所捧的“豆”换成卜辞里既有之文，又有之文，看来仅仅是字有特定用途的一个异体。但是在汉字发展的较早阶段，情况恐怕并不如些简单。纳西文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在纳西文里，字形随语言环境而变化的现象很常见。例如“吼”字通常写作象牛嘴出声气，如果说到“马吼”，通常就把这个字里的牛头换作马头，并不需要另加一个“马”字。在汉字发展的较早阶段，也应该是用来表示的。到商代后期，这种比较原始的用字习惯基本上已经被抛弃，字则作为的特殊异体而保存了下来。类似的例子在甲骨文里还可以找到一些。此外，文字排列方式跟语言中的词序不完全相应的现象，在甲骨卜辞里偶而也能看到。这些都可以看作古汉字曾经经历过把文字跟图画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阶段的证据。^〔10〕

在形声字出现之后，原始文字大概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改进，才能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估计在不断增加新字的同时，至少还需要进行这样一些改进：逐渐屏弃文字画式表意手法，简化字形并使之趋于比较固定，使文字的排列逐渐变得与语序完全一致。

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单纯使用音符的拼音文字，最初是在这种文字的影响下形成的。^〔11〕

注　　释

〔1〕本章所用纳西文资料，皆引有傅懋《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昌华中大学1948年出版。“么些”是“纳西”的旧译名）。傅先生在近作《纳西族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区别》一文中说：“过去所称的象形文字，实际上包括两种文字。其中一种类似连环画的文字，我认为应该称为图画文字，绝大多数东巴文经书是用这种文字写的。另一种是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但绝大多数字形结构来源于象形表意的成分，应当仍称象形文字。”（《民族语言》1982年1期1页）。我们所说的纳西原始文字相当于傅先生所说的图画文字。

〔2〕本章所用古汉字的例子皆引自甲骨文或商代金文。关于这两种资料，参看〔四（一）〕。

〔3〕本章所用的圣书字的例子，多转引自《大英百科全书》“圣书字”条（1973年版）和苏联伊思特林《文字的发展》等书。由于所据为第二手资料，很可能有错误，敬祈方家指正。

〔4〕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说：“真正的文字，要到象意文字发生才算成功的”（90页），已经点出了我们上面这段话的主要意思。唐先生所说的象意文字不包括那些最典型的象形字如“人”、“鹿”之类。

〔5〕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1期12页。哈尼人用五个小点代表“五元”，符号不记录语言。这是原始记数符号不是文字的一个明证。

〔6〕转引自美国I. J. Gelb《A Study of Writing》（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5页）。

〔7〕上引汪宁生文5—6页。

〔8〕参看上引汪宁生文42页。他认为“真正的文字从表音（引者按：指假借）开始”。

〔9〕沈兼士对古汉字早期表意字的这种特点曾作过研究。他指出这种一形多用的现象“在形非字书所云重文、或体之谓，在义非训诂家所云引申假借之谓，在音非古音家所云声韵通转之谓。而其形其音其义率皆后世认为断断乎不相干者。”（《初期意符字之特性》，收入《段砚斋杂文》）

〔10〕参看拙作《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3期168—169页。

〔11〕关于拼音文字的形成，看周有光《字母的故事》（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