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学：论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

语言问题的背后是文化，“聚焦”这一译法折射出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还要到文化上去寻求解释。

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聚焦”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成为一个高频词（媒体上这个词几乎等于“关注”），但在文学领域，人们多半是在讨论西方叙事时才使用这个术语，一旦涉及我们自己的文学特别是传统叙事，研究者还是倾向于使用“视角”之类的表达方式。为什么“聚焦”一词与中国叙事之间会出现这种不“和谐”现象？本人认为原因在于中西文化在空间表现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绘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众所周知，中西绘画的“投影”方式分别为“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前者的“视点”可以自由移动，后者因固守一处而只有一个消逝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依靠“散点透视”，将绵延几十里的水陆景观纳入五米多长的画幅之内，这种面面俱到的动态观察，使画家能逐一描绘清明时节汴河两岸的市相百态；拉斐尔的《雅典学派》运用的是“焦点透视”，画家把古希腊五十多位学者名人集中到一间大厅之内，把他们表现为仿佛是从背景上的拱顶长廊深处走来，挺立于画面正中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成了最吸引观众目光的人物（见书中彩图8：拉斐尔的《雅典学派》；彩图9：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与此相似，西方叙事也喜欢在主要人物身上“聚焦”，从荷马史诗、骑士传奇到流浪汉小说（18世纪之后的小说更不用说），都是紧紧围绕主要人物的行动（战斗、漂流、游侠、流浪等）展开叙述。中国叙事则不那么讲究“聚焦”，叙述的重点经常发生偏离与游动，这方面《水浒传》《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可为代表。鲁迅对《儒林外史》所作的考语——“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113]指的就是叙述中观察对象的不断转移。“聚焦”这一概念与中国叙事的疏离，其道理就像西洋拳击术语不适合描述中国太极拳的动作一样。借用上文的空间譬喻，西方文化是讲究“聚焦”的“焦点透视”，而我们的文化则是不那么注重“聚焦”的“散点透视”，“聚”有“聚”的好处，“散”也有“散”的优势，这两种方式各有所长，没有高下优劣之别，在这方面我们也要警惕某种“西方学术钦羡”。本书不同意将focalization译为“聚焦”，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该词的滥用有可能酿成“重‘聚’轻‘散’”的偏见。当然，如同有些人已经做过的那样，在“聚焦”前面加上“可变”“环绕”之类的限定语，或许可以规范其适用范围，但此类自我矛盾的表达总令人感觉别扭。

文化不但有中西之分，还有视觉文化、听觉文化等基于感知方式的区分。如前所述，热奈特发明focalization一词是为了避开“专门的视觉术语”（“由于视角、视野和视点是过于专门的视觉术语，我将采用较为抽象的聚焦一词”），但是事与愿违，该词在人们印象中始终摆脱不了“专门的视觉含义”，[114]不仅如此，“聚焦”这一汉译的流行如今反而扩大了视觉文化的强势地位。可能有人会说“观察”这一表述也指涉视觉，这点我们完全承认，不过请注意，“观察”（诉诸视觉）在这里是与“聆察”（诉诸听觉）平行的一对范畴，也就是说使用该词为的是给其他感觉的表达留出余地！而热奈特的意图则是以focalization囊括所有感觉，所以他会在《新叙事话语》中将“谁看”改成“谁感知”，但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不是所有的感知方式都能“聚焦”，因此“聚焦”这一汉译与“谁感知”又有龃龉。

按照沃尔夫冈·韦尔施的意见，西方文化最初是一种听觉文化，但从公元前5世纪初赫拉克里特宣布眼睛“较之耳朵是更为精确的见证人”开始，“听觉领先已经在向视觉领先转移”，“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已完全盛行视觉模式”。[115]从那以后人们更倾向于用视觉来代替其他所有的感觉，似乎“看到”就是“知道”——“‘视’与‘知’画上了等号”。[116]《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一书举出大量与视觉相关的喻语，来说明西方文化中“视即知”这种语言表达习惯。[117]不过西方的有识之士对此早有警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主人公得知自己弑父娶母后弄瞎双眼，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主人公失明后反而“看”清三个女儿的真实面目，这两部悲剧似乎都在说明“看到”不一定就是“知道”。麦克卢汉说中国文化倚重听觉甚于视觉，[118]不管他的看法是否准确，我们都应该尊重和珍惜自己的感觉表达习惯。本书当然不主张大家都怀疑自己的眼睛，只希望恢复感觉的丰富与均衡，以抵御视觉霸权对其他感知方式的压迫。不加辨析地使用乃至推广“聚焦”概念，有可能把叙事学推向狭隘的视觉叙事学，这对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1]“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左传·襄公十七年》）。“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左传·宣公二年》）。今天我们在指代人物时，仍然会用“那个长得白一点的”“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之类表达方式。

[2]莫泊桑：《菲菲小姐》，郝运译，载《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小说中“菲菲小姐”因过分残暴嚣张而被一名法国妓女用餐刀捅死。

[3]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3页。

[4]巫鸿：《眼睛就是一切——三星堆艺术与芝加哥石人像》，郑岩译，载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5]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9页。

[6]同上书，第341—342页。

[7]梅里美：《卡门》，载《梅里美短篇小说集》，郑永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368页。

[8]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2页。按“广颡”指额头宽广。

[9]罗宾·R.沃霍尔：《新叙事：现实主义小说和当代电影怎样表达不可叙述之事》，宁一中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文第四部分为“不应叙述者：因社会常规不允许而不应该被叙述事件”。

[10]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2页。

[11]“某些目光犀利的人，觉得每个人的命运都给上帝印在他的相貌上；倘若把相貌当全身的缩影，那末为什么手不能做相貌的缩影呢？手不是代表人的全部活动，而人的活动不是全靠手表现的吗？这就是手相学的出发点。”巴尔扎克：《邦斯舅舅》，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26页。

[12]斯台芬·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载《茨威格读本》，张玉书、张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87—88页。

[13]探春“不让须眉”的表现包括：1.组建海棠社，为此致书贾宝玉称“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馀脂粉”（第三十七回）；2.受赵姨娘委屈时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第五十五回）；3.管理大观园时兴利除弊，显露出比王熙凤更强的管理才干（第五十六回）。

[14]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周扬、谢素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90页。

[15]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女儿当自立》，舒心译，载《菲茨杰拉德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461页。

[16]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17]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一册），董秋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65页。按托尔斯泰对纳塔莎的外貌描写几经修改，定稿中的“不漂亮”在原稿中为“她一点也算不上漂亮。她的面孔的全部特点是不吸引人的，眼睛小，额头窄，鼻子不坏，但脸的下部，下巴和嘴都显得太大，嘴唇又是不成比例地显得厚了一点，你把她端详之后，就简直闹不明白，她为什么讨人喜欢”。

[18]《新旧约全书》，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第629页。

[19]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2页。

[20]同上。

[21]参见约翰·内哈特与印第安人中的圣者尼古拉斯·黑麋鹿合著的《黑麋鹿如是说》（宾静荪译，台北：立绪出版社，2003年），书中介绍了不少此类名字。

[22]“一个被描述为相貌好看的女人迟早会成为爱或欲望的对象。或者，如果把一个人介绍为具有特别的天赋，无论他是猎手还是智者，我们都会满怀信心地期待其才能得到展示。所以，描述词始终是一颗定时炸弹，一定会在叙述者（以及上帝）方便的时候爆发成行动。”梅尔·斯滕伯格（一译迈尔·斯滕伯格）：《静态的动态化：论叙事行动的描述词》，尚必武译，“第四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六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2013·广州）大会交流论文。

[23]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上册），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8页。

[24]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下册），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39—940页。

[25]左拉：《娜娜》，焦菊隐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8—247页。

[26]试比较世界三大国的国徽：中国国徽中有麦稻穗（植物），美国与俄国的国徽中则有白头鹰与双头鹰这样的猛禽（动物）。

[27]典型例子见唐代许尧佐的传奇《柳氏传》，其中写韩翊寄书旧日情人柳氏：“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回信亦以柳自况：“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28]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载《宗白华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53页。

[29]达尔文：《达尔文回忆录》，毕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1页。

[30]“到了祖涵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郭沫若：《创作十年续编》，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97—298页。按，请注意引文中“他的声音实在低”一语，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David Feinberg教授通过分析大量实例后认为：睾酮水平较高的男性嗓音较低，青春期内的男性体内睾酮迅速增加，这导致了他们的声音由高变低；就像动物中的大块头音调更低一样，人类中的大块头男性不但嗓音更为低沉，而且被认为更具支配性。

[31]“如果没有‘相形不如论心’这一条铁的原则作最后的武器，在相人的实践过程中，很有可能被驳倒。有了这一条，相人之术便似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谁也不敢置信，送给相术家这一法宝的，正是反对相术的大儒荀况。”萧艾：《中国古代相术研究与批判》，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67页。

[32]鲁迅：《狂人日记》，载《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7页。

[33]基思·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宋丽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34]贾佳：《美女缘何不见“鼻”——谈古代文学作品描写美女外貌的鼻子缺少》，《光明日报》2012年7月12日，第12版。

[35]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06页。

[36]同上。

[37]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6页。

[38]李福清：《从历史诗学的角度看中国叙事文学中人物描写的演化过程》，《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9]《大正新修大藏经》No.0220e。参见Guang Xing，The Concept of the Buddha：Its Evolution from Early Buddhism to the Trikāyα Theory，RoutledgeCurzon，2005，pp.26—35.《佛说造像量度经》则给出了用手指量度佛像各个部位的具体数字。

[40]乔玉成：《进化·退化：人类体质的演变及其成因分析——体质人类学视角》，《体育科学》2011年第6期。

[41]“长臂猿在直立姿势时能用垂下的手的中指摸到脚掌，猩猩直立时能摸到脚趾的关节，黑猩猩则能摸到膝盖，而人高低只能摸到大腿。但是，在这方面，在人类种族之间显然存在着实际的差别。黑种人士兵在操练时，中指尖比白种人靠近膝盖一两英寸，甚至也能看到有达到膝盖骨的情况。”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42]“非洲东海岸的黑人男孩子们，当他们看到柏尔屯的时候，嚷着说，‘瞧那白人，他不是像一只白的猩猩么？’在西海岸，据瑞德对我说，黑人对皮肤很黑的人，要比对任何浅色皮肤的更为赞赏。……转到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地区：在爪哇，据法伊弗尔（甲523）夫人说，黄皮肤的女子是个美人，而白皮肤的不是。一个交趾支那的男子‘用瞧不起的口气说到英国大使的夫人，说她牙齿白得像狗牙齿，而皮肤红得像马铃薯花。’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是不喜欢我们的白皮肤的，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则赏识‘一张黄褐色的皮’。”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下册），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74—875页。

[43]“可以对圣人‘多’相得出如下解释：‘有’的，就是被默认合理的，因而可以再‘有’。‘多多益善’的思维正源于此。即使这个多有的是男人的乳或是腚上黑子，也是神异而合理的。”张远：《佛陀三十二相与圣人异相》，《文史知识》2013年第3期。

[44]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05—406页。

[45]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26页。

[46]“他把亨利夫妇介绍给外国的武官们和纳粹领袖们，包括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这两人的形象跟新闻片里一模一样，只是小了一些。他们两个跟人握手很快，完全是敷衍，这就使亨利感觉到自己是个多么渺小的人物。”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第一册），施咸荣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71页。

[47]圣人外貌中集合的各种动物特征，在传统文化中似乎是吉祥之兆，许慎《说文解字》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像也，麐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

[48]与这些相似，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上，眼耳鼻口的尺寸都较正常比例为大。

[49]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7页。

[50]同上。

[51]J. C. Carothers，“Culture Psychiatry and the Written Word”，Psychiatry，22.4（Nov.1959）.

[52]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

[53]同上书，第364—368页。

[54]R. M. Schafer. Ed，The Vancouver Soundscape，Vancouver：A. R. C. Publications，1978.

[55]梅尔巴·卡迪—基恩：《现代主义音景与智性的聆听：听觉感知的叙事研究》，陈永国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6页。

[56]约翰·济慈：《一八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本杰明·贝莱》，载《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57]托·斯·艾略特：《玄学派诗人》，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2页。(www.xing528.com)

[58]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方珊译，载《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6—7页。

[59]约翰·济慈：《一八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本杰明·贝莱》，载《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60]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1—52页。

[61]T. S. Eliot，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New York：Barnes ＆ Noble，1955，pp.118—119.

[62]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63]梅尔巴·卡迪—基恩：《现代主义音景与智性的聆听：听觉感知的叙事研究》，陈永国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5—446页。

[64]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金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5—146页。

[65]王敦：《声音的风景：国外文化研究的“听觉转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12日。

[66]罗兰·巴特：《显义与晦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67]“传统上，伦敦作为听觉社区的概念深深地隐藏在对‘伦敦佬’的定义中，指出生在能听到圣玛丽—勒—博教堂钟声的地方的人。在类似的声音地图中，吴尔夫（按即伍尔芙）用大本钟的报时重绘伦敦，极大地扩大了伦敦的地理范围。大本钟的单一声源把位于不同地点的众多听者聚集在时间的和谐之中了。”梅尔巴·卡迪—基恩：《现代主义音景与智性的聆听：听觉感知的叙事研究》，陈永国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8页。

[68]阿兰·科尔班：《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王斌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69]巫鸿：《时间的纪念碑：巨形计时器、鼓楼和自鸣钟楼》，载巫鸿：《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梅玫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27页。

[70]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译，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3—15页。

[71]莫泊桑：《菲菲小姐》，郝运译，载《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1页。

[72]济慈诗《画眉鸟的话》译者注，载《济慈诗选》，查良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98页。

[73]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7—158页。

[74]同上书，第158—159页。

[75]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9—160页。

[76]钱锺书：《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64页。

[77]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一：“（吴天绪说书）效张翼德据水断桥，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唯张口努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而满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谓人曰：‘桓侯之声，讵吾辈所能效？状其意使声不出于吾口，而出于各人之心，斯可肖也。’”

[78]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潘丽珍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33—134页。

[79]三野丰浩：《关于陆游的听雨诗——以“夜里听雨”的主题为中心》，载《中文学术前沿》（第五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6—73页。

[80]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3—184页。

[81]梅尔巴·卡迪—基恩：《现代主义音景与智性的聆听：听觉感知的叙事研究》，陈永国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8页。

[82]“‘Focalization’，perhaps one of the sexiest concepts surface from narratology's lexicon，still garners considerable attention nearly four decades after its coinage. The entry for the term in the onlin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is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one，roughly 400 page views ahead of the second most popular，for‘author’.”David Ciccoricco，“Focalization and Digital Fiction，”Narrative，20.3（Oct. 2012），p.255.

[83]《叙事话语》收入作者1972年出版的文集《辞格III》，占据其中四分之三篇幅。中译文主要有：1. 杰拉尔·日奈特：《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杨志棠译，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2.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3. 杰哈·简奈特：《叙事的论述——关于方法的讨论》，载《辞格III》，廖素珊、杨恩祖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需要说明，杨译为该文的节译，王译与廖杨译皆为全译。王译将该文与热奈特1983年的“复盘”文章《新叙事话语》合为一书，名之为《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本书主要采用王译。

[84]“大多数新词是由原有的其他词演变来的。语言的创造是一个保守的过程，旧物翻新，很少浪费。每有新词从旧词脱颖而出，原有的意思往往像气味一样在新词周围萦绕不去，诡秘莫辨。”刘易斯·托马斯：《语汇种种》，载《细胞生命的礼赞》，李绍明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85]鲁枢元：《奇特的汉字“风”》，《光明日报》2012年5月7日。

[86]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87]同上书，第126页。

[88]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页。

[89]申丹：《视角》，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11—527页；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8—111页。

[90]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7—208页。

[91]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姚锦清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39—149页。

[92]Manfred Jahn，“The Mechanic of Focalization：Extending the Narratological Toolbox，”GRATT 21（1999），pp.85—110.

[93]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姚锦清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45页。

[94]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7页。

[95]“投影”原文为perspective，又译“透视点”（杰拉尔·日奈特：《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杨志棠译，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0页），或译“景深”（杰哈·简奈特：《叙事的论述——关于方法的讨论》，载《辞格III》，廖素珊、杨恩祖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28页）。这几种译法各有千秋，但我们觉得译为“视野”与原文意义似乎更为契合。

[96]“不要忘记，按布兰的话说，聚焦的本质是限制。”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31页。

[97]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33页。

[98]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8—229页。

[99]“另一方面，听却没有同世界隔开距离，而且承认世界。‘语音的穿透力没有距离。’这类穿透性、脆弱性和暴露性，正是听觉的特征。我们有眼睑，没有耳睑。听的时候我们一无防护，听觉是最被动的一个感官，我们无以脱逃喧嚣吵闹。”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

[100]申丹：《视角》，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25页。

[101]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30—131页。

[102]同上书，第195页。

[103]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译，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7页。

[104]兹维坦·托多罗夫：《从〈十日谈〉看叙事作品语法》，黄建民译，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81页。

[105]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页。

[106]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译，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1页。

[107]同上书，第4页。

[108]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109]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110]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7—108页。

[111]同上书，第126页。

[112]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95页。

[11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1页。

[114]“‘聚焦’一词涉及光学上的焦距调节，很难摆脱专门的视觉含义。”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115]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

[116]“无论是柏拉图的‘心灵的视力’，还是奥古斯丁的‘光明之眼’，或者笛卡尔的‘精神察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均以视觉为认知中心，强调视觉中包含的知性和理性成分以及视觉对外部世界的把握能力。眼睛上升为智性器官，‘视’与‘知’画上了等号，视者理性的目光冷静客观，看穿隐藏在表象下的秘密。”陈榕：《凝视》，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351页。又，“‘知道’一词在词源学上是‘看见’的同义词。我们大多数其他表达认知的词汇：洞见、证据、理念、理论、反思等等，都是凭视觉裁定。我们的政治修辞和我们的私下期望同样是为视觉所主导：我们期待开放性，希望看穿某人的灵魂。”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

[117]乔治·雷可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周世箴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91—93、177—180页。

[118]麦克鲁汉（通译麦克卢汉）：《古腾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赖盈满译，台北：猫头鹰书房，2008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