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貌叙事的天地十分广阔，现实生活中的人虽有黑白高矮等方面的不同，但总体构造基本一致，虚构世界中的人物则可以长得比“如枭如鸱”更为怪异。试看《山海经》中的有关描写：
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海外西经》）
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海外南经》）
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发。一曰长脚。（《海外西经》）
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海外东经》）
有小人，名曰菌人。（《大荒南经》）
一臂国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海外西经》）
有人一目，当面中生。（《大荒北经》）
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海外北经》）
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大荒南经》）
如果说这些人物属于“可能的世界”中的“可能的人物”，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长相便属“可能的外貌”。人类的想象力固然神奇，但万变不离其宗，仔细分析这些反常的长相，便会发现它们还是由正常的外貌变化而来：要么是增加或减少肢体器官的数量（一首变九首，两臂变一臂），要么是改变了形状或位置（身体变大或变小，或将眼睛挪到面部正中），再不然就是混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界限（人面兽身或长出羽毛）。以上三端可名之为“增减法”“改变法”和“混淆法”，无论古今中外，再怪异的外貌描写也离不开“增减”“改变”和“混淆”这三条基本规律。
神奇的外貌并非仅见于《山海经》这样的“侈谈神怪”之书，与前引如来“三十二相”的描述相仿佛，我们历史上的一些“圣人”也有种种异相。刘安《淮南子·修务训》如此记载：
若夫尧眉八彩，九窍通洞，而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舜二瞳子，是谓重明，做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参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疏河决江。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
王充《论衡·骨相篇》的叙述也庶几近之：(www.xing528.com)
传言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圣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辅主忧世，世所共闻，儒所共说。……仓颉四目，为黄帝史。晋公子重耳仳胁，为诸侯霸。苏秦骨鼻，为六国相。张仪仳胁，亦相秦魏。项羽重瞳，云虞舜之后，与高祖分王天下。
这些外貌描述大多采用“增减法”中的增多手段，“九窍”“重瞳”“骈齿”“三漏”“四乳”“再肘”“四目”等都是指肢体或器官在数量上多于常人。增多手段在这里占据上风，或许是因为“多多益善”的思维在起作用。许慎释“文王四乳，是谓大仁”曰：“乳所以养人，故曰大仁也。”他的意思是“乳”与孳养之“仁”同义，文王之乳比常人多上一倍，故为“天下所归，百姓所亲”的“大仁”。[43]其他肢体或器官的“多”也能带来相应的好处：“重瞳”或“四目”的人应比别人更能观察，耳朵比别人多一窍（“三漏”）的人应更善听闻，肘关节比别人多一个（“再肘”）的人应更会劳作。当然，引文中也有一些表述难以读通，如尧的“眉八彩，九窍通洞”为什么代表“公正无私”，皋陶的“马喙”（“马口”）为什么意味“至信”，显然这与我们对当时的规约缺乏深入了解有关。
将“圣人异相”与前面讨论过的“三十二相”放在一起比较，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将人物形体予以“放大”，这种“放大”符合芸芸众生对“大人物”的观感。德里达从儿童心理出发讨论过这种现象，他认为“放大”的原因在于对他人的“远视”：
人们最初远远地遇到他人，为接近他人并把他作为同伴，必须消除隔阂和恐惧。从远处看，他高大无比，他像一个天神和令人恐惧的力量。这是矮小的幼儿的体验。他开始说话仅仅出于这些走样的自然放大的知觉。[44]
维柯则从宗教角度做出分析，他把“放大”归因于“人类心智的神圣本性”，我们不妨将其归纳为匍匐于神坛之下的“仰视”：
神话故事都有一种永恒特征，就是经常要放大个别具体事物的印象。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修词学》里就说过，心眼儿窄狭的人爱把每一种特殊事例提高成一种模范。其原由必然是人的心智还不明确，受到强烈感觉的压缩作用，除非在想象中把个别具体事物加以放大，就无法表达人类心智的神圣本性。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在希腊诗人和拉丁诗人的作品里，神和人的形象都比一般人的形象较大。到了复归的野蛮时期，特别是上帝，耶稣和圣母的画像都特别高大，也是由于上述缘故。[45]
维柯和德里达对“放大”的阐释道出了“大人物”之相的成因。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身材并不特别高大（如拿破仑），但由于他们高踞于政坛（或神坛、文坛和艺坛等）之上，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把他们与“长大端直”“魁梧奇伟”等外貌特征联系起来，所以就有了“矮个巨人”这样的提法。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许多人见到名人后会觉得他们的真身比自己原先的印象要“小”一些，[46]这也是由于以往的“远视”或“仰视”导致了观察对象的“放大”。
除了“多”和“大”之外，“怪”也是异相的一大表征，上引《论衡》中的“反羽”“望阳”“背偻”和“仳胁”等皆属此类。“孔子反羽”指其头顶生得如同屋宇倒扣（“反羽”即“反宇”，意为中间低四边高），《史记·孔子世家》说“孔丘”之名就是得之于这种异相（“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除此之外，司马迁描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也是说他未出茅庐之前便被人看出有异相。在一些未入经传的民间叙事中，孔子的外貌还被进一步“怪异化”，有的描述甚至到了人兽混淆的地步——“狮鼻牛唇，海口鸳肩，龟脊虎掌”，[47]但这种描述不是为了证明孔子与《山海经》中的怪物属于同类，而是为了传递“天生异相，必为圣人”的消息。前引《大般若经》第五七三卷对如来“三十二相”的描述也具有同样的叙事语义，如第十种相的“阴相势峰藏密，其犹龙马亦如象王”，第十一种相的“毛孔各一毛生，柔润绀青右旋宛转”以及第二十六相的“舌相薄净广长，能覆面轮至耳毛际”等——我们很难想象男性的隐秘器官能与“龙马”与“象王”相比，也无法理解人身上的毛发会全部遵循佛教认为吉祥的“右旋”规律，而更骇人的是舌头的“广长”竟然可以达到“覆面轮至耳毛际”的地步！[48]
然而不是所有的异相描写都是为了激发敬畏之心。历史上的民族隔阂不但导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偏激揣度，还会连带出“非我族类，其貌必异”的歧视性想象。上古时期，华夏之外的族群多被安上有虫兽偏旁的丑名，如“狄”“蛮”“貉”“貊”“猃”和“狁”等，这种“妖魔化”的称呼，说明相关族群在命名者心目中形同兽类。《镜花缘》第十四回说聂耳国人“耳垂至腰”，人们“行路时两手捧耳而行”，还说有个地方“其人两耳下垂至足，就像两片蛤蜊壳，恰恰将人夹在其中。到了睡时，可以一耳作褥，一耳作被”，这一叙述与泰勒提供的报告相映成趣——“西非的矮人，据说他们用一只耳朵作床垫，一只作被盖，躺下睡觉就这样用”。[49]不过泰勒并不相信此类有关大耳人的传说，他认为语言的夸张含混和传播中的以讹传讹，加上某些蒙昧人确有用饰物扯大耳朵的习俗，导致“这些人就被说成两耳垂肩了”。[50]有了“两耳垂肩”“耳垂至腰”与“下垂至足”等进一步的夸张也就顺理成章。不过这种超级大耳在《镜花缘》中并非福气的象征，第十四回提到“此国（按指聂耳国）自古以来，从无寿享古稀之人”，作者在该回中还借书中人物之口对这种“过犹不及”的外貌描写进行了讽刺：
多九公道：“据老夫看来，这是‘过犹不及’。大约两耳过长，反觉没用。当日汉武帝问东方朔道：‘朕闻相书言：人中长至一寸，必主百岁之寿。今朕人中约长寸余，似可寿享百年之外，将来可能如此？’东方朔道：‘当日彭祖寿享八百。若这样说来，他的人中自然比脸还长了。——恐无此事。’”林之洋道：“若以人中比寿，只怕彭祖到了末年，脸上只长人中，把鼻子、眼睛挤得都没地方了。”
《镜花缘》中诸如此类的议论，简直就是对以往叙事中异相描写的一种解构，作者对奇异外貌的解构式批评可归纳为三条：一是“不可能”——耳朵太大导致走路须“两手捧耳而行”，人中太长“把鼻子、眼睛挤得都没地方了”，似此器官与肢体并不是越大越好或“多多益善”；二是“无美感”——那些涉及“多”“大”“怪”的外貌在作者眼里大多丑陋无比，因为他们有悖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审美标准，第二十五回两面国人的那张恶脸便把访客吓得退避三舍；三是“无须畏”——异相给人的感觉首先是可怕，但贴近观察后就会发现异相不等于异能，许多有异相者其实是外强中干，不合理的身体结构给他们造成不少痛苦，有的异相如第二十七回的“结胸”（“胸前高起一块”），甚至是“好吃懒做”引起的“积痞”。相信《镜花缘》的读者再看《山海经》等书，又会有一番新的感受。《镜花缘》赋予外貌描写另一重叙事语义，我们不能说它一举颠覆了人们对异相的敬畏，但至少“圣人异相”“异相异能”之类传统规约，在这部相对晚出的小说中遭遇了严重挑战。
外貌描写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本章从功能、修辞、影响与构成等角度所作的粗浅分析，只是探寻其奥秘的初步尝试，这方面的精微研究还有待于来者。不仅如此，以上所论只涉及与人体有关的外貌描写，但我们对人的印象除了音容笑貌外，实际上还包括服饰、随身物品与外围环境等。在大部分读者的记忆中，孔乙己永远穿着那件“又脏又破，仿佛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孔乙己本人的外貌可能还没有其长衫浮现得那么清晰。与此相似的是李逵手中的那两把板斧，因为一想到这位“黑旋风”，人们眼前便会浮现他那不分青红皂白“照排砍去”的动作。同样的道理，林黛玉与其所住的潇湘馆之间也不能发生切割，因为“潇湘妃子”的哭声已与馆内的“凤尾森森，龙吟细细”融为一体。诸如此类还有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关羽的赤兔马和孙悟空的金箍棒等，它们都属外貌描写的“扩延”，从某种意义说也是人物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似此外貌描写并非外形与相貌所能局限，其叙事语义尚有进一步发掘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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