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术为江湖之技。如前所述，外貌美丑与内心善恶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不会以貌取人。然而将外貌与性格相联系者并非只有专业相士，《孟子·尽心下》中便有“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之说，许多人在内心深处还是会觉得“相由心生”，相信有其人必有其貌。达尔文大学毕业后以博物学者身份登上贝格尔舰环游地球，没有这次历时5年的航行也许就不会有进化论的诞生，但该舰舰长费支罗伊当时差点因达尔文的鼻子而拒绝他登船，达尔文说“他怀疑一个具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未必能够有充分的精力和决心去航海”。[29]《史记·留侯世家》结尾，司马迁说“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的张良长得与自己原先的想象截然不同：“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郭沫若在《创作十年续编》中引述了太史公这一评论，以反映自己初见毛泽东时的印象。[30]这些都说明不是相士的人有时也会以貌取人，或者说外貌与性格的搭配在其心中已固化为某种模式。
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对相术作过批判，他在《非相》中提出人体长短、大小和美丑并不构成与吉凶祸福的对应，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主张的“相形不如论心”却成了自己送给后世相士的一块遮羞布——如果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相士判断失误，他们便会用“相随心转”等借口来为自己辩护。[31]关汉卿的杂剧《山神庙裴度还带》中，相士根据裴度的“冻饿纹入口，横死纹鬓角连眼”预测其性命危在旦夕，但裴度第二天因还人玉带而积下“活三四人性命的阴骘”，这一善举不但使他免遭横死，其面相也发生了“福禄纹眉梢侵鬓，阴骘纹耳根入口”等奇迹般的变化。
传播相术的并非只有《麻衣相法》《柳庄相法》之类的著作，叙事中特别是经典作品中的外貌描写，在某种意义上比相书更有效地推广了观相理论。一些人说起相术来可能会鄙夷不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阅读时把“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当作火爆性格的标签。这类外貌与性格的搭配又会很自然地由文学带入生活，所以人们经常下意识地认定毛发茂密者凶猛剽悍，身躯粗胖者迟钝麻木，浓眉大眼者正直坦荡，魁梧奇伟者雄才大略。
前面我们谈到动物之名在语言中被当作形容词来使用，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干脆表述为“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32]按照基思·托马斯的解释，这些特点与其说来自人们对动物的观察，不如说源于文学传统的影响：
人们自古就倾向于从每一个物种身上看到与社会中的人有关的特性，因为人们总期望动物能够给他们描述自我提供类型。各种畜牲有固定的特点，往往基于文学传统的原型，而非源自观察；来自希腊、罗马与中世纪的汇编，而非源自对田野与森林中生命的仔细详察。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狐狸狡猾、山羊淫荡、蚂蚁节俭。在戈德史密斯的作品以及十八世纪其它通俗作品中，猪永远是肮脏的、“令人厌恶”，虎“残忍”，蛇“奸诈”，而鼬鼠“残忍、贪吃且怯懦”。[33]
托马斯道出了动物语义学的形成原因，用动物当标签“往往基于文学传统的原型，而非源自观察”，虎豹豺狼其实并不比人类更为“残忍”。“相”人与“相”物同出一理，文学中的人物长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学传统的暗中摆布。
观相理论与文学传统的互渗互动，形成了影响外貌描写的一系列规约，这些规约又与特定的文化有密切关系，我们先来看女性的身体。中国古代叙事中很少写到女性的鼻子，虽然鼻子引人注目地生在脸部正中，与之相反，裙裾之下若隐若现的三寸金莲却受到大量审美观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自古至今的相面学中鼻子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女性是处于缺少状态的，所以人们观看、描写女性时不太关注她的鼻子”；[34]而赏玩女足之所以成为传统男性无伤大雅的文字游戏，按霭理士的观点是因为“足的色相的授与等于全部色相的授与，在古代的罗马也复如此。无论甚么时代，一个正常的在恋爱状态中的人也认为足部是身体上最可爱的一部分”；[35]霭理士还说：“一个人的足也是一个怕羞的部分，一个羞涩心理的中心”，“把足和性器官联系在一起，原是中外古今很普遍的一个趋势，所以足恋现象的产生可以说是有一个自然的根柢的。就在犹太人中间，说到性器官的时候，有时候婉转的用‘足’字来替代。”[36]似此不懂得某些身体部位的暗示意味，不清楚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相关规约，对外貌描写的叙事语义便不可能有透彻的理解。
文化规约并非只与性器官或性暗示有关，我们不妨再来看男性的身体。《三国演义》第一回说刘备“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这种异相与南北朝史书中描写的帝王形象一脉相承，季羡林说它们之间的相似缘于佛教文化的影响：
在南北朝的许多正史里都讲到帝王，特别是开基立业的帝王们的生理特点，比如：《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孙盛的说法，说明帝的头发一直垂到地上；《三国志·蜀书·先主纪》说，刘备垂手下膝，能看到自己的耳朵；《晋书·武帝纪》说，武帝的手一直垂到膝盖以下；《陈书·高祖纪》说，高祖垂手过膝；《陈书·宣帝纪》说，宣帝垂手过膝；《魏书·太祖纪》说，太祖广颡大耳；《北齐书·神武纪》说，神武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周书·文帝纪》说，文帝头发垂到地上，垂手过膝；如此等等。这些神奇的不正常的生理现象都是受了印度的影响。佛书就说，释迦牟尼有大人物（Mahapurusa）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耳朵大，头发长，垂手过膝，牙齿白都包括在里面。[37]
这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刘备和史书中的帝王共同拥有长臂大耳等特征，强调这些源于佛祖的异相意在表明他们是天命所归的“大人物”，因此别看刘备在《三国演义》的开篇中只是个“贩屦织席”之人，他的外貌早已显示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杜甫《哀王孙》的“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也是说帝子龙孙在外貌上就烙下了有别于等闲之辈的高贵标记。
不管是文学还是历史，在宗教影响大于世俗力量的时代，让统治者在外貌上与宗教创始人看齐，乃是一种有利于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叙事策略。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指出，这种策略在拜占庭史家笔下也有运用：
唐代以前常用佛教套语来描写皇帝，把释迦牟尼相征挪到皇帝身上。有趣的是，类似情况我们在中世纪初期拜占庭文学中可以看到，史学家描写皇帝外貌往往也采用基督教经典描写耶稣之用语。[38]
许多读者可能不会想到，原来刘备的长臂大耳还是一个如此隐秘的身份符号，它和小说对这位天潢贵胄的介绍——“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具有相同的叙事语义。对于另一位人物曹操的外貌，小说第一回的介绍则为“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这种模糊化的处理显然出于“尊汉抑曹”的正统思维。外貌描写一般不会重复，但对关键特征还是需要强化印象的，《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吕布骂刘备为“大耳儿”，第二十六回袁绍骂刘备为“大耳贼”，应该说都是服务于这一叙述意图。
对于长臂大耳等异相的来历还须进一步追踪。佛教文献对释迦牟尼外貌有种种描摹，《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七三卷对“三十二相”和“八十好”（“好”又作“随好”或“随形好”）作了全面介绍，其中与本章相关的内容为：
如来双臂修直圆，如象王鼻平立摩膝。（第九相）(www.xing528.com)
如来容仪洪满端直。（第十八相）
如来身相修广端严。（第十九相）
如来体相纵广量等，周匝圆满如诺瞿陀。（第二十相）
如来颔臆并身上半，威容广大如狮子王。（第二十一相）
如来齿相四十齐平，净密、根深、白踰珂雪。（第二十三相）
如来四牙鲜白锋利。（第二十四相）
如来诸齿方整鲜白。（第三十四种好）
如来耳厚、广大、修长、轮埵成就。（第四十二种好）
如来两耳绮丽齐平离诸过失。（第四十三种好）
如来首发修长、绀青、稠密不白。（第四十七种好）
如来身体长大端直。（第五十三种好）[39]
这些文字印证了季羡林所说的“耳朵大，头发长，垂手过膝，牙齿白都包括在里面”。在描述如来外貌时，叙述者使用了许多形象的譬喻，其中动物有狮、象、马、牛、鹿、雁、鹅和孔雀等，植物则有莲花、花赤铜、频婆果和青莲花叶等，这些都是南亚次大陆温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生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耳朵大有利于热量散发，“两耳垂肩”故尔在印度被视为进化成功的标志，如果是在寒风刺耳的高纬度地区，长着这种耳朵的人绝对不会被人羡慕。至于“双手过膝”，一般认为手臂长的人类种群距树居时代更近，这种体形使其在采撷和攀援等方面更具优势，[40]事实上某些人种中确实存在手指能“达到膝盖骨的情况”。[41]《大般若经》以象鼻喻如来手臂之长（第九相），以莲叶喻如来眼睛可爱（第三十七种好），大象和莲花因此类比喻而成为佛教文化的视觉标志。
毋庸讳言，由于不同时空的文化规约存在差异，加之不同人种在人体审美上也有不尽相同的标准，外貌描写的叙事语义在跨文化传播时往往会遭遇理解障碍。对佛教文化圈之外的读者来说，长臂大耳之类的外貌特征不一定会导致“大人物”的印象；而前引费伦佐拉阐述的美女标准，在白种人集聚的区域之外也未必能获得一致认同。诚然，以西方文化目前在全球传播中所处的强势地位，白肤金发这样的外貌特征自然会受到更多青睐，但总的来说这方面不存在什么“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标准，达尔文就谈到过非洲黑人对欧洲白人皮肤的恐怖与厌恶。[42] 即便在同一文化中，一些规约也会因时过境迁而淡出甚至失效。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会再用“面如傅粉，唇若涂朱”来形容美男，也不会用“领如蝤蛴”和“螓首蛾眉”来形容美女，至于“懿阙哲妇，如枭如鸱”（《诗经·大雅·瞻卬》）这样的表述，对现代人来说就更是匪夷所思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