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之所以为赋，不仅因为“极声貌以穷文”与“遂客主以首引”，它还有一个关键性特征，这就是曲终奏雅与述志讽喻。也就是说作者在篇章之末披露襟怀，从幕后走到前台来进行述志与讽喻。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再次回到“赋之初”，观察《赋篇》的卒章形态。《赋篇》最后的“佹诗”与“小歌”的内容为：
天下不治，请陈佹诗：天地易位，四时易乡。列星殒坠，旦暮晦盲。幽暗登昭，日月下藏。公正无私，见谓从横。志爱公利，重楼疏堂。无私罪人，憼革贰兵。道德纯备，谗口将将。仁人绌约，敖暴擅强。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圣人共手，时几将矣。与愚以疑，愿闻反辞。
其小歌曰：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服矣。琁、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
仔细品味这些饱含讽喻的牢骚文字，可以感觉到它与《楚辞》（特别是其中的《离骚》）存在某种相同相通之处。“奏雅”“显志”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忧国忧民，《赋篇》本是设谜咏物，为什么到了结尾突然发为变徵之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的相关叙述，为我们了解这种叙事语调从何而来提供了背景材料：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
古代只有掌握了赋诵技艺的人，才有资格充当交接邻国的大夫，因为他们可以在登高揖让之际以赋诗方式含蓄地传达信息。然而春秋之后礼崩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懂得赋诗之法的士子沦为布衣，成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业人员。在此情况之下，“赋”被这些人当作抒发个人牢骚郁闷的手段，这便是后世文人赋兴起的基础。赋诗本为言志，当赋诗者的身份是“大夫”时，赋是一种传达官方意志的政府行为，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但当赋诗者不具备这种身份时，赋变成了一种宣泄个体之志乃至愤世嫉俗情绪的文艺传播，属于私人叙事的范畴。从这里可以看出，官方性质的“聘问歌咏”被废止，无形中导致了个体文艺创作的兴起——“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愤怒出诗人”是古罗马诗人朱文纳尔的名言，我们的李白也说过“哀怨起骚人”（《古风》），牢骚太盛固然有肠断之虞，但愤怒和忧伤从来就是文学的滋养剂。始于《赋篇》的赋中之骚，说明述志讽喻从一开始就与赋体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明白了这种缘分，不难理解述志讽喻乃是赋家行文的题中应有之义。荀况为一代大儒，他以赋体为文绝不仅仅是为了设谜咏物，因此披露忧患情绪的“佹诗”与“小歌”应是《赋篇》的重心所在。汉代扬雄本是赋坛高手，但看到后来的赋家“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之后，遂有悔不当初之意（“是以扬子悔之”）。诚然，就像后世赋文不一定都用客主问答为框架一样，并非所有的赋家都喜欢卒章显志，但是有一点无可置疑：优秀的赋体作品无不含有述志讽喻的内容。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赋中佳作的亮点都在于述志讽喻，这些咏叹调般的文字留给后世读者的印象最为深刻。试读以下一些脍炙人口的片断与警句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前赤壁赋》）(www.xing528.com)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欧阳修《秋声赋》）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岳阳楼记》）
本人以前研究过古代叙事中的“君子曰”现象，[47]“君子曰”同样是曲终奏雅，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述志讽喻成分。作为“副文本”（paratext），赋的卒章显志和“君子曰”都是为“主叙事”画龙点睛，因此它们都属作品的灵魂所在。“君子曰”伏源于历史叙事，赋的卒章显志属于文学叙事，文史两大叙事在这一点上合流，使得曲终奏雅成为国人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叙事范式。诚然，其他民族的叙事偶尔也有曲终奏雅式的表现，但是没有哪个民族的表现有我们古代叙事那样强烈。古代作者如果在篇末不“奏雅”或“显志”一番，整个叙事就仿佛没有结束，作者自己似乎也无法走出故事世界。唐代元稹在《莺莺传》末感叹“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陈鸿在《长恨歌传》最后标榜“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都是刻意与故事中的“尤物”划清界限，提醒读者不要将作者对号入座。明清长篇小说以《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金瓶梅》等最为著名，其中除《西游记》结尾为众人念诵佛号外，其他四部作品均以讽喻性质的诗歌作结：
说到辛酸事，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红楼梦》）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三国演义》）
莫把行藏怨老天，韩彭赤族已堪怜。一心报国摧锋日，百战擒辽破腊年。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水浒传》）
阀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存嗣，敬济癫狂定被歼。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金瓶梅》）
从形式上说，这些收束全书的手段仍属赋诗言志，并未脱出《赋篇》中“佹诗”“小歌”的窠臼，由此可见赋对后世叙事的影响是多么强大。卒章显志不仅见之于以上诸例，“三言”“二拍”几乎全部以叹息般的诗句殿后，章回小说中这类做法俯拾皆是。直至近代，“子曰”诗云仍在许多小说末尾出现，一些作者甚至还要来上几句“呜呼”“嗟乎”之类，这就与赋的最初形式更加相像了。更有意思的是，19世纪来华传教士在用汉语翻译西方长篇小说时，为了便于中国民众接受，也在每卷结束时诌上一首“诗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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