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履行、警示、监督与赏罚

契约是一种对行动的约束，这约束常由监督方面来体现；完成契约与否又意味着要实施奖赏或惩罚，这赏罚也多半是由监督方面来决定。与契约有关的这些行为在四大小说中都可以看到，有趣的是，这四大小说中都安排了独具特色的“镜像人物”。[5]这些富于中国特色的“镜像人物”对于“英雄”的履约行为起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镜像人物”是“英雄”的倒影式人物，他们在本质上构成对“英雄”的倒影模拟，但在外部形态上却与“英雄”相同、相似乃至有特殊联系。《红楼梦》的甄宝玉为“镜像人物”，该人物被设计出来就是作为贾宝玉履约过程中的一种动力。起初，这种动力作用于履行小契约。甄宝玉与贾宝玉不但同名同貌，也入过“太虚幻境”，也爱在姊妹中玩，也厌恶那些“旧套陈言”的文章，甚至闹得比贾宝玉更厉害——吩咐下人在说“女儿”二字前须用香茶漱口！贾宝玉与他在梦中相见，醒来后引为知己，坚定了履行小契约的信心。第五十六回史湘云说得好：“你放心闹罢，先是‘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对子，闹急了，再打很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后来，这种动力作用于违逆大契约。甄宝玉长大后幡然悔悟，变为贾宝玉最不屑为伍的“禄蠹”，第一百十五回这个“禄蠹”来到贾宝玉面前，现身说法大谈仕途经济。贾宝玉见到他后方才明白，自己倘不自拔，也会变成甄宝玉这个样子，宝钗和袭人正一左一右挟持着自己向履行大契约的方向走去。得此警示后，贾宝玉大病一场，病后下定决心借入试场的机会走出名利场。甄宝玉的存在，从反面肯定了贾宝玉违逆大契约的合理性，他用活生生的形象说明了贾宝玉另一种可能的发展。贾宝玉如果履行大契约，书中就会出现一个与甄宝玉一样庸俗鄙陋的贾宝玉，这与贾宝玉的性格逻辑不合，也是读者无法接受的。高鹗续书的又一个高招，在于安排两位宝玉见面后再让贾宝玉出家，这样读者虽惊讶于贾宝玉举动的决绝，却并不会反过来肯定他的另一种可能的发展。

就契约的监督来说，大契约的监督者人多势众，贾政可谓总监；小契约的监督者却只有紫鹃一人。贾府的“老祖宗”贾母一开始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无形中充当了小契约的保护伞，等她明白过来撤销庇护，大契约就对小契约呈现出一种泰山压顶之势。履约有赏，违约应罚，这是契约之为契约的根本。大契约粉碎小契约后，贾宝玉离家出走，这符合木石之盟对处罚的规定，宝黛立约时“当和尚”之说并非戏言。高鹗用心良苦之处，还在于安排小契约的监督者紫鹃在宝玉结婚后也来宝玉房中，让她目睹贾宝玉负约而未负心，并对他的离家出走施加一点微妙的压力（负约人在契约监督者的炯炯目光下岂能久安）。对于大契约来说，违约的处罚是不言自明的——不能完成贾府重托，则不能享有贾府的一切。贾宝玉两手空空步入大荒，只带着他生下时带来的那块玉，符合大契约规定的处罚。由于他毕竟部分地履行了大契约，所以在“光着头，赤着脚”之外，作者还给他披上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这算是罚中有赏。贾宝玉在书中向大契约的总监贾政拜别，这一神来之笔只有从“认罚”的角度才能获得圆满解释。

《西游记》的“镜像人物”是六耳猕猴，他与孙悟空的酷肖不亚于甄宝玉。其“模样儿与大圣无异：也是黄发金箍，火眼金睛”，性格语言也和孙悟空一样火爆尖刻。六耳猕猴在故事中起一种严厉的警示作用，他代表着孙悟空万万不可尝试的另一种可能的发展：同时履行大小契约。六耳猕猴从花果山众猴中选出能变化者充当唐僧、八戒与沙僧，组织了另一支取经队伍，按这种可能性发展下去，假悟空可以既获得正果又维护了花果山之约。当然，由于此举有悖于天理人伦，六耳猕猴惨遭灭顶之灾。从六耳猕猴的下场可以看出孙悟空除了“履大违小”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抗拒大契约是死路一条，瞒天过海也是此路不通。那么，为什么要对忠心耿耿的孙悟空来这么一番警示呢？原来，悟空者，心猿也，心生种种魔生，唐僧师徒在遇到六耳猕猴前已生隔阂，有“二心”则引出两只心猿来搅乱乾坤。在某种意义上说，六耳猕猴是孙悟空心中的一念之恶，他身上聚集了孙悟空可能具有的全部私心杂念。第五十七回假悟空的话简直像是真悟空潜意识中的声音：“我今熟读了牒文，我自己上西天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独成功，教那南赡部洲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也！”话又说回来，“镜像人物”照出的只是“英雄”的倒影，孙悟空心中即使真有这一念之恶，也会在这反面教员的作用下消弭于无形。假悟空打唐僧，偷包袱，烹猴尸，种种无耻作为，正是真悟空所不齿的妖魔行径，这活生生的样板使孙悟空自觉厌弃这条道路。他最后抡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了六耳猕猴，这一棒实际上也是打杀了自己心上的魔头，从此“履大违小”的行为进入了不可逆转的阶段。

《西游记》中大契约的监督者为如来、观音、唐僧等，他们通过紧箍咒约束孙悟空，随着孙悟空自觉性的提高，唐僧念紧箍咒的频率不断降低，到了大契约功德圆满时，这履约的约束也不翼而飞。[6]为了提高孙悟空履约的兴趣，观音等答应给他提供一切帮助。孙悟空以前何等神通广大，皈依佛门后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英雄气概，有事无事都去天上搬救兵，结果求援越多越增加了对监督方面的依附性。滑稽的是，取经路上多数妖魔鬼怪都是监督方面安排出来的，解铃人是系铃人，孙悟空实际上陷入了一场设计好了的游戏。小契约的监督者是花果山众猴，没有他们的怂恿、捧场、出谋划策，孙悟空成不了盖世英雄“齐天大圣”，因此他们对他履行小契约构成道义上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到后来逐渐淡化，特别是六耳猕猴到花果山鸠占鹊巢，众猴不识真伪助纣为虐，算是有负小契约在先，孙悟空当然不能像以往那样留恋已染有妖氛的花果山。如前所述，由于叙述者视角的转换，孙悟空无视小契约的行为已转到故事的背面，我们只看到他履行大契约所得到的奖赏——被封为“斗战胜佛”。倘若叙述者的视角不转换，我们将从正面看到小契约对他的处罚（无论如何这处罚无从回避），这处罚就是丧失了小契约提供的自由与逍遥。孙悟空从正统方面获得的每一点赏赐，包括“弼马温”“齐天大圣”等，都是以牺牲自由逍遥为代价，此所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似此，可以认为孙悟空最后已因“履大违小”而获得了规定的赏罚。至于这赏罚的意义，读者尽可见仁见智，本章在下一节的讨论中还将涉及。

《水浒传》的“镜像人物”是李逵，他与宋江既不同名也不同貌，但两人之间的感情最深，关系最密，相互的冲突也多于其他兄弟，两人甚至死后亦葬在一处。关于他们的特殊关系，学界已有过讨论，此处不赘。和以上两位“镜像人物”一样，李逵的功能也是警示，不过他是从正面提醒宋江不能“履大违小”，因而又兼任着小契约的监督角色。宋江在小契约中的主宰地位，和李逵竭力拥戴有关，然而他又铁面无情地监督着宋江，生怕他行了不“义”之事违背了小契约，为此他在第七十三回中几乎赔上了自己的头颅。他主张将小契约贯彻到底，把全国变成大梁山泊。大契约木已成舟后，他仍三番五次提出要退回到小契约，并不放过任何一个进言的机会。在归顺朝廷后的宋江那里，李逵是自己心中的“二心”或一念之“恶”，他道出了自己另一种可能的发展：“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强似在这奸臣们手下受气。”（第一百回）凡是做出了不利于小契约的决定后，宋江总要大骂跳出来反对的李逵，这可看成是压抑自己的“二心”，也是为了扼杀对朝廷的愤懑。李逵对宋江的约束只有两把板斧，宋江服下朝廷送来的毒酒后，决定让他也同归于尽，大契约的监督者宿太尉、九天玄女等对宋江的约束却是君臣纲常与“星主”重任。这现世与夙世的两重压力当然比两把板斧更为沉重。(www.xing528.com)

《水浒传》与前两部小说的重大区别在于赏罚不公。宋江违逆了小契约，得到的处罚是招安后的委屈痛苦，以及征剿自己同类（方腊等）和伤残自家兄弟的悲哀，这处罚还算公道。然而他忠实地履行了大契约，得到的赏赐却是一杯毒酒。朝廷的违约，表明了大契约的无意义、无价值，也使得故事的张力未获解除。小说的悲剧意味，源于一百零八将的风流云散，也源于宋江的无辜被罚——两约俱罚对“英雄”来说实在过于残忍。作者安排小契约的监督者李逵来宋江身边目睹其下场，这和紫鹃来宝玉处一样有其微妙用意。小说最后叙述宋江被玉帝封为梁山泊都土地，与众兄弟重聚于地下，朝廷亦悔罪不已，算是一种解除故事张力的努力。不过对读者来说，故事中的行动已随宋江服毒而结束，其他“故事外”的东西已经没有意义。这种情况，就像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重会于离恨天一样（从逻辑上说必然如此），不但不能缓解反而更加剧了读者怅然若失的心理。还须提到，李逵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性已在李俊身上实现，他与费保等人的“小结义”后来在海外成功（陈忱的《水浒后传》详细铺陈这一过程），这种对照更令人惋惜宋江的命运。

比李逵更易动怒的张飞是《三国演义》中小契约的监督者，他在第二十八回中逼关羽斩蔡阳以明心迹，在第八十一回中逼刘备为关羽复仇，他的死更促成了刘备以身殉约。大契约的监督者是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发言的内容是告以大契约并请求帮助，诸葛亮的隆中对，核心内容是如何执行大契约，这番对话决定了诸葛亮的终生使命。诸葛亮不仅是大契约的监督者，他智术过人又忠心耿耿，刘备十分情愿地给予了他履行大契约的全部权力。他出山后，故事的“英雄”在刘备和他之间发生了某种滑动，刘备固然还是大小契约中的核心人物，但诸葛亮事实上接管了大契约，成了履约活动的导演，刘备的一切行动（包括哭、笑）都必须听他安排。刘备、诸葛亮隆中之会，可以理解为两人之间订下契约：诸葛亮承诺为刘备的大契约竭尽全力，刘备承诺只保留名分，让诸葛亮作为“英雄”的代理人。刘备的三顾茅庐实际上是诸葛亮设计出来的，诸葛亮的欲擒故纵是为了立约的郑重，更是为了责任与权力的统一。当然刘备也有自己的聪明之处，第八十五回永安宫托孤时他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表面上这是打算连名分也一并相赠，实则是要诸葛亮重新与后主立约。诸葛亮听后“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流着眼泪完成了重新立约的手续。有了与先主与后主的两次立约，诸葛亮不能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刘备之死不会影响大契约。刘禅继承的只是帝位，而诸葛亮正式继承了大契约，由于小契约已随刘关张之死而解体，他成了故事中硕果仅存的“英雄”，名分与功能的矛盾不复存在。时不我待，他加快了行动的速度。两次“出师表”，是重申以往的契约；六出祁山，是为了履行大契约。大契约虽注定不能成功，但只要有他在一天，大契约就能存在一天。在此情况下可看出小说的“镜像人物”，是那些位置与他相同而行为相反的人。董卓、曹操父子，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司马懿父子在魏代汉后，名为魏相，实为魏贼；名与实之间只有一念之差，旗号完全可以不变。在诸葛亮面前，这些“镜像人物”一再表演了他的另一种可能的发展，这怎不会使他有戒于心、战战兢兢。诸葛亮的忠心天日可表，但他是何等聪明之人，岂能不想到别人会猜疑他心中有一念之恶，所以他辅佐蜀汉时是那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于像诸葛亮这样有高度自省能力的人来说，“镜像人物”与其说是向他警示不能走“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之路，毋宁说是从反面督促他履行大契约。诸葛亮的才华远远高于那些“汉贼”和“魏贼”，阿斗则还不如汉献帝和几个魏主，但诸葛亮竭忠尽智匡扶蜀汉，显示了可贵的牺牲精神。刘备托孤与曹睿托孤非常相似，但诸葛亮父子殉汉与司马懿父子篡魏恰成倒影，“镜像人物”反衬出一代名相在节操上的崇高。

《三国演义》中亦有赏罚。刘备兴师伐吴，以身殉弟，所获得的至多只是关张二弟在天上的微笑。但此举破坏了履行大契约所必需的吴蜀联盟，伤了蜀汉元气，他的死又是大契约（还有隆中之约）对他的处罚。诸葛亮继承大契约后，“前出师”未捷，自贬三等，“后出师”失败，星殒五丈原，这些都是大契约（还有隆中之约）的处罚。不过，诸葛亮并不是一无所获，他在履约过程中展现了一种伟大的人格，这种千古流芳的人性美不但使蜀营内将士用命臣民敬服，就连吴魏两国的对手也自叹不如。契约给了他发展这种人格的机会，这是对追求人格完美者的最好奖赏。关羽的挂印封金和秉烛待旦，同样体现出一种人格美，但那是为“私”而诸葛亮是为“公”（第八十一回赵云劝刘备：“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因而仍有高下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