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探索大小契约矛盾冲突的研究成果

《红楼梦》的“英雄”是贾宝玉，他用“放心”二字与林黛玉立约，这契约又导源于前世的另一份契约：神瑛侍者于绛珠仙草有灌溉之恩，后者遂发誓“还泪”。两份契约形成相互抵消的关系，神瑛侍者有恩于人引来别人回报，而这回报又造成其后身贾宝玉的有负于人。如此处理显然是要使故事获得平衡，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到头来谁也不欠谁。然而，由于故事世界里离恨天在暗处，大观园在明处，人们倾向于忽视“还泪”前缘而独立地看待宝黛的木石之盟，故事的张力到最后并未解除，这种接受心理使小说成为“痴情女子负约汉”的爱情悲剧。从这里又可看出贾宝玉注定是个契约型人物，他在未出生之前就被套上了太多的契约绳索。

木石之盟在小说中属于小契约，小契约未能履行是由于大契约的存在。贾宝玉呱呱落地时便与贾府订立了另一份合同：作为贾府传人，他必须克绍箕裘，荣宗耀祖。大小契约势若水火不能相容，大契约要贾宝玉走科举道路弄仕途经济，这必然规定他与“四大家族”之一联姻；小契约则是在鄙夷正统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同志之盟，它对贾宝玉人生道路的规定是不去弄什么仕途经济（高墙深院封锁下的宝黛只能这样以反抗为追求）。这样，两份契约中都有不得履行对方的条款，贾宝玉陷入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两难处境。按常理来说，大契约与小契约不能并存，森严的贾府岂能容许木石之盟有立锥之地？但作者精心设计了大观园这个特殊的世界，借贾母的溺爱为小契约提供了暂时存在的种种条件。

贾宝玉初涉人世就处于不可解的矛盾之中。意识到大契约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厌恶使他建立起小契约，小契约让他获得某种心理平衡并能够不时地抗拒大契约，但他的家族使命感又令其不能最终违逆大契约。大契约的压迫固然带来痛苦，小契约的精神支持也带来痛苦，因为他知道自己无力“违大履小”，而屈服于大契约无异于否定自己。大小契约向两个不同方向拉扯着他，所以他老是会对姊妹们说“死”“化灰”和“化烟”等，这当是发自心灵与肉体深处的一种感受。其实大契约规定了他没有死的自由，也就是说他连用死来解脱都做不到。他多次昏迷、疯疯癫癫、死去又活来，这些都表明了他欲解脱而未能的状况。

大小契约的相互排斥，决定了其中必有一份契约被撕毁。然而故事结局并不是此约履而彼约毁——虽然故事中扭结的力量都朝着“履大违小”的方向弹出，最终的结果却还是小契约被毁，大契约亦在某种程度上被撕碎。贾宝玉走进乡试考场，给了贾府一个举人身份，算是部分地履行了大契约，但他出试场即遁入空门，这又是对大契约的背叛。因此故事的悲剧美学意味非常特殊：既有小契约被毁的悲怆，又有索性连大契约也撕碎的痛快淋漓；既有“有价值的东西”被撕碎，同时也有“无价值的东西”被撕碎。曹雪芹没有完成《红楼梦》，从深层心理考虑可能是难以处理大小契约的结局（他和贾宝玉一样是“违大”不能而“违小”又不忍）。[3]高鹗没有这层心理障碍，他巧妙地安排贾宝玉对林黛玉是负约而未负心（受骗成婚），对贾府则以半截子功名为搪塞（让他们对朝廷交代得过去），这实际上是钻了大小契约之间的空子。高鹗续书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大小契约的深刻理解以及巧妙地让贾宝玉钻出了大小契约之间的夹缝。

《水浒传》的“英雄”本是晁盖，但他只有与众好汉订立的小契约，没有导致故事进一步开展的大契约，因此他只能中箭身亡，让使命更复杂的宋江继承“英雄”的位置。小契约的核心为“义”，具体说就是“义”士们聚“义”江湖同生共死，反对人世间一切不“义”之事。宋江的“及时雨”“呼保义”绰号显示了他对“义”的重视，其济危救困的种种“义”行使他在江湖上声名鹊起，当上梁山寨主后他进一步扩大了“义”士们的队伍，发挥了极高的履约艺术。小说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有篇赞词，对小契约做出了乌托邦式的描绘与歌颂，其篇头与篇尾都强调了一个“义”字。[4]按小契约的规定，一百零八将集体盟誓后（宋江过去与每人分别立约），宋江应领着大家进一步除暴安良，将杏黄旗插向梁山泊外。或如第六十七回中李逵天真的乱嚷：“哥哥便做皇帝，教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子，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

然而宋江与朝廷订立的大契约阻断了小契约的过程，决定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既是小契约的高潮又是其解体的起点。大契约的核心是“忠”或者说是“愚忠”——“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做刀笔吏时受的是“忠”的思想训练，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的一番教导强化了这一点，大批“帝子神孙”“富豪将吏”的来归更坚定了宋江的信念。可怜的是，朝廷起初不承认宋江的单相思，直到第八十二回“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时大契约才获得合法地位。正常情况下，以“忠”为核心的大契约与以“义”为核心的小契约可以和平共处，然而故事中豺狼当道的北宋朝廷已是不“义”，因而取“忠”必不“义”，取“义”则难“忠”。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意在同时履行大小契约，殊不知正陷入了“忠”“义”不能两全的尴尬境地。宋江在第八十二回刚与朝廷立约，第八十三回便不得不“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杀了一名忤逆朝廷的小兄弟，这是大契约必然破坏小契约的预兆。头脑相对简单一些的李逵、武松等人反而更能察觉大契约对小契约的危害，每当宋江说出“招安”一词，他们便会圆睁怪眼大呼小叫起来。

既然已经察觉到大契约将毁灭小契约，为什么原来与朝廷誓不两立的众英雄都跟着宋江，走上了为虎作伥的自我毁灭之途呢？这是因为宋江接替晁盖“把寨为头”后，利用小契约中众人必须听命于大哥这一条，强迫大家服从自己，又将晁盖与众人立下的“和皇帝作对”之约偷换成九天玄女交代的“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宋江引领众人的盟誓内涵模糊，其中既有小契约的“义”又有大契约的“忠”——“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众兄弟的盟誓则只有小契约的内容——“众皆同声共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断阻”。以后宋江每次提到大契约，都有人出来反对，甚至在大契约正式生效后，众兄弟也屡屡有废约之图。第一百一十回李俊等人欲重举造反旗帜，吴用告之无宋江号令不可，宋江闻悉后用自杀逼大家“垂泪设誓”。江湖义士最重然诺，既已答应无条件服从哥哥并已糊里糊涂地卷入了大契约，最后只能舍命陪君子。在众兄弟，小契约更重而大契约更轻，违心地履行大契约虽不情愿，忤逆哥哥却是万万不能，所以他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之后，故事的进程变为“履大违小”，绝大部分好汉为效忠朝廷粉身碎骨，而效忠朝廷的具体途径就是征剿自己过去的同类。宋江为了巩固大契约和彻底断送小契约，还在自己死前亲自毒害李逵，断送了可能死灰复燃的最后一颗火种。与《红楼梦》不同，《水浒传》的结局是不折不扣的此约履而彼约毁。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受“演史”的限制，作者只能采取“踵事增华”的叙述方式，然而高明的艺术家戴着镣铐跳舞也不显得受束缚，故事中的主要事件仍被安排成大小契约的矛盾运动，纷纭复杂的动乱历史被赋予了内在的秩序。不言而喻，刘备是故事中的“英雄”，小说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是刘关张为小契约立约。故事后来的发展，赵云似有加入小契约之势，但因未有立约之举，最终还是位未获正式身份的外围成员。第七十三回关羽说：“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一个“即”字说明了问题。这里的小契约虽然也是以“结义”为核心内容，但其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规定了更为严酷的以死相殉，这一条决定了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大契约的核心内容是匡扶汉室，统一中国。第二十回刘备与汉献帝见面，被称为皇叔，第二十一回刘备在董承的“奉诏讨贼”义状上签名，这是大契约的立约阶段。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曹丕废汉自立为魏帝，刘备以汉景帝之孙的名分被拥立为汉帝，这不能看成是放弃了大契约，相反还是在特殊情况下履行大契约的积极措施。

与前两个故事不同，这里的大小契约并无明显的矛盾。刘关张誓词中早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内容，为后来的大契约留出了空间。大契约形成后，刘备正用得着关张二弟为汉室中兴南征北战，两契约似能互补。然而仔细考察，可以看出小契约中有一隐患：刘关张关系扭结得太紧、太僵硬。对刘备来说，关张二弟与自己是三位一体（第八十一回刘备说：“云长与朕，犹一体也。大义尚在，岂可忘耶？”），两位兄弟不能有任何意外，否则自己就要抛下一切（包括大契约）以死相拼。例如在第八十一回中，赵云与侍臣等劝刘备节哀保重，刘备却头脑发昏地说：“二弟俱亡，朕安忍独生！”“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样就造成了小契约重于大契约的格局，按这种格局的逻辑推演，为履行小契约而牺牲掉大契约的悲剧不可避免，以下是对这种逻辑必然性的提炼：

1. 刘备为匡扶汉室（履行大契约）需要关张二弟征战沙场；(www.xing528.com)

2. 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关张二弟征战沙场必有伤亡；

3. 二弟伤亡势必引出刘备自杀性的报仇雪恨（履行小契约）；

4. 以死殉弟自然是忘记了大契约，小契约成了埋藏在大契约中间的“定时炸弹”。

据此看来，大小契约在这里也是互不相容。和上两个故事一样，大小契约的矛盾冲突也为故事提供了动力。小说前半，关张二弟事刘备如君父，忠贞不贰。关羽被羁縻于曹营时，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然而他对这些毫不动心，得知刘备下落后便护嫂千里来归。关张二弟越是忠实于小契约，刘备就越是负欠人情，到头来便不能不还债。小契约的凝聚力不断增加，意味着形成故事冲突的发条不断被拧紧，导致大契约解体的动力就是这样积蓄而成。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作者不能不叙述蜀汉的灭亡，以大契约的彻底毁灭作为故事的结局，但《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因此作者能够通过叙述小契约中的许多辉煌篇章，来冲淡大契约解体带来的悲惨气氛。刘关张的情同手足、义薄云天，诸葛亮（他也与刘备有约，详后）的神机妙算、鞠躬尽瘁，在叙述中处于绝对突出的地位，从而抢占了读者的第一印象。因此小说虽属悲剧，却悲而勇，悲而壮，悲而烈。大契约未能履行，是因为目标太高不可能达到，刘备与诸葛亮（他继承了大契约）尽了人事，特别是由于后者的努力，一部失败的悲剧，在人们心目中成了几乎要成功的悲剧。小说虽也是以此约履而彼约毁结束，“白帝城托孤”与“秋风五丈原”等催人泪下，但这催下的是英雄泪而非其他。

《西游记》的“英雄”孙悟空也有自己的小契约。他率先钻进了水帘洞，为众猴寻得安身立命的洞天福地，因而被大家推举为美猴王，这是建立“合契同情”小契约的开始。以后他在外面遇到不顺心之事，第一反应便是回花果山，这和猪八戒要回高老庄同出一辙。也许因为孙悟空猴性难除，相对于以上三位“英雄”，小契约对他的吸引力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如果没有紧箍咒这个刚性约束，他与唐僧早就分道扬镳了。小契约的核心内容是“乐享逍遥”，对习惯了自由尚未成“人”的猴精来说，这种诱惑强烈到无法抗拒。孙悟空的大契约是护唐僧取经，这是他在乐极生悲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观音、唐僧签订的赎罪合同，其核心内容是“苦求正果”。大小契约苦乐有别判若云泥，所以必须要有紧箍咒来鞭策孙悟空“履大违小”，大小契约的矛盾没有调和的余地。

据常理而言，由于对自由的向往不能自抑，孙悟空心中的大小契约之争一定比别人更为激烈，然而小说中的叙述并未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我们感觉孙悟空在取经途中基本上死心塌地，小契约到故事后半似乎已呈淡出之势。难道一个小小的紧箍儿真有那么大的作用？不，这是因为叙述者的视角在中途发生了一次转换。小说开始是站在小契约的立场上讲述大闹天宫等一系列事件，孙悟空被压到五行山下之后，叙述者转而介绍西天取经的缘起，这时视角与立场已移到大契约方面来，一切都从正统方面的价值取向出发。如此一来，小契约就被置于故事的背面，大契约处于故事的正面位置。说得更通俗一点，不是孙悟空不思念花果山，而是作者不想多透露这方面的信息，叙述者非要一味讲述与大契约有关的事件，叫孙悟空又有什么办法。前面三部小说中叙述角度都未发生过这种彻底转换，因此它们中的大小契约之争要明显得多。以往《西游记》研究中有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书中既有对孙悟空犯上作乱的赞许性叙述，又有后来对他诛杀取经路上妖魔鬼怪的同样肯定？孙悟空难道不会想到他们就是以前的自己？用视角在大小契约之间的转换，可以较为圆满地解释这一矛盾。

用这个原因还可以解释《西游记》喜剧色彩的由来。它和《水浒传》一样是大约履而小约毁，但《水浒传》的结局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而《西游记》的结局却是众人成佛皆大欢喜。为什么孙悟空撕碎了小契约而未在读者心中引起遗憾，难道这不也是故事张力没有解除吗？本人一贯认为，故事本是无喜无悲的，关键是看取什么角度来叙述。欢喜后面是悲愁，一将功成万骨枯，站在唐僧角度看，到达西天是取经成功的喜剧，站在妖魔角度看则是未吃成唐僧肉反而身败名裂的悲剧。作者一旦设定某个叙述角度，读者便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采取与其相同、相近的价值取向与伦理取位。《西游记》转到讲述取经故事后，大小契约已不等价，透过大契约来叙述自然意味着抛弃小契约并不可惜。试问《西游记》的读者中有几个释卷后会想到花果山众猴还在苦苦盼望美猴王归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