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与稻：古代叙事揭示的不解之缘

在现代人看来，瓷与稻分属工业与农业，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然而古代叙事中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陶埏》中，可以读到将瓷与稻联系起来的一节记述：

土出婺源、祁门二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天工开物》首篇《乃粒》中将稻米分为粳米与糯米两大类，在《陶埏》中又以稻喻瓷，用“粳米土”与“糯米土”来分称两种瓷土，这两种名称不啻是陶瓷业从其母体——稻作业中带来的历史胎记。《陶埏》中还说景德镇的白瓷釉汁“似清泔汁”，这也体现出同样的稻作文化思维。此外，《陶埏》中叙述的瓷土生产过程，不由人不联想起稻米食品的加工程序：

造器者将两土等分入臼舂一日，然后入缸水澄。其上浮者为细料，倾跌过一缸。其下沉底者为粗料。细料缸中再取上浮者，倾过为最细料，沉底者为中料。既澄之后，以砖砌长方塘，逼靠火窑以借火力。倾所澄之泥于中吸干，然后重用清水调和造坯。

赣鄱大地传统的米制食品，如米粿、米粉、发糕之类，其制作工艺就包括上面提到的杵舂、缸澄、和料、加温等程序。不难想象，前人正是从米粿之类的加工过程中得到启发，将食品工艺移用于瓷器生产。

稻谷成为食品必须经过脱粒这个重要环节，景德镇一带水力资源丰富，昌江两岸曾经水碓密布，杵舂之声震耳欲聋。浮梁县瑶里乡溪水边至今尚有水碓数百座留存，让人回想起当年的盛况（见书中彩图3：村头水碓）。清人凌汝锦在《昌江杂咏》中写道：

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
舂得泥稠米更凿，祁船未到镇船回。

诗中道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这就是昌江边的水碓既舂瓷石也舂稻谷。《天工开物·粹精》称赞“江南信郡（按即包括景德镇在内的广信府）水碓之法巧绝”：“凡水碓，山国之人居河滨者之所为也，攻稻之法省人力十倍，人乐为之。”可以想象，没有“攻稻”的水碓为其提供动力，景德镇的瓷业不可能走上大规模发展的道路，粮食加工对当时的瓷器生产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来景德镇访问的外国客人中，仍有人敏锐地察觉到两者之间的微妙互渗，德国汉学家雷德侯在其新著《万物》中写道：

烹饪与艺术创作的异曲同工之妙，我和我的学生们在景德镇曾有进一步的亲身感悟。江西省的这座城市，曾是前现代世界最伟大的工业中心之一，现在仍日产百万件以上的瓷器。一个难忘的下午，我们钦佩地观察着陶工们操作的非凡速度与灵巧，他们揉捏陶泥，使之成为圆柱形，割下一个个圆盘，将其成型为一只只杯子；再以各色釉料修饰、烧成，而且出窑后又在釉色上施加更多的描画。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一家大面馆吃早饭。厨师熟练地揉捏着几乎与陶泥一般软硬的面团，将其搓成圆柱状，再切薄片，然后添加各种蔬菜馅做成包子。蒸好出锅之后，最后还要在包子上点缀少许五颜六色的辅料。[45]

当地人司空见惯的两种劳动，被来自异域的眼睛看出其中蕴藏着意味深长的共性，看来我们需要像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提倡的那样，用“陌生化”方法来恢复对身边事物的敏感。

陶瓷文化与稻作文化的不解之缘一直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众所周知，中国是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尽管学术界还有一些争论，但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世界最早的稻作农业区之一，应当是无可置疑的。考古研究证实，这一地区的万年县仙人洞是世界农业文明的源头之一，在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洞穴之中，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其中既有野生稻植硅石，也有栽培稻植硅石。不仅如此，洞穴内出土的数百片夹粗砂绳纹陶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遗存之一。两项“最早”出于同一处洞穴，而且这个洞穴距离景德镇仅数十公里之遥，说明“瓷都”在鄱阳湖平原这座粮仓内崛起绝非偶然。江西素称鱼米之乡，万年县至今仍以出产优质贡米而闻名遐迩。

还应提到，鄱阳湖周边有大量溶洞与暗河，有些地方岩洞地貌还颇为发育，这些岩洞为早期人类栖身创造了条件，为他们种稻制陶提供了方便。不言而喻，这样的洞穴对精神生产也有很大影响。离景德镇不远的重要洞穴除万年仙人洞外尚有两处。一处在鄱阳县，据丁乃通考证，具有世界影响的“云中落绣鞋”故事源出鄱阳“西北五十里”的一个洞穴，[46]虽然这个古老故事在其发源地已被人们遗忘（本人认为鄱阳湖上的鞋山可能是该故事的唯一遗痕），但它的余响在好莱坞电影《夺宝奇兵》中还能听到。另一处为陶渊明老家彭泽县的龙宫洞，这个洞穴内部四通八达，有的地方高达50米，《桃花源记》的创作不一定与其有直接关系，但陶渊明很有可能听说过曾在鄱阳湖地区广泛流传的洞中藏人故事。

民以食为天。以谷类为主食的农耕民族，对食器的重视应当超过以肉类为主食的游牧民族。肉块、肉骨头之类可以手抓啃食，谷物的热量不如肉类，需要容量较大的器皿来盛纳，经历过粮食困难时期的人，可能留有捧大碗喝稀粥的辛酸记忆。谷类中又有麦稻两大类别，面食大多可以抓食，米饭则不宜手捧，进食时还须佐以菜肴。从这些情况来揣度，稻作区内对食器的需求可能更为迫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崇尚俭朴，登基后却立即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研究者对此颇多猜测。本人认为在诸多原因之外，应当考虑这样一个因素：朱元璋的家乡凤阳位于稻麦兼种的淮河边，中国的帝王历来出自北方，而凤阳相对来说比较靠近南方。

陶瓷和稻谷之间还有过“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古人在制陶过程中，曾经尝试过将谷壳拌入坯料之中。浙江河姆渡遗址和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夹炭陶胎壁中，夹杂着大量稻谷碎屑，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的专家用体视显微镜和偏光显微镜对其进行观察，并在实验室中用焦化了的谷壳进行对照试验，发现这些谷壳碎屑是用于制作陶器的羼和料：

陶片胎壁中的炭屑，大多数是焦化了的谷壳。当时制陶先民之所以用稻谷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谷壳碎屑，直接加入到泥料中去，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减少坏体的干燥收缩和烧成收缩，从而防止开裂和提高陶器耐热急变性能，使之更适合于炊煮之用。[47]

既然稻谷已经渗透入陶器的内部，那么在一些陶器的外壁上出现稻谷的形状，就是不难理解的现象了：

随着罗家角、河姆渡文化时期种稻业的发展，制陶先民还把稻叶、稻穗引入陶器装饰。如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带脊陶釜，盘口外壁划饰横竖相间的穗状图案。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夹炭黑陶方钵外壁上刻饰稻穗纹，一株居中，昂然挺立，另外两束满载沉甸甸的谷穗向两侧纷披，寓意着丰收的喜悦。[48]

稻谷向陶瓷内外的渗透，消弭了刚柔之间的界限，为陶瓷与稻谷的互补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瓷有稻性”不仅表现为瓷土有“粳米”“糯米”之名，前引《天工开物·陶埏》文字中的“粢软”一词，提醒人们“ci”这个读音具有柔韧、含水、内吸和可食用等内蕴，这一读音在“瓷”之外对应“粢”“糍”“飺”“垐”“磁”“甆”等汉字，它们集合在一起显示出“瓷”“稻”之间的意义关联与可转换性，其表义部件（“米”“食”“土”“石”“瓦”等）则标示出各自的意指方向。瓷的“稻性”——含水的生命体即伏源于此，长期以来，由于忽视了这种“稻性”或曰“植物性”，一些人只看到瓷是一种被火烧硬了的脆性物质，很少关注其内在的柔韧与润泽。而正是这种内在的“柔”与“润”，构成了瓷与生命物质之间的潜在联系，使瓷具备了超越金玉之类贵重物质的可能，在本章第三节“瓷与玉”中，我们将对这一命题展开更为详细的讨论。

瓷与稻的互补功能，在瓷器的传统包装上表现得最为典型。瓷为易碎品，稻草则既柔软又易于降解，用俯拾皆是的稻草包裹瓷器，将瓷与稻结合成一个抗撞击的紧密整体，是传统稻作区内瓷器包装的最佳选择。本人幼时曾多次怀着钦佩的心情，观看瓷器店售货员用草绳捆扎瓷器，他们的手上功夫巧妙而又娴熟。劳动创造艺术，景德镇传统灯彩艺术中因此涌现出“草龙”这种散发出浓烈泥土气息的艺术景观：(www.xing528.com)

但更为突出的，是行业对灯彩的影响。如茭草行业（包装），主要是用稻草包装瓷器，他们的“草龙”就很有名。包装瓷器是坐在板凳上进行，所以“板凳龙”和条凳扎的“双狮”也出自茭草行业。[49]

人类利用稻草的一大手段是编织，虽然“草龙”、草绳、草鞋等已经淡出了现代人的视线，但如今生态经济的兴起又在呼唤草编日用品的回归。

先民的制陶工艺早就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编织意识，泥土固然不同于植物纤维，但早期陶坯中有些是由泥绳盘绕而成，这未尝不可以视为一种“编织”，有的陶器甚至是以植物编织的篮筐为骨架，在其上敷泥形成坯体。对于出土陶器上的编织纹样，人们有过各种解释，E.格罗塞认为这是出于对篮筐之类的模仿，由于日用物品中植物编织的器皿出现较早，后起的陶器不可避免地会以其为楷模，格罗塞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角度了解陶瓷的“植物性”：

如果一种规整的图样不能引起人类的乐趣，那末一个懒惰的明科彼人，为什么要在他的土盆上刻上筐篮上的花纹呢？但或许这真是他们懒惰的地方，他们偷懒而且保守传统的地方。荷姆斯（Holmes）在他讨论印第安部落的陶器的文章中，说明了原始的陶器匠为什么时常编织花纹来装饰在他们的陶器上。陶业是一种比较新进的工艺；至少也比那一切野蛮民族都会的编篮子的技术较新进些。篮子在不论什么地方总是土罐的先驱者，所以它就成了土罐的模型。“土器是一个篡位者，它把先驱者的地位和衣服都占据过来了。”那些匠人竭力想把新的陶器制造得和旧有的篮子相像，不论在本质上和非本质上都要相似。他们虽然不用旧的样式，或采用篮子上的编织花样；并不是他们以为要这样看了才舒适美观，却是因为他们觉得一个罐子是不能没有一些编织花纹的。[50]

劳动不但创造艺术，而且影响人的性情。游牧民族因为驱赶牲畜逐水草而居，生活中的冲突和变化较多，性格趋于刚烈；对比之下，农耕民族过的是稳定的生活，主要任务是侍弄庄稼，性格相对温和。《吕氏春秋·上农》如此阐述农业对农耕民族性格的影响：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李泽厚认为这种观点是“从人君统治的功利需要（法家）出发”，[51]“民农则朴”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维持长期稳定的一个原因。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在致友人的信中对“民农则朴”有生动描述：

看一看农民与屠夫的区别吧。我深信导致区别的是他们呼吸的空气——一个呼吸着屠宰时的混合气味，另一个呼吸着地里冒出的湿润气息——从耕耘过的沟垅里不断散发出来的湿润气息对于一个神旺体壮的人来说，比他的劳动更能让他祛热败火。让他上山去割荆豆，要是他用的是藤斧，太阳下山后他的脑子还会在这把斧头上打转；让他放下犁耙，他只会安安静静地想着自己的晚饭——农耕是对人的训练，从地里冒出的热气就像是母亲的乳汁——它驯服人的性情。[52]

济慈的描述只涉及现象，林河从比较动物与植物的驯化入手，对中华民族温和性格的由来给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解释：

驯化动物与驯化植物在方式方法上是有很大区别的。驯化动物只要有一根鞭子与一点食物就够了。动物不驯服，就用鞭子抽它，动物驯服了，就奖赏它一点食物。而驯化植物的方式方法大不一样，你用鞭子抽它，或者是拔苗助长，都只能使植物死亡。一定要有爱心、精心与耐心，还要有和平的环境，才能使植物得到驯化与高产，而爱心、精心、耐心与和平的环境，正是人类的科技文化赖以发展的最大前提。……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主要是农耕文化培育出来的，农耕文化赋予中华民族的爱心、精心、耐心与爱好和平的天性。[53]

与驯化植物一样，制作陶瓷也需要极度的细心与耐心，没有沉静灵巧的心灵，不可能制作出玲珑剔透的瓷器。从这种意义上说，陶瓷业在农耕民族手中达到高峰似乎是一种必然。

英国18世纪作家丹尼尔·笛福在其小说《鲁滨孙飘流记》中，描述了主人公在荒岛上的制陶经历，其过程可谓屡遭挫折，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每个环节都是对人之情性的极大磨炼：

调和陶泥，做出了多少奇形怪状的丑陋的家伙；有多少因为陶土太软，吃不住本身的重量而陷了进去，凸了出来；有多少因为晒得太早了，太阳的热力太猛而爆裂了；有多少在晒干前后一挪动就碎了。总之我经常费了很大的劲去找陶土，把它挖起来，调和好，弄到家里来，把它做成泥瓮，结果费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劳力，才做出两只非常难看的大瓦器，简直没法把它们叫做缸。[54]

笛福并非纸上谈兵，他本人在英国埃塞克斯拥有一家砖瓦厂，其产品包括荷兰式的仿宜兴瓷波形瓦片，还发表过多篇关于瓷器贸易的评论，因此小说中的叙事应当是以作者自己的实践和观察为基础的。文学是历史的镜子，鲁滨孙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先民制陶的艰难。在“亦耕亦陶”的时代，为了获得盛纳、加工食物的器皿，我们的祖先一定是以极度的耐心与细致，去尝试使用各种方法和材料，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最终才烧制成满足日用之需的陶器。他们在制陶方面花费的功夫，可能不会比种庄稼来得少。

陶古音为窑，与华夏人文始祖——尧音义相通（“堯”字构形令人想见原始烧窑方式），故学界有尧即陶之说。以部族首领做出的重要贡献为其命名，这种方式在古代屡见不鲜：稻在五谷当中相对晚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华夏先民，最先学会种植的是相对耐旱的稷，周人因此用后稷之名来称呼他们的始祖，后世指代国家的社稷一词也得名于这种谷物。尧又称陶唐氏，唐字的甲骨文与金文像是陶缶之上有一个用枝条编成的盖，使缶内沸汤不致溢出，一些学者据此将陶唐理解为“以陶煮汤”，[55]那么陶唐氏可理解为“以陶煮汤之人”。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则高度压缩的叙事，其所指为华夏先民在尧的带领下进入饮食文明的新时代，很可惜这个故事的具体内容已经失落在历史的茫茫夜空中。韩非子在《五蠹》中提到茹毛饮血方式对健康带来的危害——“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可想而知，在当时情境下，当人们捧起粗陶钵碗，喝到第一口富于营养、易于消化的美味汤食时，心里是多么喜悦与感激。笛福小说中，鲁滨孙历尽艰辛烧出了能耐火的陶器后，他来不及等它们完全冷透，便迫不及待煮了一罐久违的羊肉汤，以慰劳自己的口舌与肠胃。[56]

与陶唐氏之名相印证，商朝第一位君主也是以汤为名，商汤的宰相伊尹更是一位精通厨艺的烹饪大师——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故事。本人在第四章中提到，在民以食为天的古代中国，摆弄食器者一直享有较高的地位，古人常用“调和鼎鼐”来形容宰相的职能，先秦文献里反复出现的“大宰”“小宰”“宰夫”“膳夫”等职官名，告诉我们上古行政官员最初就是宰杀牲畜的庖厨，无怪乎古人会将“治大国”与“烹小鲜”相提并论。

饮食是物质变精神的最佳中介，陶这个字在中国除了物质内涵外还有精神内涵。陶字的核心构件是“缶”，《说文解字》释“缶”为“瓦器所以盛酒浆”，由于古代酒浆主要为米酒，“缶”在这里体现了陶瓷与稻谷的又一组合方式。持缶畅饮，酒过三巡，不但击缶叩盆之类的动作会自然发生，人的精神也会进入“其乐陶陶”的欲歌欲舞状态。[57]汉语中“陶然”“陶醉”之类的表达方式，应与“陶熔”“陶冶”等词语有内在的因果逻辑关联，后者是高温燃烧的过程，前者则为高温燃烧（燃料是酒精）后的结果。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击缶者陶然自乐的神情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编导者可谓深谙中国文化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