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学：编织的艺术

就像“纹”和“饰”一样，“编”和“织”本来也是一个词，但这里仍要把它们“强行”分开，厘定它们的本来意义。“编”为编结，意思是将两股以上的“线”缠绕在一起。“织”为织纴或织造，它是“编”的不断重复和发展——就像“织”布、“织”毛衣一样不断将对象扩大。

“编”其实就是错画。错画为文，文的本义为左右交错的线条，青铜器上的“纹”和“文”都是用线条编结出来的。申小龙提出汉字的构形“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会意字的基本形式是两个（少数是两个以上）象形符号的组合”。[17]受此启发，本人在《文本学》第六章中专门讨论汉语文本中的“二合”现象，指出汉字形音结构的对称平衡，与多为偶数音节的词和成语以及多为平行结构的汉语句法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体现在错画为文中的“二合”精神由汉字层面向外渗透，弥漫在构成作品的各个层面之间，为汉语文本带来了蕴藉含蓄、咀嚼不尽的阅读效果。[18]

青铜器上不仅可以看出文字之“编”，还可以看出图形之“编”。古人在“编”的过程中，并不只是将相同的东西交错在一起，如前所述，饕餮就是由虎、夔龙和牛的部件编结而成，这样的图形不但没有失去对称，反而获得了一种更富动感的平衡效果。刘勰这样阐释“立文之道”：

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文心雕龙·情采》）

从“综述性灵，敷写器象”和“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等词语，可以看出刘勰对“器象”“鸟迹”和“鱼网”等有过深入的观察和思考，那么他悟出“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的道理绝对不是偶然的。根据这个道理，刘勰提出“文”的形、声、情分别由五色、五音、五性杂比而成，这些统统可归结为一个“编”字。

有“编”就有“织”，“织”是连续的“编”，为了避免单调，“织”的过程中需要衍生出新的花样。古人如何织衣蔽体和结网渔猎，今人已无从得知，但是传世青铜器上的花纹网饰告诉我们，青铜时代的人们已经是“织”的高手。以下是有关专家对一只青铜方壶（见书中彩图1：春秋曾中斿父方壶）的描绘：

（方壶）为典型的春秋早期的几何风格，装饰纹样以穷曲纹、环带纹为主，间以夔纹，采用多层装饰手法。如壶盖透雕环带纹，作莲瓣状，盖身饰夔纹，口沿又饰浅雕的环带纹，颈部再饰夔纹，但它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加重浮雕层次的效果，壶身下的两层穷曲纹，也是以不断增强气势的环带纹盘绕器身，最后在圈足上以每边四个明快的垂麟纹作为尾声。全器多层次的装饰，使用的几乎是近似的主题，却能展开繁复而有强弱节奏的律动，一气呵成，并收到了多样统一的和谐效果。颈肩一对兽头形衔环捉手进一步打破了平滞的格局，使画面更富于对立的均衡感。[19]

可以想见，在为这只方壶设计纹饰时，古人是如何绞尽脑汁以避免“简单机械的重复”。壶体被当作有颈、肩、体、尾的生命物体来对待，纹饰之间不断有过渡和搭配，并像戏剧角色一样被赋予不同功能：盘绕器身的穷曲纹、环带纹扮演主角，装饰局部的夔纹充当配角，明快的垂麟纹则在结局时上场。主题相近的装饰保持了全器风格的统一，颈肩上的兽头捉手用以打破平滞的格局，繁复而有强弱节奏的律动收到了多样统一的和谐效果。通过出神入化的编织，坚硬的青铜表面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柔化”，它不再生硬地将外界目光“弹回”，而是像绵软的镂花织物一样将人们的眼球牢牢吸引。在大面积的青铜器表面，“织”的魅力表现得尤其明显，那些似同非同的波状与网状板块演绎出种种神秘，将人们的审美疲劳感化解得无影无踪。

无论是我们的传统文论还是西方当代文论，都有将文本等同于织物的说法。青铜纹饰上的组织化状态预示了后世文字文本的若干特征，堪称结构方式的“先导”——其中既有段落、单元与章节，也有主题、结构与功能。法国结构主义从叙事作品中抽象出来的种种归并关系，不就是这样一种网状结构吗？中国古代文论中其实也有类似表述，只不过使用的语言更为精妙，取象更具动感（西方人心目中的结构多为静态）。金圣叹对《水浒传》第八回的一段评点，为这种网状归并关系灌注了活力：

今夫文章之为物也，岂不异哉！如在天而为云霞，何其起于肤寸，渐舒渐卷，倏忽万变，烂然为章也。在地而为山川，何其迤逦，而入千转百合，争流竞秀，窅冥无际也。在草木而为花萼，何其依枝安叶，依叶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须，真有如神缕鬼簇，香团玉削也。在鸟兽而为翚尾，何其青渐入碧，碧渐入紫，紫渐入金，金渐入绿，绿渐入黑，黑又入青，内视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

所谓“依枝安叶，依叶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须”，其实就是用有生命的形象——“枝”“叶”“蒂”“英”“瓣”“须”来形容由大而小、由粗而细的组织统辖关系。与草木花萼的“分英布瓣”相似，天上云霞的“烂然为章”、大地山川的“窅冥无际”和鸟兽翚尾的“金碧间杂”，全都在赞颂造物主的“神缕鬼簇”之工。认真追究起来，这种思想应当是来自《文心雕龙》中的《原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为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刘勰认为大自然中“动植皆文”，日月之丽与山川之绮暗示出“道之文”，人类在仰观俯察中认识到“文”与“两仪”“三才”“五行”之关系，悟出“天地之心”乃是通过“自然之道”来“傍及万品”，于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金圣叹也是将文章与天地万物相比附，但他通过自己的深入观察，细化了刘勰语焉不详的“动植皆文”。不仅如此，他还以云霞、山川、花萼和翚尾（即锦鸡尾巴）的组织结构和变化过渡（“青渐入碧，碧渐入紫，紫渐入金，金渐入绿，绿渐入黑，黑又入青，内视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为例，来说明应向造化学习文章的经营之术。(www.xing528.com)

金圣叹并没有满足于使用比喻，在接下来对《水浒传》第九回的评点中，他径直将话题聚焦于小说中的事件。他指出，由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过而作波者”，事件之间具有不容忽视的关联性，“事前先起之波”“事后未尽之波”与“正叙之事”实为一段环环相扣之链。金圣叹不但看出事件的重要性，他还认识到事件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正是这种因果联系导致了小事件不断归并为大事件，像云霞一样“起于肤寸，渐舒渐卷，倏忽万变，烂然为章”。无论是使用比喻还是直接谈“事”，金圣叹的思维一直没有脱离与“编织”有关的意象，在第九回评点中，他要求读者在阅读时瞻前顾后统摄全局——“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读者胸中也当“有针有线”。实际上，整个传统文论中有不少与“编织”相关的比喻，“针线”“关合”“入笋”之类的说法比比皆是。明清小说评点中屡屡提到“密针线”，张竹坡等人希望通过“添针补锦，移针匀线”，将文本拾掇得有条不紊，《文心雕龙》用“茧之抽绪”来描述文句经营，用“裁衣之待缝缉”来形容故事线索的整理，“编织”意象呈现得十分明显。

“织”既为连续的“编”，就应当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在讨论文本的“编织”时，巴特发表过这样的观点：

文（Texte）的意思是织物（Tissu）；不过，迄今为止我们总是将此织物视作产品，视作已然织就的面纱，在其背后，忽隐忽露地闪现着意义（真理）。如今我们以这织物来强调生成的观念，也就是说，在不停地编织之中，文被制就，被加工出来；主体隐没于这织物——这纹理内，自我消融了，一如蜘蛛叠化于蛛网这极富创造性的分泌物内。[20]

蛛网结成之时，应是蜘蛛在网后“叠化”（隐没）之际，然而结网的目的在于捕获猎物，外界的扰动（飞虫入网等）使蛛网颤动起来，于是潜伏在网后的蜘蛛开始了新的缠绕与编织。在《S/Z》与《文之悦》等著作中，巴特反复强调文本是一种处于不断编织之中的织物，为什么文本写成后还在继续被“编织”？这是因为阅读的目光对文本造成了扰动，读者在作者的“书写”上开始了自己的“书写”，巴特本人就把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变成了“可写的文本”。沉重的青铜器不可能像蛛网那样晃晃悠悠地颤动，但它的纹饰和铭文中含有大量指向不明的信息（一些铭文文字需要发挥想象来释读），阅读目光对它的扰动实际上更为剧烈。与后世文本相比，青铜文本更能体现“织”的本质，是一种特别能够调动接受者主观能动性的“可写的文本”。

青铜器上最具“织感”的纹样，无过于不断向左右扩展的二方连续和向四周扩展的四方连续，蕴涵其中的韵律感和秩序感，不由人不想起《诗经》中那些回环往复的歌咏。试读人们熟悉的《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学界一般认为，《诗经》原为乐歌总集，三百零五篇尽皆入乐可歌，因此那种复沓跌宕的章法，应当是同一旋律反复咏唱的结果。此说固然不错，本章要补充的是，青铜礼器和乐舞是周代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者的队形与礼器上的纹饰实际上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考虑到这种情况，礼器上铸出“一唱三叹”般的纹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周代青铜器制作水平有较大提高，铭文中也开始出现铿锵协律的韵句，“美文”和“美器”的相得益彰，召唤着乐舞与纹饰的相得益彰，这可以看成是扩大了内涵的“一体无分”。陈寅恪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渗透了这种精神，其中似乎还有青铜器上那种“一波三折”的遗响：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共久，共三光而永光。

似此，青铜器上“图文并茂”浑然一体的编织，亦属“一体无分”之说的典型体现。中国艺术一大特征是各艺术门类间水乳交融般的配合，例如国画作品中，图画之美常与诗文、书法、印章之美交互映衬，这种和谐共处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青铜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