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叙事对后世叙事的深刻影响

先秦叙事在中华民族叙事思维上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其形态、倾向与特征对后世叙事发生了深刻影响。

传统的一个意义是它属于过去却不断作用于现在，本人之所以认定中国叙事传统初步奠定于先秦时期，关键在于先秦叙事的许多基本特点为后人承传不息。在历史性叙事中，这种传统的惯性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春秋》为中国史传开编年体先河，其实质为“依时而述”。《国语》则体现了“依地而述”的思路，它先记周语，然后分别记述列国之语。“依地而述”不具备“依时而述”的系统性，但避免了须在同一时间内记述多国史实的麻烦，可以实行集中程度更高的叙事。《国语·吴语》对吴王夫差的记述近于为夫差作传，这种对“一人一事”的集中传述不但是对编年体的超越，同时也是以人物为纲提携各类事件的纪传体的先导。纪传体的雏形出现于先秦晚期的史著《世本》中，它的“依人而述”由《春秋》的“依时而述”和《国语》的“依地而述”发展而来，这种囊括力极强的、能够各不相扰地反映各类事物在时空中连续性存在的纪传史体，经过司马迁的大力弘扬，最终成为皇皇“二十六史”一以贯之的定式。

先秦叙事对后世文学性叙事的影响则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在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形态上的影响。例如荀况《成相》模仿的说唱艺术为曲艺之祖，曲艺后来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今天流行的还有四百多个品种，其中绝大多数仍用“鼓”“相”之类的打击乐器担纲伴奏，形态上并未发生很大变异。曲艺中的说书（唐宋时为“说话”）一支直接哺育了宋以后的通俗小说，在其形态上打下了深刻烙印，讲史话本的遗痕在明清章回小说中历历可见。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成的章回小说中，涌现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叙事经典。楚辞与《荀子·赋篇》对汉赋的影响亦属此类，《赋篇》携带有“赋”之所以为“赋”的文学特征——敷陈铺排，《卜居》中的屈原一层复一层地抒发胸臆，已露出后世赋文奔腾汹涌的端倪。还须提到，《赋篇》《卜居》中以客主问答之辞为开篇的做法，对后世叙事结构产生了持久影响，“遂客主以首引”成了导入正文的一种常用叙事手段。

二是思维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沉淀在不易觉察的意识深层，只有在将其拈出分析之后，才能显现其与后世叙事文学的联系。正因为潜藏得深，它可以顽强地穿透各种文体的壁垒，作用于后世作者的叙事思维。《山海经·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一节，隐藏着一个主人公搬救兵战胜对手的原始模式，这一模式在后世叙事作品中屡见不鲜。《西游记》中孙悟空一身都是本领，但遇到对手后总是上天入地去搬救兵，这说明“搬救兵”作为战胜对手的必备程序，已经置入了中华民族叙事思维的“记忆装置”。《山海经》介绍神怪的外形时，其想象力往往表现为器官、肢体的变形与奇特，如人兽器肢的混合（“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及器肢数量的增减（“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为人一手一足”）等。古代小说主人公的面孔后面也似乎透出某类神怪的影子：《西游记》的主角分别是金蝉、猴精、猪妖与水怪，《三国演义》的刘备“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水浒传》的宋江“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常以与动物相关的比拟（“豺声”“蜂目”“熊虎之状”）来喻示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时至今日，我们仍喜欢用“虎背熊腰”“莺啼燕语”“獐头鼠目”“尖嘴猴腮”之类的词语来臧否人物。(www.xing528.com)

三是倾向与特征上的影响。先秦叙事重视记言与对话，多用引征、意象与隐喻，提倡简练与含蓄，这些构成了先秦叙事的显性“遗传特征”，它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叙事文学。在这些倾向与特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隐喻性叙事，它是先秦叙事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先民造字时就懂得让汉字构形部件发生共振，如将动态的“鹿”置于静态的“土”之上合成为“尘”字（“尘”的古体是“土”上有三只“鹿”），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小的叙事单元——鹿群在土地上奔跑带起滚滚尘土。以后隐喻性叙事又由“字”蔓延到“词”，如卦爻辞中“飞龙在天”“潜龙在渊”等意象，容易引人联想起异质而同构的人生境况；由寓言故事压缩而成的成语，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常备语汇，汇聚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巨型故事库。人们在使用成语时，实际上等于从中挑出某一故事，心领神会地传递不欲明言或不便直言的信息。再进一步，这种隐喻手段又由“词”扩大到“句”，如《诗经》中的“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等，诗歌中的“兴”可谓最具民族特色的国粹，“兴象”与“拟象”之间的共振，奏响了令人回味无穷的叙事和弦。

先秦叙事的材料足以证明，中华民族使用的是一种最具叙事优势的语言，除了通常的信息传递方式之外，汉语的字词句还以独特的方式介入叙事。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发扬了这种叙事优势的文学样式，其风格往往优雅蕴藉，如唐诗的主要“法宝”之一就是隐喻意象的叠加与组合。而未能继承这种隐喻传统的文学样式则往往难逃訾议，如汉代赋体文学的一味铺陈固然实现了“欲人不能加”，但也因此失去了用汉语叙事时那种独具一格的含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