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学：周而复始的日日更新

太阳在先民视觉上的从东到西及其在夜间想象中的从西到东，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把这个无限循环的圆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观察，会使我们对元叙事有更深入的认识。

在国人心目中，头顶上方的东西大多与“圆”有关：不但日月二轮在天空作弧形运动，天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穹隆。人是直立的动物，人身上最接近天空的脑袋也呈圆相。圆之为圆在于半径曲率处处相等，《文心雕龙·定势》说圆有一种倾向于“自转”的运行冲动——“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自转”意味着圆周上的运动必然是周而复始的，《老子》在描述“道”的运动时，所用的提法正是“周行而不殆”。叶舒宪认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周期性变化物象非太阳莫属，所以太阳的运行就是原生形态的“道”。他这样解释《老子》中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西天的落日看似远远地消逝而去了，其实却又从地底返回东方，这也许就是逝曰远，远曰反的理由吧。太阳在循环运行中不断地重返自己的出发点，这正是所谓‘道法自然’说的依据。”[64]

圆在艺术中是完美的象征，周而复始的圆周运动，或许就是这样成了一种理想的作品结构方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流露了“以圆为贵”的思想，《镕裁》《章句》《附会》等篇中“首尾圆合”“首尾一体”“首尾相援”“首尾周密”的提法，表明他非常看好开端与结尾复合的圆形结构。钱锺书以其渊博的学识，在《谈艺录》中对“以圆为贵”的中西文论作了系统举述，[65]在《管锥编》中还专门讨论了“首尾勾连”的“蟠蛇章法”，[66]但两书都未语及刘勰对圆形结构的首倡。杨义注意到了《文心雕龙·体性》中的“思转自圆”与“辐辏相成”，他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结论”部分，指出了古代文学中广泛存在“潜隐的圆形结构”：“中国比较完整的叙事作品的深层，大多运行着这个周行不殆的‘圆’”；“是否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样说，中国历代叙事文本都以千姿百态的审美创造力，在画着一个历久常新的辉煌的‘圆’？”[67]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的故事讲述者都如此看好圆形结构？

仅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立体中最美者为球，平面中最美者为圈”来解释是不够的，最终的答案还应与太阳有关。我们之所以如此喜爱圆相，是因为太阳运行在国人心底打下了深刻烙印，形成了所谓“从原始时代一直传递给我们，或者以大脑的解剖学上的结构遗传给我们”的潜能，这种元结构影响着世世代代国人对叙事结构的审美反应，一旦某部作品的结构方式与这种元结构契合，“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68]圆的“首尾相援”意味着结尾又回到了开始，这与太阳重新升起一样给人以新的希望。昼夜交替、四季循环、世道轮回与宇宙间的生生不已，都可以通过圆的形式表现出来。《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可理解为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因此人也每天要有新的作为，中华先民的人生观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这种日新不已的进取意识，《旧约·传道书》也看到“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但叙述者从中悟出的却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并且这样告诉人们：“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如果服膺这种虚无哲学，那么不但所有的叙事活动都无必要，我们的人生也无意义。

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与“日新之谓盛德”之间，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取了后者，这是个很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古代最具影响的思维模式体现在《易经》八卦与五行学说之中，我们不妨对其略作分析。八卦的“卦”从圭从卜，圭即叠土，卜为测度，取义为立土柱以测日影。八卦阴阳爻的排列组合，起先不过是阴阳消长的有序反映，后来则被注入事物变易的内涵，单纯的天道轮回成了纷纭世相的折射，解卦析爻的卦爻辞则被当作讽喻人事沧桑的寓言。所以《郭店楚简·语丛一》中有这样的话：“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易经》虽有筮书功能，易学中蕴含的智能却不容小觑。由阴阳二爻转换生成的八卦与六十四卦，构成一个周而复始的动态系统，其中包含一系列极具辩证色彩与启示意味的范畴，如“泰”与“否”、“损”与“益”、“剥”与“复”、“震”与“艮”、“中孚”与“小过”、“既济”与“未济”等。“易”字按某些易学家的理解是由“日”“月”二字组成，“日”代表阳，“月”代表阴，阴阳之间的此消彼长使事物永远处于运动与变化之中。不仅如此，阴阳合体的“易”从读音上说是阴阳二字的语根，因此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运动与变化的内因，事物的对立面则是运动的方向与变化的结果。以阴阳鱼为核心的太极八卦图体现了这种思维，“太极”位于该图中心，“八卦”与“六十四卦”排成的两道圈分别构成圆周上的两道外环（图2）：

图2　太极八卦图

可以看出，易学所强调的事物朝其对立面转变，其原型乃是太阳在东西两个“极点”之间的往复运行。太阳的运行可概括为“遇极则返”，即到达“极点”后便向另一“极点”返回。如果对这种运行做出更细的划分，那么两个“极点”之间的中点（如日至中天）又可构成阴阳消长的分野，八卦中的母卦“乾”卦与“坤”卦，所起的就是这种坐标作用。然而，易学并不是大而化之地套用太阳的循环运行，它的着重点在于从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每一卦象之中，寻找到预示循环趋势的微妙信号。换而言之，易学是用无数细微的循环趋势来组成小循环，又用无数小循环来组成大循环。因此，易学的可贵之处表现于它高度关注变化的可能与循环的趋势，“剥极必复”“否极泰来”等都是易学提炼的事物变化规律。《易经》六十四卦始于“乾”与“坤”，终于“既济”与“未济”，将“未济”作为六十四卦的殿军，自然是循环观念的体现，这可以说是易学中最为精彩的一笔。《易经·序卦传》解释如此安排次序的用心：“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钱穆在批判西方历史观时对此有精辟阐述：

从前西方的历史学家，他们观察世变，好从一条线尽向前推，再不留丝毫转身之余地。如黑格尔历史哲学，他认为人类文明，如太阳升天般，由东直向西。因此最先最低级者中是中国，稍西稍升如印度，如波斯，再转西到希腊，到罗马，西方文明自然优过东方，最后则到日耳曼民族，那就登峰造极了。他不知中国《易经》六十四卦，既济之后，又续上一未济，未济是六十四卦之最后一卦，纵使日耳曼民族如黑格尔所说，是世界各民族中之最优秀民族，全世界人类文明，到他们手里，才登峰造极。但登峰造极了，仍还有宇宙，仍还有人生，不能说宇宙人生待到日耳曼民族出现，便走上了绝境，陷入死局呀！[69]

黑格尔的目光短浅不仅表现于历史哲学，他的美学研究也有鄙视东方艺术之嫌。他在《美学》第二卷中分别用“不自觉的象征”与“自觉的象征”来形容东方和西方的艺术，陈良运说黑格尔可能被喜马拉雅山挡住了视线，因为《易经》八卦就是“自觉的象征”。[70]所以罗素会在《西方哲学史》中这样讽刺黑格尔：“关于中国，黑格尔除知道有它而外毫无所知。”[71]

五行学说也是一种循环理论，五行的相克相生可以看作阴阳消长的细化与补充。“宇宙一切变化，粗言之，是阴阳一阖一辟，细分之，是五行相克相生。”[72]住在华北地区的古代中国人，看见太阳的运行是出于东、盛于南、衰于西、藏于北，这个过程导致一日之中也有四季般的轮替：日出东方如大地回春，日至正南似夏日当头，夕阳西下类秋意萧瑟，日隐于北效冬阳归藏。这种时间与空间、四时与四方的对应，为古人建构时空一体化的五行体系提供了启示。当然，为此需要在四方里增加一个“中”，在四季中辟出一个“季夏”（或称“长夏”）。除此之外，这个体系还吸纳了与人有密切关系的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五音（角徵宫商羽）、五官（舌眼鼻口耳）、五脏（肝心脾肺肾）和五情（怒喜思悲恐）等范畴，以示人天不二与体用合一。与古希腊四元素说（火风地水）不同的是，中国的五行与其说是五种元素，不如说是五种推动力，五行之“行”强调的是运动与变化，图3中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标示出不同方向的两种循环（曲线为相生，直线为相克）：(www.xing528.com)

图3　五行图

五行学说与八卦理论一样良莠并存，古往今来江湖术士的滥用使其声誉大受影响，然而它的循环论内核不容否定。生克制化与刑冲克害只是该学说的皮毛，真正主导国人思维的还是反映事物变化规律的循环论，所以我们中的明智者会在得意得势时居安思危，失意失势时相信时运还会再来。钱穆回忆少年时读《三国演义》，他那新受西学熏陶的老师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成中国人的旧观念，说欧洲的英法诸国“一盛便不会衰，一治便不会乱”，“好像由他看来，英法诸邦的太阳，一到中天，便再不会向西，将老停在那里”。[73]然而曾几何时，两次大战先后在欧洲爆发，英法诸邦终究没有逃脱太阳偏西的命运。因此他这样称赞懂得循环论（他的表述是“气运观念”）的中国人：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懂得不居故常，与时消息，得意得势不自满，失意失势不自馁。朝惕夕厉，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刻也不松懈，一步也不怠慢。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见微知著，所谓月晕而风，础闰而雨，一叶落而知秋，履霜坚冰至，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把握得机会，勇于创始，敢作敢为，拨乱返治，常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潜移默化，不大声以色。[74]

钱穆反复使用的“深入人心”（文中连用四次），可理解为植根于太阳运行的循环论已内化为国人心灵深处的元结构，其投影图形便是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八卦图与五行图。不能把这些精神符号当作迷信糟粕，否则就是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道泼掉。中华民族有两根取自易学的精神支柱，一为“自强不息”的内在冲动，二为“穷则思变”的通变思维，前者受了“天行健”的激励，后者系“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浓缩。有了这两根支柱的坚强支撑，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中华儿女都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奋力奔向黑暗隧道尽头的光明。

循环论赐予我们的宝贵心理财富，是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乐观期待，即便眼前黑暗到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仍坚信明天的太阳一定会如期升起。对太阳运行的坚信与否，构成现代人与原始人的一条基本区别。如前所述，初民对太阳的持续循环能力总有些疑虑，特别是担心夜太阳不能完成穿越黑暗通道的任务，因此，对于旭日初升这样的景观，现代人已不像初民那样惊喜，这也是后世叙事在感染力上不如神话的一个原因。“我们已不能用古人的眼光和感情来讲述这些景观了，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法则、秩序和必然性了。我们已能够测算环境中难以驾驭的力量，以及每个节气中黎明的可能长度，对我们来说，太阳的升起，并不比二加二等于四有什么惊人之处。”[75]然而现代人身上毕竟流淌着祖先的血液，每当看到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红日，我们心头还是会有几分莫名的兴奋。太阳每天有规律的升降，在我们祖先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唤起了“法则、秩序和必然性”等一系列概念。缪勒认为，这种对“利塔”（“太阳的每日道路”昭示的世界秩序）的信仰，是安顿人类心灵的坚固磐石，不管外部世界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不管内心情感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只要“利塔”还在默默地展示自己的存在，人类对世界的依赖和信任就不会丧失：

关键在于，对利塔、对世界秩序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尽管最初它只是信仰太阳不会逾越自己的界限，但这里有混沌与秩序、盲目地祈祷机遇与理智地预见之间的差异。即使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人对诸事皆不满意，他们已放弃童年时代极为珍贵的信念，他们对人的信念已受到伤害，一切自私、卑鄙、丑陋的事物显然占了上风，他们于是不再追求真理、正义、清白的事业，认为其也不再值得为之奋斗。至少是今生今世不值得为之奋斗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发现自己的最后的和平与安慰存在于对利塔（世界秩序）的默默祈祷之中。而这种秩序或者在众星之恒常不变的运行中展现出来，或者在最小的易忘我花的花瓣中雄蕊与雌蕊之不变的数目中显示出来！又有多少人感到，属于这种和谐、属于这大自然的美妙秩序，在其它一切都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至少是可以依赖、可以信任、可以信仰的！对我们来说，这种利塔、法则和世界秩序的观念，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古代世界的居民来说，几乎没有其它东西可以支撑他们，这种信仰就是一切。它高于人们的光明之物，高于他们的阿耆尼和因陀罗。人们一旦认识到它，一旦理解了它，它就再也不会离开人们了。[76]

缪勒从古人对“利塔”的信仰中看到了宗教的起源，本人从中看到的却是元叙事发展为太阳神话的深层心理背景。古人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讲述太阳的故事，最根本的原因是这种讲述让他们（包括讲述者自己）坚信宇宙间有稳定的规则和秩序，有利于他们增强对世界的把握。在一个太阳每天升起、光明不断战胜黑暗的世界上，人类没有理由对自己的命运失去信心。相互追逐的阴阳鱼、循环不已的八卦、相生相克的五行，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中国的“利塔”符号，“古代世界的居民”需要这样的符号来抚慰自己的心灵，今天的小朋友上床睡觉前也离不开“小红帽”之类的故事。

讨论至此，元叙事研究的目的、意义已经清楚呈现。本章通过研究元叙事与太阳神话的关系及分析太阳神话中的元叙事印痕，探讨叙事的初始形态、深层结构、基本冲突及其形成原因，以期增进对叙事起源与演进规律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叙事演进规律就是理解人类自身，因为讲故事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表征之一，人类讲述的故事构成了人类自己的历史。柏拉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还不能知道他自己，就忙着去研究一些和他不相干的东西，这在我看是很可笑的。”[77]叙事学是以研究事件“起家”的，世界上的事件虽然多如恒河沙数，但没有哪个事件比人类头顶上的太阳运行更为重要，因此将其纳入叙事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国人来说，元叙事研究还有特别一层含义：众所周知，由于古文中“黄”“光”通用，炎帝与黄帝都是由天空中的发光体转变而来的光明之神，因此当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时，深层意思为我们都是太阳神的后裔（《离骚》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或许是我们潜意识中元叙事在起作用，汉族人名中涉及“太阳”与“光明”的字眼（如“阳”“光”“明”“亮”“晶”“辉”“朝”“东”“红”“艳”之类）特别多，少数民族的人名中也沉淀了不少阳光信息。[78]既然如此，我们理当对元叙事的发掘和研究给予特别的重视。

杨义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独特品格，决定了中国叙事学应该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思路和体系。惟有如此，才能为人类智慧贡献出中华人文精神风韵。面对着跨世纪的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事业，是应该设想这类文化历史命题了。”[79]中国叙事学的“思路”和“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来确定，是一个需要细致讨论的问题，但元叙事无疑应在其中占据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它对中华先民的叙事行为给予了最初也是最具“塑型”意义的影响，住在世界东方的炎黄子孙，对元叙事应当有比别人更为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