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学：创新之途

中西叙事学的发展历程昭示人们，就像叙事有无数可能的形态一样，对叙事的研究也无一定之规，中国叙事学与西方叙事学不必也不可能走完全相同的路径。本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有志于中国叙事学，[87]迄今为止一直念兹在兹地思考从事这项研究的各种可能性。从方法论角度说，当前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似应从以下五方面探寻创新之途。

其一为调查范围的扩大。

研究中国叙事当然不可能脱离小说，但是必须看到，鲁迅等人开拓的中国小说研究目前已是硕果累累，杨义与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也是在这方面用力，因此继续踵武前哲很难避免拾人牙慧。开辟新生面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是叙事并非只诉诸语言文字这一种媒介——学界目前反对“文本中心主义”的呼声甚为强烈，以小说研究为叙事学主业的惯性操作正面临严峻挑战。热奈特认为，叙事学按其名称narratology来说应当讨论所有的故事，实际上却是围绕着小说，把小说看作不言而喻的范本。[88]换言之，如果一味依赖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本，忽略汇入叙事长河的其他源头活水，我们的研究无法达到应有的深度与广度。巴特认为“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

对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请想一想卡帕齐奥的《圣于絮尔》那幅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而且，以这些几乎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89]

赵毅衡在其新著《广义叙述学》中批评巴特举例不当：“巴尔特开出的长单子，严重地缩小了叙述的范围，因为他感叹地列举的，都只是我们称为‘文学艺术叙述’的体裁。在文学之外，叙述的范围远远广大得多。”[90]

然而广义叙事的范围实在过于宽广，由于力有未逮，我们只能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特别能显示中国叙事谱系的对象。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强调了源自尼采的“谱系学”（genealogy）概念，赫尔曼对“谱系”作了这样的界定：

谱系是一种调查方式，试图发掘被忘却的内在关联性，重新建立已经模糊了的或不被承认的宗代关系，揭示可能被视为各不相同、互不相关的各种体制建构、信念系统、话语或分析方式之间的关系。[91]

当前的中国叙事学研究应致力于这种谱系学意义上的调查，让“被忘却的内在关联性”脉络浮现，使“已经模糊了的或不被承认的宗代关系”复归清晰。以本书第四章对青铜器上“前叙事”的研究为例。青铜时代长逾千年，青铜器上的元书写构成了后世叙事活动的逻辑起点，仔细观察青铜器上富于意味的原始符号，特别是那些构成汉字前身的纹饰与图形，可以发现它们与后世之“文”存在诸多相同之处——其中既有段落、单元与章节，也有主题、结构与功能。就组织方式而言，此类符号无可置疑地构成了后世各类叙事的先导。叙事学领域的初入门者多倾倒于巴特等人从叙事作品中提炼的网状归并结构，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已深谙青铜器上花纹网饰的“编织”之道，这种“编织”意识后来沉淀在古代文论的深层，但我们偶尔也能察觉其露头的痕迹，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的“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以及金圣叹对《水浒传》第八回评点中的“依枝安叶，依叶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须”等表述。青铜时代历时一千五百多年，现代一些文类在青铜器上还可以找到它们共同的祖先，研究“前叙事”有利于我们认识叙事传统的其来所自，这就像“人体解剖”能从“猴体解剖”中获得许多启迪一样。除了青铜器之外，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含事”器物还有陶瓷，本书第五章对这一器物也作了类似探索，兹不赘述。

其二为考察时段的提前。

前面提到的“长时段”考察自然也是一种“提前”，但这里主要指考察叙事长河的起源阶段。万变不离其宗，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萌芽状态与原生环境，因此必要时研究者应回到“前小说”甚至“前叙事”之前，探讨叙事的初始形态及其对后世叙事的影响。本书第一章称“前叙事”之前的叙事称为“元叙事”，也就是鸿蒙初辟之时与太阳运行有关的故事讲述。作为太阳神话的前身，这一古老对象几乎是不可考的，屈原《天问》中的“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道出了后人的困惑，但它在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中还是会留下星星点点的印痕，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合适的方法，仍有可能管中窥豹见其一斑。至于这种管窥蠡测的意义，我们不妨先来看对深层结构的探寻。经典叙事学认为叙事的表层结构是由深层结构转换生成，即故事世界的种种矛盾冲突，均来自潜隐在深层的二元对立及其相互激荡，但深层结构中的二元对立又是从何而来，以及深层对立如何转换为表层冲突，西方的经典叙事学一概付诸阙如。而东方的《易经》却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线索：如果把《易经》中的“太极”看作抽象化了的太阳，那么“太极生两仪”就是一则高度抽象的“元叙事”，也就是说太阳的白天运行划分出“光明与黑暗二分的世界”。“二分”之后出现“阳/阴”这样一对原始范畴，它可以说是宇宙间诸多二元对立之母，这些二元对立包括方位上的“东/西”、亮度上的“明/暗”、温度上的“暖/冷”、高度上的“上/下”、性别上的“雄/雌”、时间上的“昼/夜”和色彩上的“白/黑”，等等。而与这些状态相联系的还有行动意义上的一批二元对立，如“醒/睡”、“活/僵”、“荣/枯”、“起/卧”、“动/静”和“生/死”，等等。由于上述状态与行动紧密地对应于太阳的东升西落，伴随着太阳的移动而向各自的对立面转化，这一过程堪称深层对立转化为表层冲突的最佳例证。

接下来再看“元叙事”对表层冲突的影响。较之于白天太阳“一览无余”的从东到西，先民想象中夜太阳的自西而东更具冲突性，因为西沉之日似乎是要经过一番挣扎才能从黑暗的地底下重返东方。人类学家称此为光明与黑暗相争的“自然戏剧”：“日每天都被夜吞噬掉，后来又在黎明时获得解放。……伟大自然戏剧中的这些场面——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冲突，一般地说，提供了一些简单的事实。在许多国家，多少世代以来，这些事实采取神话的方式而成为关于‘英雄’或‘少女’的传奇：他们被恶魔吞掉，后来又被它吐出，或从它的腹中被解救出来。”[92]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口头叙事中，发现了大量诸如此类由魔兽体内穿腹而出的故事。由此我们看到表层冲突从无到有的演进历程：太阳被黑暗吞噬和吐出的自然现象，激发了关于故事主人公从怪物体内脱险的人间想象，“自然戏剧”就这样孕育了“英雄”与对手搏斗的神话，神话又随时间推移而衍变为民间传说以及接踵而来的各种体裁的叙事。

以上穷根究底般的探源旨在说明，太阳在先民眼里的从东到西以及在夜间想象中的自西而东，乃是原始叙事中深层结构与表层冲突的渊源所在。不仅如此，太阳运行的周而复始与循环不息，容易使地面上的仰视者产生出一种“以圆为贵”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又会影响到对叙事结构的审美反应。《文心雕龙》中多次出现“首尾圆合”“首尾一体”“首尾相援”和“首尾周密”之类的提法，说明刘勰非常看好开端与结尾复合的圆形结构，杨义则认为“中国比较完整的叙事作品的深层，大多运行着这个周行不殆的‘圆’”。[93]据此看来，太极图上那对首尾相衔的阴阳鱼，简直就是“元叙事”的符号象征，它们和汤盘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样，体现出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日新不已的进取精神。

其三为研究范式的转换。

范式转换的要义在于突破学科界限，将叙事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相糅合，针对不同问题设计出不同途径的解决方案。前面我们提到学科之分本系人为，这里要强调的是学科方法也属“一体无分”，很难说哪种理论工具能为某门学科所专美。中国叙事学涉及的问题有许多不属于传统意义的文学，因此只有开展“知识考古”般的四处寻访与刨根问底，从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符号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广泛征求工具与材料，才有可能探明和捋清中国叙事的谱系，为中国叙事传统的发生与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前面的讨论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叙事学研究不应只是西方学者擅长的文本细读，还应通过“长时段”、大范围的调查获得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两方面的操作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巴特在《S/Z》中有言：

文本是一个能指的星系，而不是一个所指的结构；它没有起始，是可逆的；我们通过好几个入口进到其中，但任何一个入口都不能被确认为是主要入口；它调动的代码“无止境”地显现，不可确定（除了偶然情况，其中的意义从不接受一个判定原则）；各种意义系统可以控制这个绝对多元的文本，但它们的数目没有穷尽，因为量度单位是语言的无限。[94]

本书之所以特别强调研究范式的不拘一格，就是因为看到了意义系统的变动不居——“能指的星系”在叙事的天幕上变幻闪烁，没有哪种途径是进入其中的“主要入口”，更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入口，似此最好的办法是熟悉各个入口以便适时进入。此外，就像人类学认为孤立地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没有意义一样，要懂得中国叙事唯有将它与其他民族的叙事放在一起“对读”，这种相互映发或能产生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说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效应：事物之间的差异有时就像正常的眨眼和有意识的递眼色，唯有多维度多层次的“扫描”方能揭示其庐山真面目。[95]

以第六章对四大古典小说的研究为例，虽然既有的研究多以“分而论之”的方式进行，但人们说到四大小说时往往将其“打包”为一个整体，这里面一定有非常深刻的内在缘由。从“契约”分析法这一“入口”进入之后，本人感觉四大小说就像是一个故事，因为这些故事中的“英雄”都分别与正统和非正统方面签订了“契约”，其主要行为均可用“立约”“履约”“违约”“受赏”“受罚”等功能来描述，而这些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全都具有正统与非正统的双重身份——贾宝玉既是荣国公之孙又是来讨孽债的神瑛侍者，孙悟空既是齐天大圣又是异类猴精，宋江既是“星主”又是造反头领，刘备既是“皇叔”又是桃园三结义的兄长。如此一来他们就都陷入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与正统方面签订的大契约用社会责任感压迫他们，与非正统方面签订的小契约用人性的自然萌动催促着他们，然而他们都强自挣扎为履行大契约尽了努力，并因此而付出沉重的心灵代价。这种表层叙述结构的相似，缘于四大小说拥有一个共同的深层叙述结构，而这一深层叙述结构又可印证我们古人的深层心理结构。

由于这一“入口”的选择获得了一些鼓励，本人曾想过把它复制到对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的研究上来，因为四大传说似乎也有共同的深层叙述结构，但是仔细斟酌之后这一冲动被按捺了下去，因为民间传说本身就是一目了然“透明见底”的，再作一番深层叙述结构的追踪已无必要。多年之后本人终于悟出，把握四大传说的关键在于洞察其“间性”或曰“互文性”——“互文”这个来自古汉语的修辞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不难接受，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之类“互文见义”的表述，把握“互文”的关键在于将分开来的表述当成一个整体，同理，唯有将四大传说看作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序列，让它们彼此呼应、补充和激荡，其隐含的意义才能真正被召唤出来。第七章从“互文”这一入口进入观察，发现四大传说中行动的主动方均为追求变化的女性，她们或希望获得与男性平等的身份，或努力进入与对方同样的状态，此类“趋同”的愿望不啻是事件演进的驱动器。四大传说的相互契合和渗透，还表现为情节动力均来自女主人公、伦理取位均与正统观念相悖、传说结尾均有一抹亮色、人物身份对应士农工商以及故事时间覆盖春夏秋冬等。[96]如果没有汉语修辞学提供的“互文”这一入口，以上所见都不可能获得。由此本人还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总是用同一个“套路”去应对中国叙事学中的各个不同问题，挥舞不休的总是那么几件自己觉得得心应手的工具，那么这种研究很有可能陷入机械重复的泥淖。

其四为既有观念的“裂变”。

将青铜、陶瓷等“含事”器物纳入视野已具观念变革性质，但这些还只是研究对象的“扩容”，最需要发生“裂变”的是既有的一些叙事观念。例如，由于叙事的本质是“叙述事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卷入叙事的行动，静态描写因此被许多人排除在叙事研究之外。然而古代叙事的一大妙处在于“静”往往是“动”的前奏，忽视“动”“静”之间的潜在联系，必将导致我们与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叙事策略失之交臂。第九章认为，《水浒传》第十八回用“坐定时浑如虎相，行走时有若狼形”形容宋江的外貌，意在透露其胸中为县衙文员身份遮蔽的“虎”气与“狼”性，那些留意到这一暗示的读者，更容易理解宋江后来为什么会挥刀“怒杀阎婆惜”。《红楼梦》第七十四回王夫人用“水蛇腰”形容晴雯体形，其间又对王熙凤说此人“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这些细节委婉地提示宝玉的母亲对林黛玉印象不佳，曹雪芹在这里为“木石前盟”的破碎埋下了伏笔。《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刘备生得“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季羡林说这种佛相与《三国志》等史书中的帝王形象一脉相承，[97]因此长臂大耳的叙事语义为来历不凡与天命所归，更具体地说就是预示这种长相的人未来将有一番载入史册的作为。西方叙事学家中如今也有人开始注意静态描写中蕴藏的行动能量，斯滕伯格把“描述词”称为“定时炸弹”，[98]此说未免有点夸张，但在揭示静态描述的叙事功能方面却是一针见血。

比“重‘动’轻‘静’”更需要引起反思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引起足够警觉的“重‘视’轻‘听’”观念。如果说前已论及的“失聪”是中西文论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最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应该是中国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说中国人为“听觉人”，中国文化是倚重听觉的精致文化，[99]他对中国文化究竟了解多少固然值得怀疑，但相对于西方而言，传统上我们确实更重视从听觉这一“入口”进入经典。曾国藩如此告诫家人：“《四书》《诗》《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100]第十章因此提出中国叙事学的一项要务为“重听”经典——当前这个“读图时代”把视觉拔高到“视即知”的云端，似乎其他感觉都可以忽略不计，“重听”作为对这种倾向的一种“反拨”，有利于纠正视听失衡导致的“偏食”习惯。《红楼梦》第七十五回贾珍与众人喝酒至三更时分，忽然听见隔壁祠堂内“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毛发悚然”，这声音究竟是何人所发，作者没有明确交代。联系该回回目中的“开夜宴异兆发悲音”来推断，这一“悲音”应是贾府衰亡曲的前奏，也就是说“白玉为堂金作马”的富贵之家从此将一蹶不振，祠堂内的列祖列宗为此对不肖子孙发出了痛心的长叹。现代人阅读之弊在于只凭眼睛狼吞虎咽，叙事中许多精微之处都被买椟还珠，而从听觉渠道重新接触经典，相当于用细嚼慢咽方式消费美食。卡迪—基恩在“重听”伍尔芙小说之后说：“通过声学的而非语义学的阅读，感知的而非概念的阅读，我们发现了理解叙事意义的新方式”，[101]这一概括也适用于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

其五为“地方性知识”的介入。

格尔茨认为“普遍性知识”之外还有“地方性知识”存在，两者并无高低优劣之别。[102]本人觉得需要强调与补充的是：如果真有所谓“普遍性知识”的话，那么它也是由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汇聚而成——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叙事学，统统属于“地方性知识”的范畴，单凭哪一方的经验材料都不可能搭建起“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学大厦，经典叙事学在总结“叙事语法”上的失败亦可归因于此。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中国目前的叙事学研究尚未进展到可与西方相颉颃的地步，理论语言的捉襟见肘常使我们感到“底气”不足，为此需要尽快建立能接上自己“地气”的话语体系。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提到过“理论的旅行”，旅行中的理论和旅客一样都有可能因不服水土而出现种种不适症状，[103]所以我们这边有人主张停止对西方话语的过度搬运，下大气力实现中国叙事学的“本土化”。[104]事实的确是这样，一味依靠植根于西方的学术理路与表达方式，很难描摹出中国叙事的独特面貌，也无法说明这种面貌的其来所自。而如果让“地方性知识”介入进来，我们不但会发现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叙事，还能洞察到这一方叙事的许多奥秘，这些都是戴着别人“眼镜”所看不到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第十二、十三章对本人家乡的两则乡土传说做了一些考察。亚欧非三大洲广泛分布的羽衣仙女传说起源于古代豫章地区，本人发现其故事形塑与传播流变主要取决于“水”“鸟”“船”等地方因素。“水”：江西从总体上看是一块巨大的稻作湿地，这种亲水环境加上炎热天气，为女性露天洗浴的民间风气提供了条件，所以故事中会出现“解衣”“窥浴”和“窃衣”等撩人想象的事件；“鸟”：故事中仙女化身为白鹤，而现实中全球98％的白鹤在亚洲最大的湿地鄱阳湖越冬，这一事实再有力不过地证明候鸟王国江西乃是孕育人鸟恋故事的温床；“船”：千里赣江在古代中国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黄金水道”，百无聊赖的船客最多的消遣便是讲故事——“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白鹤传说应该就是这样从江西走向世界各地。许逊传说与赣鄱之水的关系更为密切，水患频仍使得该传说在鄱阳湖流域长期为人讲述，代表洪水的孽龙最后被许逊降服，反映了赣人战胜自然灾害的强烈愿望。许逊的“铁树镇蛟”实际上是启迪人们植树造林，其谶语“天下大乱，此地无忧”意为广种树木之后，江西将具有旱涝保收的地区竞争优势。然而该传说中还藏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信息，这就是对自然伟力不能以硬碰硬——许逊对孽龙既有斗争也有妥协，对其子孙也不是赶尽杀绝，但这一重要信息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得到过认真对待。江西的“与湖争田”始于唐宋，近代以来滨湖地区的围垦变本加厉，直至1998年特大洪水发作，人们才认识到“虎口夺粮”得不偿失，于是有了“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顺应自然的行为。要是许逊传说能及早得到正确解读，这段历史弯路或许可以避免。从包括乡土传说在内的传统叙事中寻求启迪，仍然是现代人要做的一项功课。研究中国叙事学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这就是我们用“地方性知识”来为“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之途”画句号的原因。

以下按“初始篇”“器物篇”“经典篇”“视听篇”“乡土篇”这样的顺序展开讨论。

[1]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2]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译，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3]同上书，第2—10页。

[4]兹维坦·托多罗夫：《从〈十日谈〉看叙事作品语法》，黄建民译，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77—182页。

[5]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页。

[6]以该书第四章“语式”（mode）为例，热奈特一开始承认，按照严格的语言学定义，叙事文的“语式”只能是直陈式，但接下来他话锋一转，指出在“语式”的经典定义中仍有供“叙述语式”回旋的余地：“利特雷在确定语式的语法含义时显然考虑到这个功能：‘这个词就是指程度不同地肯定有关事物和表现……人们观察存在或行动之不同角度的各种动词形式’，这个措辞精当的定义在此对我们十分宝贵。讲述一件事的时候，的确可以讲多讲少，也可以从这个或那个角度去讲；叙述语式范畴涉及的正是这种能力和发挥这种能力的方式。”（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正是凭着这一语言学支点，热奈特为自己创造的“叙述语式”（narrative mode）开辟出了讨论空间。

[7]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叙事理论的历史（下）：从结构主义到现在》，马海良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8]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9]“物理学钦羡（the physics envy）”一语由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最早提出。“别的研究领域，也有人执著于让自己的学科成为确切的科学。被那时以后一直存在的‘物理学崇拜’（按即‘物理学钦羡’）所困扰，于是就动手把自己知道的任何一点东西转化成数字，并进而做出方程式，号称自己有预言的能力。我们至今仍有这东西，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我恐怕，在文学批评和语言学，也都有的。”刘易斯·托马斯：《人文与科学》，载《聆乐夜思》，李绍明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

[10]“总之，小说这幢大厦不是只有一个窗户，它有千千万万的窗户——它们的数目多得不可计算；它正面那堵巨大的墙上，按照各人观察的需要，或者个人意志的要求，开着不少窗户，有的已经打通，有的还在开凿。这些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窗洞，一起面对着人生的场景，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它们提供的报导，比我们设想的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作者序》，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页。

[11]“由于视角、视野和视点是过于专门的视觉术语，我将采用较为抽象的聚焦一词，它恰好与布鲁克斯和沃伦的‘叙述焦点’相对应。”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12]“‘Focalization’，perhaps one of the sexiest concepts surface from narratology's lexicon，still garners considerable attention nearly four decades after its coinage. The entry for the term in the onlin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is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one，roughly 400 page views ahead of the second most popular，for‘author’.”David Ciccoricco，“Focalization and Digital Fiction，”Narrative，20.3（2012），p.255.

[13]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Cornell Univ. Press，1978，p.154. 该书讨论的范围虽然包括了电影，但“摄影眼”所属的那节文字只涉及小说。

[14]Seymour Chatman，Coming to Terms：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Cornell Univ. Press，1990，pp.139—160.

[15]玛丽—劳勒·莱恩：《电脑时代的叙事学：计算机、隐喻和叙事》，载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4页。

[16]Manfred Jahn，“Windows of Focalization：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a Narratological Concept，”Style，30.2（Sum. 1996），pp.241—267.

[17]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7—108页。

[18]玛丽—劳里·瑞安（一译玛丽—劳勒·莱恩）：《叙事与数码：学会用媒介思维》，陈永国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1—614页。

[19]国内确有人将“focalizer”（观察者）与“auscultator”（聆察者）译为“聚焦器”与“听诊器”，见本书第十章。

[20]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作者序》，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页。

[21]“用乔纳森·卡勒的话来说：‘语言学不是解释学’，意思是，语言学并不对具体言说做出解释，而是对符合语法的形式和序列得以产生和处理的可能条件进行一般性说明。同样，叙事学家们也认为，不应该将叙事的结构分析看作阐释的侍女，从根本上来说，叙事学的目的就是做分类和描述工作。”戴维·赫尔曼：《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马海良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22]申丹：《新叙事理论译丛·总序》，载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23]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引言》，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戴卫·赫尔曼又译戴维·赫尔曼。

[24]同上书，第23—24页。

[25]乔纳森·卡勒：《当今的文学理论》，生安锋译，《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该文介绍西方当代文论的六大趋势，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叙事学的“卷土重来”，并对其认知论与跨学科趋势作了重点分析。

[26]玛丽—劳勒·莱恩（一译玛丽—劳里·瑞安）：《文本、世界、故事：作为认知和本体概念的故事世界》，杨晓霖译，“第四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六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2013·广州）大会交流论文。

[27]戴维·赫尔曼：《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马海良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21页。

[28]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叙事理论的历史（下）：从结构主义到现在》，马海良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29]James Phelan，“Who's Here？Thoughts on Narrative Identity and Narrative Imperialism，”Narrative 13.3（Oct.，2005），pp.205—210.

[30]“在韦勒克和沃伦将叙事看作跨文类现象的观点与后来巴特所作的类似表述之间寻找家族相似性是颇为可取的。”戴维·赫尔曼：《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马海良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31]“叙事化就是将叙事性这一特定的宏观框架运用于阅读。当遇到带有叙事文这一文类标记，但看上去极不连贯、难以理解的叙事文本时，读者会想方设法将其解读成叙事文。”Monika Fludernik，“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ed.）David Herman. Stanford：CSLI，2003，p.251.

[32]弗雷德·伊夫莱特·莫斯：《古典器乐与叙事》，周靖波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0页。

[33]“‘叙事医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的内科医生、文学学者丽塔·卡伦在2001年提出的新名词，这也意味着文学与医学进入了叙事医学的时代。”郭莉萍：《叙事医学：医学人文的新形式》，《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0日。

[34]艾莉森·布思：《拉什莫尔山变化的脸庞：集体肖像与参与性的民族遗产》，乔国强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4页。

[35]佩吉·费伦：《表演艺术史上的碎片：波洛克和纳穆斯通过玻璃，模糊不清》，周靖波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0页。

[36]彼得·布鲁克斯：《法内叙事与法外叙事》，陈永国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1页。

[37]“在显见于吴尔夫（按即弗吉尼亚·伍尔芙）短篇小说《丘园》的一种再现模式中，声音发自许多声源，分布在空间各处，但却通过一个固定的观者而被听诊（按即聆察）。在另一种模式中，也就是《达洛威夫人》中在大本钟报时的时刻捕捉到的，声音发自一个固定的声源，向分散在不同地点的听诊者（按即聆察者）扩散开去。”梅尔巴·卡迪—基恩：《现代主义音景与智性的聆听：听觉感知的叙事研究》，陈永国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6页。

[38]“我们这部法律，溯渊源，究民事，讲思想，合科学：仰赖这部搞分离的法律，我们将书法家置于这一边，画家置于那一边，小说家安于这一边，诗人安于那一边。而写却是一体无分的：中断在在处处确立了写，它使得我们无论写什么，画什么，皆汇入纯一的文之中。”罗兰·巴特：《字之灵》，屠友祥译，载《文之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39]亚理斯多德（通译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8—29页。

[40]海登·怀特：《历史的诗学》（《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前言”），陈永国译，载王逢振主编：《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年，第46—47页。参见：卢波米尔·道勒齐尔：《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载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1、183页。(www.xing528.com)

[41]申丹等：《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42]如杰拉德·普林斯、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苏珊·S.兰瑟、布赖恩·麦克黑尔、玛丽—劳勒·莱恩、布赖恩·理查德森、梅尔巴·卡迪—基恩、罗宾·R.沃霍尔、雅各布·罗斯、沃尔夫·施密德、大卫·里克特、迈尔·斯滕伯格、塔玛·雅克比、约翰·彼尔和鲁思·佩基等。

[43]谢天振：《中国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

[44]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浦安迪演讲：《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需要指出，浦书的英文标题为Chinese Narrative（中国叙事），而不是Chinese Narratology（中国叙事学）。

[45]柯庆明、萧驰主编：《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

[46]“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载《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1—292页。

[47]“咄！二十世纪之中心点，有一大怪物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叩而鸣；刺人脑球，惊人眼帘，畅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庄，忽而谐，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劝，忽而讽，忽而嘲；郁郁葱葱，兀兀矻矻；热度骤跻极点，电光万丈，魔力千钧，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于文学界中放一异彩，标一特色，此何物欤？则小说是。自小说之名词出现，而膨胀东西剧烈之风潮，握揽古今利害之界线者，唯此小说；影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者，亦唯此小说。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广。是以列强进化，多赖稗官；大陆竞争，亦由说部。”陶祐曾：《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游戏世界》1907年第十期，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年—1916年）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6页。钱大昕称小说为儒、释、道三教之外的第四教，并说“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钱大昕：《潜研堂集》卷十七“正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4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8页。梁启超还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载吴松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与此相似，鲁迅也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1页。

[49]“列强进化，多赖稗官”这一观点的得出，与日本明治时期启蒙学者借助小说开化民智有直接关系。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的杂志《新小说》得名于日本1889年和1896年两次创办的同名杂志，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新小说》创刊号的首篇，其中云：“于日本明治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参看彭修银：《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确立中的日本因素》，“当代文论与批评实践”高端学术研讨会（2013·重庆）大会交流论文。

[50]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六九号；载陶玮选编：《名家谈孟姜女哭长城》，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2—20页。

[5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52]董乃斌：《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董乃斌主编：《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53]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3页；傅修延：《叙事：意义与策略》，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54]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2页。

[55]“中国自身的古白话是何时转化为欧化白话的？这要归结到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创作了最早的欧化白话文。……我们先看欧化白话的白话小说。西方长篇小说最早完整译成汉语的，当推班扬的《天路历程》，翻译者为西方传教士宾威廉，时间在1853年。”“《天路历程》中有大量第一人称的限制叙述，这种叙述与中国传统小说的第一人称说故事叙述不同，它是严格按照第一人称所见所闻的限制视角叙述，甚至把第一人称限制叙述和第三人称限制叙述交替进行。它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第一人称叙述，带有很强的抒情性。这些特点都是中国传统小说很少出现的，在白话小说中更是属于创造性的发现。”袁进：《重新审视新文学的起源》，《解放日报》2007年3月11日。

[56]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7]“尽管后来的受述者不复为冥冥中的神道，但甲骨问事的精神却在记事者血脉中代代流淌。中国的史官精神，其核心就是认为记事之笔外关神明内系良知，对所记之‘事’绝对不能苟且。”“青铜铭事开始了中国的‘铭事’传统，从这以后，在大型硬质载体上铭勒文字不单意味着牢固地记录事件，其仪式上的意义还为隆而重之地将所记内容昭告天地神明。进入铁器时代后，随着更为锋利的凿刻工具的产生，出现了勒石记事这种新的时尚。以后每逢历史上发生大事，便会有相应的铭金勒石之作，人神共鉴的叙事意味在碑碣、钟鼎文章中不绝如缕。即使在无神论时代，这种传统仍保留了下来。”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43、66页。

[58]歌德：《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5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1页。

[60]“初看上去，小说（按指《儒林外史》）似乎是采用了最一般的‘转移式’结构，叙述不停地由此轴心转移到彼轴心。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些轴心的绝大多数是在显示儒林中的‘礼崩乐坏’——士大夫高尚的精神追求被庸俗的社会污染破坏，只有极少数轴心意在指出‘礼失而求诸野’——惟有在民间和基层才可找回维系民族的礼乐文明。小说中第一个轴心是画荷花的王冕，最后一个轴心是焚香烹茶的于老者与奏高山流水的荆元，他们同是未受污染的‘嵚崎磊落’之士，同样都能以艺术家的脱俗气质审视人生。”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13—114页。

[61]鲁迅：《致许寿裳》（1919年1月16日），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7页。

[62]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载《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63]当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俄罗斯民族为“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就此评论道：“这些话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真正的爱，这种爱使他因大俄罗斯民众缺乏革命精神而忧心忡忡。”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载《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

[64]托·斯·艾略特（通译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65]白璧德：《论创新》，载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66]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载《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9页。

[67]鲁襄公三十年宋国发生火灾，列国大夫会于澶渊商议筹财补偿，由于会后不认账，孔子在《春秋》中不书诸大夫之名，仅以“晋人”“齐人”“宋人”等代之，以此谴责他们言而无信。

[68]“按印度三藏原典演绎佛旨，多数场合好以偈颂、长行交替使用，即先设一段散文说法，然后再缀一段韵文提挈其要领，如是散、韵相间，互为证发，循环反复，逐段配置，直至全帙的终了。”陈允吉：《汉译佛典偈颂中的文学短章》，《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69]“每卷（宾威廉翻译的《天路历程》）结束时，都有‘诗曰’，有一首绝句，这是原作中没有的。”袁进：《重新审视新文学的起源》，《解放日报》2007年3月11日。

[70]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88页。

[71]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载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页。

[72]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0页。

[73]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载陈寅恪撰、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3页。

[74]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载陈寅恪撰、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17页。

[75]《庄子·齐物论》：“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韩非子·杨权》：“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老子·第三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这些全都押韵。汉代张衡《思玄赋》末段起句为“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兮只怀忧”，唐代王勃《滕王阁序》末段起句为“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宋代欧阳修《秋声赋》末段起句为“草本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这些也都押韵。本书第八章对中国叙事传统的“韵散结合”有更多举证。

[76]“六朝那些鬼神志怪的故事，一般说都是很短的，每篇只谈一个故事，从头到尾，平铺直叙。但是到了唐初，却出现了像王度的《古镜记》这样的小说。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故事作为骨干，上面穿上了许多小的故事。这种体裁对中国可以说是陌生的，而在印度则是司空见惯的事。……巴利文《佛本生经》（Jā taka）是以佛的前生为骨架，把几百个流行民间的故事汇集起来，成了这一部大书。”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印度文学在中国》，载《季羡林文集》（第四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177页。该书第177页也言之凿凿地重复了陈寅恪的观点：“（韵文和散文互相间错）这种体裁也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来自印度。”

[77]陈寅恪：《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载陈寅恪撰、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92页。

[78]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载陈寅恪撰、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9页。

[79]《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出场，叙述者对其的评价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联系此前加在贾宝玉头上的“混世魔王”、“惫懒人”等名号，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让叙述者用“不可靠叙述”去“误导”读者，读者在进一步阅读中自会对这个人物得出自己的认识。

[80]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82—185页。

[81]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古人心目中的“史”富文采善修饰，“史才”之语与《论语·雍也》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异曲同工，新历史主义之论可谓瞠乎其后。

[82]白居易：《授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

[83]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载陈寅恪撰、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51—252页。

[84]陈寅恪：《论〈再生缘〉》，载陈寅恪：《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67页。

[85]“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答问》，载《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0页。“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致许寿裳》（1919年1月16日），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7页。

[86]傅修延：《“二合”——汉语叙事的优雅传统》，载乔国强主编：《叙事学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六章“汉语文本的独特性”，第199—220页。

[87]本人于1993—1996年间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叙述学”。

[88]Gerard Genette，“Fictional Narrative，Factual Narrative”，Poetics Today，11.4，（Win. 1990），p.755.

[89]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译，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90]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91]戴维·赫尔曼：《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马海良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92]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

[93]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18页。

[94]罗兰·巴尔特：《S/Z》（节译），车槿山译，《法国研究》1990年第2期，第34页。

[95]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96]傅修延：《互文的魅力——四大民间传说新解》，《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97]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6页。

[98]“一个被描述为相貌好看的女人迟早会成为爱或欲望的对象。或者，如果把一个人介绍为具有特别的天赋，无论他是猎手还是智者，我们都会满怀信心地期待其才能得到展示。所以，描述词始终是一颗定时炸弹，一定会在叙述者（以及上帝）方便的时候爆发成行动。”梅尔·斯滕伯格（通译迈尔·斯滕伯格）：《静态的动态化：论叙事行动的描述词》，尚必武译，“第四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六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2013·广州）大会交流论文。

[99]“中国文化精致，感知敏锐的程度，西方文化始终无法比拟，但中国毕竟是部落社会，是听觉人。”麦克鲁汉（通译麦克卢汉）：《古腾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赖盈满译，台北：猫头鹰书房，2008年，第52页。

[100]见《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

[101]梅尔巴·卡迪—基恩：《现代主义音景与智性的聆听：听觉感知的叙事研究》，陈永国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8页。

[102]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按吉尔兹即格尔茨。

[103]爱德华·赛义德曾如此概括“理论的旅行”：“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的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

[104]陈保菊、王瑛：《追索与反思：本土化视野下的叙事学研究——以傅修延叙事学研究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