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中国：魏晋玄学的发展与背景

杜牧

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

千烧万战坤灵死，惨惨终年鸟雀悲。

杜牧（803～853）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

锢党：指党锢之祸。

汉鼎：指汉朝的统治。

清谈：魏晋时人崇尚空谈玄学的风气。

空解识胡儿：是说清谈不能挽救西晋被胡人灭亡的命运。

千烧万战：指洛阳多次经过战火洗礼。

坤灵：地神。(www.xing528.com)

这首诗是杜牧在东都洛阳任职时所作，当他想到被战火毁坏的汉魏洛阳故城时，希望唐朝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诗中提到的"清谈"，是魏晋时非常流行的社会现象，这与当时的玄学思潮是分不开的。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繁琐的两汉经学的一种哲学思潮。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即宇宙最终存在的根据问题，亦即本体论的问题。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带有"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都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把宇宙的全体看成是由万物自身所构成的。

东晋史家袁宏把玄学的发展划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即西晋）名士三个不同阶段。当代学者基本上承认这一划法，但把东晋也看作一个阶段。

正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王弼《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应当反映自然。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玄学家的著作也多采用问答辩论的文体。王、何等人出自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辩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玄学在短时间内蔚然成风。

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

西晋玄学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和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哲学上反对在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的本体，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郭象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论思想，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独化"的概念，把崇有论推向极端。

东晋玄学以张湛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主张纵欲主义人生观，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