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是欧洲文学史上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家。尽管他创作剧本的数量不如莎翁那么多——二十六比三十七，但他的戏剧却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他被公认为是近代和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开山鼻祖。尽管英国王尔德的作品在翻译语种和出版数量上多于易卜生，但从思想高度和境界而言，“折翅的悖论大师”还无法超越易卜生。哪怕是百年后的今天，易卜生的戏剧仍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仍然是欧洲舞台上被上演得最多的戏剧。王尔德也好，萧伯纳也好，都是他的“学生”。
易卜生诞生于克里斯提安尼亚以南不远的美丽海港小城希恩（Skien）的一个殷实的商贾之家，祖籍为丹麦。他七岁那年父亲经商破产，全家不得不搬出城里的豪宅住到乡下；父亲开始酗酒，家里靠贤惠的母亲支撑。他十五岁不得不辍学去一家药房当学徒，并开始写剧本。十八岁时，他贸然和长其十年的女仆爱利丝有染，意外生下一男婴，年轻失足。他放弃了读大学的念头，一心想成为一个剧作家。二十二岁那年他发表了两部剧本，第一部没能够上演，但第二部《武士冢》终于搬上了舞台；虽不算成功，至少使他有资历可以到卑尔根新建的挪威剧院工作。
易卜生的成功之路是漫长的。卑尔根的八年和接下去首都的六年都未有突破，加上挪威的环境让他感到沉闷，他离开挪威，开始了整整二十七年的欧陆生涯。恰恰是在欧洲大陆，他进入了黄金时代。1864年他到了意大利定居，在这里他的剧本《布朗德》和《培尔·金特》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而奠定了他在欧洲戏剧界的地位。四年后他移居德国德累斯顿，1875年又移居到慕尼黑。在慕尼黑易卜生先后发表了其影响最大的几部剧本——《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和《群鬼》。他的事业走向了辉煌。
《玩偶之家》——即《娜拉》（《Nora》）未必是易卜生最优秀的剧本，却无疑是他最具影响力的剧本，在当年欧洲引发了一场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大辩论。
《玩偶之家》脱胎于其友人的一个故事——奥斯陆银行经理海尔茂有个温馨的家庭，妻子娜拉和他结婚八年，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他“爱”自己的妻子，温情地称呼她“小宝贝”、“小鸽子”。事发于他要解雇职员柯洛克斯泰，后者就写信向他告发他的妻子娜拉曾经冒名借款的事，以此来威胁他。原来，几年前海尔茂患病，娜拉因手头没钱，不得不背着他假冒自己父亲的签字，向银行借债送丈夫去疗养。这些年来她省吃俭用以积攒的钱还清了这笔债。想不到海尔茂看了柯洛克斯泰的信后居然对娜拉大发雷霆。然而当柯洛克斯泰表示可以不再提此事时，海尔茂又对娜拉亲热起来。这终于让娜拉看清了丈夫的虚伪，意识到自己在家中只不过是丈夫的玩偶。她终于走出了这个家。
易卜生在他的戏剧里对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引而不发”，不给出答案。《玩偶之家》形象生动地揭露了市侩和男权社会的虚伪，它的上演在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娜拉》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也曾经是热烈讨论的大话题，在多个大城市热演不衰。李叔同和曹禺都曾经反串女角扮演过剧中的娜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在1918年发表过《易卜生主义》洋洋万言的长篇评论。此文现在重读，依然觉得切中当今的时弊。《娜拉》的呼声就是让青年女子冲破封建的牢笼走出去。值得一提的是，在“娜拉何处去”的各种高调的讨论中，鲁迅唱的是反调，他看到了“出走”背后的问题：出走了之后怎么办？生活还要继续。鲁迅认为，没有经济独立的“娜拉”们，出走后要么沦落，要么重新回家。
易卜生对娜拉出走的后果并不交待，留给社会去讨论，被誉为“伟大的问号”。欧洲的保守势力以“道德”来否定《玩偶之家》，但易卜生不让步，继续写出《群鬼》和《人民公敌》等戏剧，无情地揭露社会上那些披着道德外衣的伪君子。《群鬼》可以看成是《娜拉》的补充，描写一位没有“走出去”的阿尔文太太周围的“群鬼”。在《人民公敌》中，那位坚持揭露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真相的斯多克芒医生，被竭力掩饰真相、制造虚假繁荣的官员和绅士们宣布为“人民公敌”。他在舞台上大声说：“难道我就心甘情愿地让舆论让这些多数派和这些牛鬼蛇神把我打败吗？对不起，办不到！……靠着欺骗过日子的人都应该像害虫似的被消灭干净！”《人民公敌》的结尾，坚持正义的斯多克芒医生成了孤独的少数派，不但自己失去了工作，连同情他的女儿和朋友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今后怎么办？易卜生没有说，其实也根本不必说。这也是个“伟大的问号”，激发观众去思考。这对于一百多年后万里外的东方神州，《人民公敌》还是有着深刻的意义，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腐败，民众不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斯多克芒医生能够站出来吗？！
易卜生最著名的是他的诗剧《培尔·金特》（《PeerGynt》），它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也注入了易卜生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培尔·金特是一个爱幻想却又懒散的青年，他抛弃纯洁的女友索尔维格（Solvijg）浪闯世界，遇到过妖魔，贩卖过黑奴；发财致富也干尽坏事；最终潦倒破产，回到了家乡。诗剧结尾意味深长，培尔·金特在剥一只洋葱，他剥了一层又一层，什么也没有找到。易卜生通过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情节，突出了全剧的哲理——自私、专横地向生活索取的人，最终是一无所有。最后培尔·金特在一直等待他的索尔维格的怀里闭上了眼睛。该诗剧有幸由挪威杰出的作曲家格里格配乐，更为出神入化，扣人心弦。(www.xing528.com)
十九世纪的欧洲泛滥着形形色色的“主义”，当时的评论界就把易卜生式的充满审美的乌托邦伦理道德理想和人道主义理想标榜为“易卜生主义”。就连不喜欢“主义”的胡适在文章里也阐述了“易卜生主义”。其实“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绘，都凸显了积极的人道理想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
易卜生幼年所遇到的家变在他心里埋下了怨恨与无情。同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很相似，易卜生也是双重人格的异数。他富有人道的理想，也特别同情妇女；却唯独对为他生下一个男孩的女仆爱利丝极为冷酷无情，从不过问其生活，直到爱利丝失明后凄凉地死去也没有付过她分文生活费用。当易卜生大红大紫变得很殷实时，也没有接济过四十年不曾联系的贫困中的父亲。他越富有，就越不愿与家人接触，因为家人都是需要他帮助的人。他一个弟弟尼古拉有残疾，生活极其窘困，他从未帮助过他；另一位弟弟奥勒用微薄的收入艰难地养活着苍老的父亲，也从未得到过易卜生的帮助。他们都在贫困凄凉中死去。
易卜生同爱利丝的私生子汉斯相貌酷似其父亲。汉斯生活贫困，在生活实在过不下去时，曾经寻求父亲的帮助。当身无分文的汉斯敲开易卜生寓所的房门时，易卜生也被门前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惊住了，他不得不承认这是自己的孩子。他掏出了五个克郎扔了过去并对他说：“这是给你母亲的，它对你们来说已足够了！”从此，这对父子再也没有见过面。
易卜生希望让阳光照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大鬼小鬼、男鬼女鬼、土著鬼外来鬼……统统曝光，聚而歼之！可那阳光唯独照不到他自己。易卜生所批判的“群鬼” 其实也包括了他自己。也许，是他把社会的人心和丑陋看得太透，透到连自己应有的一份宽容和怜悯都留不住。
挪威文豪易卜生
最后不可以忘记提一下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从1901年开始颁发的奖一直被多少人视作为最高的荣誉，但它却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公正。从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开始，易卜生就被提名为候选人，一直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可惜前两次都榜上无名。1903年那次，他似乎大有希望，可是挪威诗人比昂松（BjørnstjerneBjørnson，1832~1810）却成为了他最大的竞争者。由于两人实力相当，曾经有人建议两人同时获奖，有些院士以不符合评奖章程而否决。由于第一和第二届得主都因病未能亲自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而七十五岁的易卜生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瑞典文学院不希望再次出现得主缺席的尴尬场面，于是就把文学奖单独颁发给了七十一岁依然硬朗的比昂松。在欧洲，历来是诗歌比小说剧本更得天独厚，这也可能有利于比昂松。奇怪的是，瑞典文学院刚以不符合章程否决了两人同时得奖，却在第二年就同时颁发给了两个人。易卜生从此和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这并不是易卜生的遗憾，而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遗憾。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易卜生，丝毫也不会失去他的光芒。相反，没有易卜生的诺贝尔文学奖倒是大为逊色。难怪，当瑞典文学院决定把192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易卜生的崇拜者萧伯纳的时候，遭到了萧伯纳的拒绝。文学艺术通过评奖的途径比高低是困难的，甚至是荒唐的。很庆幸诺贝尔奖委员会没有设立音乐奖，否则真不知道还会出多少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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