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元初的李道纯，是仪真长生观道士，南宗传人。他著有《中和集》，其卷中为《金丹妙诀》。妙诀之首，是四幅丹图，分别为“安炉”、“立鼎”、“还丹”、“返本”。每图配有一诗，其安炉图配诗道：“撑天拄地太模糊，谁为安名号玉炉？曾向此中经锻炼，出无入有尽由渠。”从这首诗里，我们难以知道什么是丹炉。立鼎诗道：“不无不有不当中，外面虚无里面空。决烈丈夫掀倒看，元来那个本来红？”这是一个心的形状。然而“不有”二字，使你难说它是心。这丹鼎、炉灶问题一开始就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接下来是几幅“内药”、“外药”“火候”图，其图说道：“外药可以治病，可以长生久视；内药可以超越，可以出有入无。”并且认为，一般的学道者，必须从外药开始，而德行高尚之士，可直接从内药炼起。而这外药、内药又是修炼的三个阶段。第一、第二阶段，即炼精化气的初关和炼气化神的中关，是外药。其初关是“先要识天癸，生时急采之”；中关是“调和真息，周流六虚。自太玄关逆流至天谷穴交合，然后下降黄房入中宫，乾坤交媾罢，一点落黄庭”。这似乎是钟吕所说的内丹，但是“真息”、“乾坤交媾”之类，则绝非心肾水火之类。这已经是虚化的内丹。然而这还是“外药”，是炼丹的初关、中关。至于钟吕派之内丹，则更是外药之外；而矿物冶炼的外丹，则是外药之外药之外了。那么，内药是什么呢？
内药，先天一点真阳是也。譬如乾卦中一画交坤成坎水是也。中一画本是乾金，异名水中金，总名至精也。至精固而复祖气。祖气者，乃先天虚无真一之元气，非呼吸之气。如乾中一画交坤而成坎，坤中一阴入于乾而成离，离中一阴本是坤土，故异名砂中汞是也。
最后，李道纯讲到内药、外药的异同，认为它们相同处在于都是炼精气神，相异处在于所说的精气神不同。其不同是：
内药：先天至精 虚无空气 不坏元神
外药：交感精 呼吸气 思虑神
研究丹术者，切不可以为讲精气神者都是一家。然而至今，许多自称对道教研究卓有成就的学者，也还是泥象执文，把所谓呼吸气、交感精、思虑神当做丹术的要素，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至少从张伯端以来，所谓的炼丹，并不是要炼这些东西。至于先天至精、不坏元神都是什么，那只有靠个人的领悟，反正它们绝不是通常所说的精气神。炼丹要用的原料或元素如此，那么，这要炼的是什么丹，也就不必多说了。
元末全真道士陈致虚，是李道纯之后又一重要丹术理论家，他的《金丹大要》是元代的丹术名著。
《金丹大要》卷一，列举了历代仙圣事迹，说明一切神仙，一切著作，所论金丹，“唯只先天真一之气而已”。他的老师赵友钦教他，“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他说既然如此，那它就不是天所降，地所出，也非我所有，且非精、非血、非草木，非金石。至于是什么，陈致虚没有明说，因为这样一种存在，是只能用否定的方式去描述的。
内丹之所以为“内”，是说丹鼎炉灶、铅汞水火等皆自身所有，无须外求，然而陈致虚说，这可以作丹的原料，即先天真一之气，并非自身所有，也非天降地出。这可说是继张伯端、李道纯等之后，对内丹术的三阶、四阶虚化。而由于丹鼎炉灶、铅汞水火等并不在体内，这样的丹也不能再称为内丹。如今的研究者仍然多把张伯端、李道纯，直到陈致虚的丹术叫做内丹，实在是引起混乱的根源。
这先天真一之气，也有采取之法。陈致虚说：金丹之要“在于庚方月现，子时癸生，取先天真一之气，是气即黑铅也”。汞的意思，和铅也大同小异。如何采取？陈说：“凡百作为，皆主于意。”也就是说，采取先天真一之气，只是一用意念的过程。至于如何用意念，则又须个人领悟了。而这一点，则被认为是“金丹大要之要”。
卷二说明气分两种：“要知是气之名，须究内外之道。”气之在外者，曰黑铅，即金丹之道。释云佛法，儒曰仁义，道曰金丹，指的都是一个东西。这就是先天真一之气。气之在内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道名踵音，儒谓中和，释云世变，指的也都是一件事物。论述至此，我们也当明白陈致虚的金丹究竟为何物了。
卷三，陈致虚说，圣人之言，“修炼金丹者，炼精气神而已”。精有先天后天之分。精液，那是后天之精；炼还丹的，是先天地之精，这先天之精，“姓金，唤九三郎，讳元晶，号曰金华商夫君，居玉池之西，出入跨虎，乳名婴儿，晚则呼为金公”。气也分先天后天。先天真一之气“姓白，唤太一郎，名元气，号白宇宙主宰素炼郎君，寄居西川，出入乘白马，乳名真种子……”对陈氏这些话，自然更加不能泥象执文。如果认为果然有那么个白马、老虎，甚至有一个和人同形的神灵，可就上了大当。
卷五，陈致虚说：“从古到今，上圣列仙，留下丹经，不肯明示药物一件，其间所指，金木水火铅汞砂银，此皆譬喻。”他引用李道纯内药、外药之论，说高尚之士，可直接修炼内药。从基本理论立场，陈致虚可说和李道纯一脉相通，是李的后学。
卷六，陈致虚认为，读丹经，“求意当求意外之意，参玄要参玄中之玄”。传统的求微言大义、求言外之意的方式，在这里也被进一步发展，或者说是更进至二阶、三阶化了。卷十四，陈致虚明确批评传统的神仙和不死说，认为具体长生是凡俗之论，“有身则为患。仙者，欲去其患者也”，“焉有白日而飞肉尸者”。如此看待神仙、金丹，和传统的神仙说、丹药观可谓大相径庭。
陈致虚还著有《悟真篇注》等丹书。在这些著作中，陈致虚也像苏轼、苏辙等人一样，把道教的内容分为道与术。陈认为，道是体，术是用。他要从事的，根本是大道。本是方术的炼丹，在他那里成了修道的代名词。他的先天真一之气说，贯彻于他的各种丹术著作之中。比如《悟真篇注》中，他说，“金丹乃阴阳之祖气，即太极之先，天地之根也”，“是以大修行人，求先天真铅，必从一初受气生身之处求之，方可得先天真一之气，以还其元而返其本也”。如他在《金丹大要》中所说，这先天真一之气确实是他的丹术论的根本。
除李道纯、陈致虚的著作之外，还有一些丹书表示了大致相同的倾向。南宋周无所注的《金丹直指》，把铅汞说成是情和性。该书有十六首歌颂和对这些歌颂的注释，这些歌颂和注释讲的都是修性之道，而不言肉体修炼。他虽然认为性命同出而异名，其始混然未分，不得性外求命，也不得命外求性，实则他把炼丹归结为修性。(www.xing528.com)
元代，有署名全真教传人、龙门派的开创者丘处机的《大丹直指》，该书把铅汞水火说成是心肾，把炼丹说成是心肾气液的交媾。认为“金丹之秘，在于一性一命而已”，说性是天，常潜于顶；命者地，常潜于脐。说得如此具体，和《钟吕传道集》思想完全一致。不过校以全真宗旨，很难相信这是丘的著作。然而此书的存在说明，当方士、道士普遍把炼丹归结为心性修养的时候，也仍然有人坚持传统的内丹说。而这种情况，也在情理之中。
元代末年，有赵宜真著《原阳子法语》，卷上《还丹金液歌·叙》，也把丹分内外。认为内丹是“自性法身，本来具足”，其修炼方法是“摄情归性，摄性还元”；至于外丹，则是“取日月精华，夺乾坤造化”。这里的内丹自然是心性修养，而外丹也不是传统的用矿物冶炼之丹。同时，他认为内丹、外丹又都各分内外，所以没有明确界限。在这里，外丹也被进一步虚化了。
明代的丹术论，有《张三丰全集》中的有关论述，也有陆西星所著《方壶外史》中的十五种丹论。然其大旨，不出以性情说铅汞的内药、外药之论。丹术的大旨，没有重大变化。至于明世宗又大求长生，广召方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以方术得幸，御女、服食之术又起，以致世宗因服药而死，不过是唐以后方士丹术发展大势中的返祖现象罢了。
从李道纯等人开始，道教就一面发展新的丹术论，一面激烈批评过去的丹术理论，其中尤其批评房中一类方术。《中和集》卷中，在讲述了上品丹法之后，还叙述了旁门九品。其下三品为：
御女房中，三峰采战，食乳对炉，女人为鼎，大癸为药。产门为生身处，精血为大丹头。铸雌雄剑，立阴阳炉。谓女子为纯阴，指月经为至宝，采而饵之，为一月一还；用九女为九鼎，为九年九返。令童男童女交合而采初精，取阴中黍米为玄珠。至于美金花，弄金枪，七十二家强兵战胜，多入少出，九浅一深，如此邪谬，谓之泥水丹法，三百余条，此大乱之道也，乃下品之下，邪道也。
又有八十四家接法，三十六般采阴。用胞衣为紫河车，炼小便为秋石，食自己精为还元，捏尾闾为闭关，夫妇交合使精不过为无漏，采女经为红丸子。或以五金八石修炼为丸，令妇人服之，十月后产肉块为至药，采而服之。如此谬术，不欲尽举。约有三百余条，乃下品之中，外道也。
又有诸品丹灶炉火，烧爇五金八石，勾庚乾汞，点茅烧艮，拨灰弄火，至于灵砂外药，三逊五假，金石草木，服饵之法，四百余条，乃下品之上，外道也。
简而言之，也就是说，传统的外丹和房中术，不是被李道纯视为外道，就是视为邪道。其中他最仇视的，就是房中御女之术。
旁门中三品，第一是休粮辟谷，第二是采日月精华，第三是持戒礼神。这可说是传统的内修术。旁门上三品主要是服气胎息、存思内观之类。这旁门九品，可说概括了全部传统丹法，而在李道纯看来，它们都是旁门左道。从道教发展史来看，李道纯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些方术，的确是黄老道教之外的东西，至少不是道教的主流。道教的主流，乃是治国、治身。为了把方术纳入治身之道，道教进行了数百、上千年的努力。
和李道纯同时代的俞琰，在《周易参同契发挥》中，对房中术也大加挞伐，并斥这类术是猪狗一般的行为。陈致虚在《金丹大要》中，也没有忘记批评房中等术。他说，有人把丹药所需的精，理解为精液，因而实行宝精、服食精液、闺丹等，这都是愚蠢的行为。
李道纯、俞琰、陈致虚等人的丹药观，表明道教为维护自己教义的纯洁，进行着多么艰苦的努力。
至此为止，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神仙不死，丹药方术，并不是道教的专利，也不是道教的主流，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合入道教的。它的历史功过，虽然道教要负有较多的责任，但并不能担负全部的责任。如果念及多次的方术热，几乎都是由皇帝的长生欲望推动的，比如秦皇、汉武，唐代诸帝，直至明代世宗，那么，主要的责任当归之于他们。
历史现象也会走回头路，死灰也会复燃。时至今日，一些江湖术士，把陈腐的方术装扮起来，冒充最新科学，道教，也是不能为他们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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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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