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道教对老子的尊崇：步步升级

唐太宗死，高宗继位，对《老子》的尊崇进一步升级。乾封元年（666），泰山封禅之后，唐高宗到曲阜，赠孔子“太师”职，增修庙宇；然后到亳州，谒老君庙，追赠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其庙置令、丞各一人，把谷阳县改为真源县，以表示这里是皇帝的根。县内凡李姓者，免除一年的赋税徭役。从此以后，老子祭祀由国家官员执行，成为国家祭祀的一部分。数年之后，上元元年（674），皇后武则天又上表，要求把《老子》列为各级官员的必读书和国家考试的基本内容：

壬寅，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资治通鉴》卷二〇二）

第二年，即上元二年（675），国家考试中正式加试《老子》：“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老子》遂正式成为国家治国思想的一部分。道教在重返政治舞台的道路上又前进了重要一步。

唐高宗死，武则天执政。起初，她延用唐高宗的政策，尊崇《老子》，光宅元年（684），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但她做了皇帝之后，就开始尊崇佛教，对《老子》的尊崇开始降温。长寿二年（693），她命令举人停止诵习《老子》，而诵习她自制的《臣轨》。此后又取消老子的“玄元皇帝”称号，仍旧只称“老君”。但为时不长，武则天死后，唐中宗立即恢复老子的“玄元皇帝”称号，并且命令贡举人仍然诵习《老子》。

唐玄宗即位，一面积极振兴儒教，一面继续提高道教和老子的地位。开元二十九年（741），命长安、洛阳两京和天下诸州县都要建玄元皇帝庙。这样，玄元庙的数量就和孔庙并列。天宝二年（743），又将玄元庙升格为宫。西京长安玄元庙称太清宫，东京洛阳称太微宫，各州郡称紫极宫。后来，老子家乡的紫极宫也改称太清宫，老子父也被追尊为先天太皇，先天太皇和太后庙也改称为宫。这样，从规格上，老子的庙就比孔庙要高出一等。老子庙规格提高，也是老子本人，或说是太上老君这尊神灵规格的提高。天宝元年（742），下诏将班固所著的《古今人表》上，老子由中上升至上上圣人。天宝二年（743），太上老君称号前加“大圣祖”三字，称“大圣祖太上老君”。天宝八年（749），又上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784），又加号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天宝三年（744），天下玄元皇帝宫都用金铜铸老君圣像，并用白石塑成玄宗像，侍立于老君之侧；陇西李氏中一部分，隶属于宗正寺；每到合祭祖宗的日子，要在太清宫中序昭穆，排位次；南郊祭天之前，要先祭玄元皇帝，再祭告宗庙。这样，老君唐代皇室远祖的地位更加巩固，和唐朝皇帝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老君地位的提高，也表现在《老子》一书地位的提高。随着《老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庄子》、《文子》等一批道书也都被尊崇为道经。先是于开元二十九年（741），京城设“崇玄学”，其学生要诵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和明经科一样，参加国家考试。天宝元年（742），除《老子》已称《道德经》外，其余道书也被分别尊为《南华真经》（《庄子》）、《通玄真经》（《文子》）、《冲虚真经》（《列子》），又加《庚桑子》为《洞虚真经》；庄子等也被尊为真人。对这些著作的尊崇，就给道教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崇玄学和儒教太学一样，置博士，设助教，招学生一百人。同时命令崇文馆也须诵习《老子》。第二年，崇玄学改称崇玄馆，博士升格为学士，助教升格为直学士。各州也置“道学”，和儒学并列。为了使天下人都正确理解《老子》本义，唐玄宗又御制《道德经》注、疏各一部，颁行天下，且命令每家每户，都须家藏《老子》一册。参加科举的士人，减少考试《尚书》、《论语》的内容，加试《老子》。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把道教确立为修身、治国的宗教，提高道教参与国家事务的比重。

为了彰显老子的神圣和灵应，唐玄宗时代，还不断制造太上老君显灵的神话。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说他梦见太上老君对他说，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有老君的画像。派人去寻，果然找到了，于是把像迎回兴庆宫，并且临摹多幅，分别供于各州的开元观。天宝元年（742），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自称于京城永昌街空中见到了玄元皇帝，让他把“天下太平，圣寿无疆”这句话转达给唐玄宗；还说在桃林县关尹喜的旧居之旁有灵宝符，玄宗派人取回，进献含元殿，并因此改桃林县为灵宝县。这一年，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等人，又说在太清门见到了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说，玄宗是自己的裔孙，而他将保佑玄宗寿命无疆，天下安乐。(www.xing528.com)

道教本就是以《老子》为基本经典的宗教，三洞经书的创造企图扭转这个方向，但未能办到。唐代朝廷对老子及庄子等人的尊崇，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道教的固有倾向，彰显了道教作为修身、治国宗教的本来面貌。在这种情况下，道士们也纷纷转向，把《老子》视为自己的最高经典。其中最重要的是茅山宗。

上清、灵宝等道经、道派，创立于东晋、南朝，南朝道教最著名人物，是齐梁时代居于茅山的陶弘景。他的传人不断，被后人称为“茅山宗”。据说王远知曾是陶的及门弟子，而潘师正则从学于王远知。被认为是潘所作的《道门经法相承次序》，明确贬低《老子》，认为它不入三洞，非是真经。《旧唐书·隐逸传》说他少年丧母，以至孝闻于世。大业年间被度为道士，师事王远知，被授予道门隐诀和符箓。他清静寡欲，居嵩山逍遥谷二十余年，只服松叶、饮泉水，唐高宗、武则天到东都洛阳，曾召见过他，问他需要什么，他说只需松树、清泉，都是山中所有的东西，深得高宗和武则天崇敬。《旧唐书·隐逸传》所载事迹，和《道门经法相承次序》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基本一致。潘师正弟子司马承祯所作《潘尊师碑》，也只说他“年十二，通《春秋》及《礼》；见黄老之旨，薄儒墨之言”，他“理心事天”，唐高宗曾找他“访天人之际，究性命之元”。卫凭撰《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庙碣》，说潘以“金根上经，三洞秘箓，许真行事，陶公微旨，尽授予我师（按：指司马承祯）”，《旧唐书·隐逸传》也说司马“事潘师正，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不言其他。但后来的道书《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则说，潘读儒经时，曾问母亲：“此书外有过此者否？”母亲回答说“唯《道德》五千文”。而《茅山志·上清品》则载，潘母鲁氏“善言名理，口授（潘）以《道德经》”。这显然是潘的后学为适应尊崇老子的需要所伪造的历史。

潘师正之后，情况就改变了。司马承祯对唐睿宗问，说“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睿宗问治国之道，他说：“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澹，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司马承祯所说，是黄老的本来面貌。唐玄宗时，司马建议把五岳神祠改为上清真人降世的真君祠，唐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时命令他“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上之”。和司马师出同门的吴筠，对玄宗说：“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玄宗又问神仙修炼之事，吴回答道：“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每与缁黄列坐，朝臣启奏，筠之所陈，但名教世务而已。间之以讽咏，以达其诚。”（《旧唐书·隐逸传》）这就完全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所陈皆“名教世务”，也是汉初黄老“采儒墨之善”的基本原则。稍后有司马承祯的弟子李含光，据颜真卿《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李“尤精《老》、《庄》、《周易》之深趣”。茅山宗在唐代，可说是最大、最有组织、最有影响的道派，它以《老子》为主要经典，把精力转向以修身、治国为主，就表示唐代整个道教面貌都转向了汉初的黄老道家之道。

其他道派，比如楼观道派，原本就一直尊崇老子。他们的领袖人物尹文操，“自识文字，唯诵《老子》及《孝经》”。（员半千《大唐宗圣馆主银青光禄大夫水尹尊师碑》）曾经注《黄庭经》的白履忠，号梁丘子，同时也著有《三玄精辩论》和《老子注》。王希夷，“孤贫好道”，隐于嵩山，拜道士黄颐为师，“尽能传其闭气导养之术”。后来居兖州徂来山，与道士刘玄博为友，“好《易》及《老子》”。《老子》，确实已经成为唐代道教最主要的经典。

唐朝初年，由傅奕发起，佛道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道教参与论争的人物，傅奕、李仲卿、李荣等所坚持的理论，就是《老子》的学说；道宣作《广弘明集》和《集古今佛道论衡》，对道教的抨击，也集中于老子其人、其书。唐朝后期韩愈反对佛老，也是把老子其人其书作为道教的代表。朝廷的导向，最大道派的倾向，佛、儒二教对道教的认识，都认为道教的核心崇拜对象是老子，核心教义是《道德经》。如果说，寇谦之“清整道教”并没有“清整”彻底，或者说收效不大，那么，唐代道教可说基本上完成了“清整”的任务，完成了寇谦之的未竟之业。

对道教的“清整”，自然首先是道教内部的要求。这个要求，一半是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一半是对当时自身腐败的反应。但是，外部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佛教的批评，对于帮助道教明确方向，清整教义，也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