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玄学：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一部分，与道教无关

当今学界一般认为，魏晋玄学是哲学，它吸收的是道家思想，与宗教无关，也与道教无关。许多文章甚至因为王弼等人注《老》，注《庄》，而把他们称为道家或新道家。我们这里不能进行王弼是儒是道的争论，只能暂依历史状况，来讨论玄学和道教的关系。

唐代开始，孔子祭祀逐渐完备起来。依“诸侯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的规定，儒教为孔庙评选了第一批配享的“先师”，共二十二名，王弼是其中之一。直到明代，才被当时的儒者们以混杂老庄的罪名逐出孔庙。也就是说，在数百年的时期中，王弼是作为儒教的“先师”（后改为“先儒”）而被儒者祭祀、膜拜的。他后来被逐出孔庙，只是说他为儒不纯，不配从祀孔庙，但没有说他不是儒者。而从孔子七十二弟子之后，有资格从祀孔庙的，也不过百来人而已。王弼自己，把孔子当做圣人，而不把老子当做圣人，这本身也表明了他的思想倾向。在王弼是儒是道的问题上，我们还是只能相信古人的判断和识别能力，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加看重儒、道二家的区别。

司马谈说，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事实上，儒教也不羞于从他人那里汲取营养。在汉代儒者的论著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他们援引老子和庄子。班固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自己则儒教立场非常坚定。在《古今人表》中，他把孔子作为第一等“上上圣人”，和伏羲、黄帝、尧、舜等并列，而把老子排在第四等，在“仁人”、“智人”之下，作为“中上”人之一，和秦穆公、晋文公、王孙满、程婴、伍子胥等人并列。然而“中上”者也是贤人，他们的思想也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儒者们在主张罢黜百家、排斥老子的同时，也有条件地从《老子》书中汲取他们所需要的营养。

据《汉书·艺文志》，刘向就有《说老子》四篇。这表明，西汉末年的儒者们也已经开始对老子的关注。到东汉，亦有马融为《老子》作注。马融是当时大儒，卢植、郑玄都是他的弟子。马融的思想倾向，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评论黄老道家说：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和司马谈看待儒墨一样，班固也认为道家有可采之处。后来王弼等注《老》，不过是刘向、马融的后继而已。问题在于，为什么王弼等人注《老》，注《庄》能发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不能单以哲学水平的高低来解释的。

王弼注《老》，以无为高；郭象注《庄》，归宿自然。这当然不是由于老庄本有这样的思想因素，而在于为什么这样的因素在这一时期得以凸显出来。也有人用政治的需要加以解释，然而问题仍然在于，为什么此时的政治需要虚无、自然。问题的性质没有改变，而归结于政治需要也并没有解决问题。

司马迁把老子思想归结为“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班固说道家“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其意相差不远。他们的认识，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认识，也说明着老子思想在当时的实际作用。老子成为黄老，就在于“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但是极端者，则是要“绝去礼学”，“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他们所反对的“礼学”、“仁义”，正是儒教的特点。

在双方的交叉地带，黄老道教可以“采儒墨之善”，儒教也可以用黄老的“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在二家各执一端上，则泾渭分明。黄老道教的特点，就是司马迁说的“因任自然”，或者是班固说的“独任清虚”；儒教的特点，则是要用黄老所反对、所抛弃的礼学和仁义。

仁义成为儒家的特点，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了；老子、庄子抨击儒家，也主要是抨击他们行仁义之道。但什么是仁义，今人却有不少误解。人们多把“仁者爱人”视为仁义的正解，这并没有错，但至于如何“爱人”，今人的理解就未必合乎孔子本意了。

仁者“爱人”的话见于《论语·颜渊篇》，是对樊迟问仁的回答。然而樊迟不懂孔子的意思，孔子又补充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依然不懂，直到子夏给他举出舜用皋陶，汤用伊尹，从而使不仁者远去的例子，他才明白这是个治国原则问题。在这个原则下，有爱，即提拔仁人；也有不爱，甚至是恨，即屏除不仁者。而什么是仁者，什么是不仁者，也须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论语·颜渊篇》开始，孔子把仁归结为“克己复礼”，要求颜渊非礼者勿听、勿视等，就表明了仁与礼互为表里的关系。仁是礼的内在要求，单有玉帛钟鼓的礼不能称为礼；礼是仁的外在形式，越礼的爱和恨，都不能叫做仁。在孔子看来，有一套礼仪制度，并且人们能够自觉地、诚心诚意地加以遵守，就会天下太平。从这一点出发，儒教把礼仪建设放在治国的最重要的地位。所谓制礼作乐，也就成为儒者最大的事业。(www.xing528.com)

老子看到了仁义，也就是礼制所带来的虚伪和争斗，所以主张绝圣去智，抛弃仁义。到庄子，这种思想发展到了极端。汉初的黄老，虽然没有采用庄子那极端的放任态度，而是兼采儒墨之善、名法之要，但是老子思想毕竟是其根本，其归宿也就无法越过“自然”二字。司马迁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要“亦”归之自然，那么，归之自然的就不仅是庄子，还包括前面所说的老子。归之自然，就是曹参的办法，守成规，掩过恶，既不时常改革法令制度，对已有的法令制度也是“得放手时且放手，得罢休时且罢休”。它的好处是政策宽松和经济发展；它的坏处是秩序混乱，纲纪废弛，上下无别，培养和滋长犯上作乱之心。吴楚七国之乱，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

与此相反，儒教政治首先要求礼仪制度的建设。法家要求制定严格的，原本不上大夫的法令并加以执行，用严刑使人畏惧，把大夫也降到刑罚所及的范围；儒教则要求制定繁琐的，原本不下庶人的礼仪制度，并严格执行，从实际行动中培养人们自觉遵守秩序的习惯，并且把庶人也逐渐纳入礼的规范。孔子讲的君君、臣臣，董仲舒讲的三纲五常，都要化为一套礼仪制度；并且儒者们认为，礼仪制度是实行这些原则的最好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然而独尊儒术的政策，没能立即建立起儒者们所向往的礼仪制度。孔子之时，就礼崩乐坏，知礼的就少有人在；孔子之后，连同孔子所知的，也有许多消亡了。汉武帝到泰山封禅，儒者方士们对封禅礼仪人人言殊，他只好自己决定。在其他方面，情形也大体相仿，所以儒教的制礼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事业。直到元、成时代，为相的名儒、大儒匡衡、韦玄成等才严格按照儒经的规定，改革汉家的郊庙大礼。几经反复，到王莽，才终告成功，并有所发展。从学问这方面说，王莽和刘歆、扬雄一样，都是当时的大儒，王莽称帝，使儒教有可能原原本本地把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

人们知之较多的，是王莽依《周礼》设官分职，改革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结果导致混乱，不可收拾。事实上，王莽的改革远不止此，而从儒教的立场看来，最重要的也不在此。王莽巩固、发展了匡衡等人改革祭礼的成果，为后世儒教的祭礼奠定了基础，而祭礼在所有儒教礼仪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礼仪。然而更重要的，还是他建立辟雍、明堂。《汉书·王莽传》载：“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方说廷中，将令正乖谬，一异说云。”于是群臣上奏：

昔周公奉继体之嗣，据上公之尊，然犹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堕废千载莫能兴，今安汉公起于第家，辅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烂然……唐虞发举，成周造业，诚亡以加……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王莽被捧为超过尧、舜、周公的人物，被加九锡，位在诸侯王上。

明堂、辟雍是一个代表，它向人们表明，儒教治国，其核心是主张建立一套礼仪制度，和黄老道教“任清虚”、“任自然”可说是针锋相对的。庄子把儒家的仁义比作马的笼头、牛的鼻具，说它是残害人性的东西，就是因为仁义一定要体现为一种礼仪制度。

治国必须有一套制度，纯任清虚、自然一定不能成事，这并非优秀政治家才能懂得的道理。在理论斗争中，老庄尽可以嘻笑怒骂，对儒家肆意抨击，但真要从事治国实践，黄老就不能不采儒墨之善了。但是由建立制度的必要走向对制度的迷信，那就和纯任清虚一样不能成事。然而一种思潮一旦成为有形的社会力量，其运动中的惯性总是要把它推向极端。王莽就是迷信制度，及儒经教条主义者的典型。他不仅认为建立一套制度就可致太平，而且要原原本本地按照儒经的教导去建立这套制度。这两套对立的治国方针，如果用哲学概念加以描述，则儒教主张的，就是去建设“有”；而黄老道教要抓住的，就是“有”背后的“无”。

以主张制度建设为核心，汉代儒教在各个方面都体现着它对“有”的过分重视。天人之际，儒者勤奋到不厌其烦地去注视那些灾异祥瑞，并和人的（自然主要是皇帝的）行为相比附；对待孝道这个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他们所注意的重心，也是在父母死亡之时，哭泣是否尽礼，守丧是否如期。从有、无对立的角度看，汉代可说是重有的时代。这种状况，到东汉也没有根本改变。刘秀推翻了王莽的帝位，却全盘接受了王莽的做法，并发展了因灾异策免三公的成规，以为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就可以使上帝满意。

当儒者们都沉浸于制度建设，并且把它视为唯一法宝的时候，几乎只有一位儒者——扬雄，还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清醒地知道，在那有形可见的现象背后，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他把这个东西叫做“玄”，并创作了《太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