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术之争和《抱朴子内篇》的影响

东汉时代，儒教内关于常人是否能够成仙一直争论不断。东汉初，有桓谭著《新论》，其中说道，人和禽兽、昆虫都是雌雄交接而生，本性都是有生有死。人的一生，就像蜡烛的燃烧，善于养护，可以长寿，但要不死是不可能的。因此，他的结论是：“无仙道，好奇者为之。”（《新论·辨惑》）有人说龟寿三千，鹤龄一千，他也不相信。他说：“谁当久与龟鹤同居，而知其年岁耳。”（《新论·辨惑》）

王充继承了桓谭的思想，他相信人服食药物可以“轻身益气”，但不会“延年度世”。并且人要飞升上天，必须长出羽毛，这也是不可能的。从变化的规则看，是变过去之后，就不会再变回来：“万物变化，无复还者。”所以他的结论是：“世无得道之效，而有有寿之人。”（《论衡·道虚》）

王充之后，应劭作《风俗通义》，对黄帝升天一事提出质疑，因为这是谁都没有亲眼见过的传闻，而传闻是不足信的。他也不相信王阳作金，因为在他看来，事物的变化都有个极限，要用别的东西炼成黄金和人要变成神仙，都是不可能的：“夫物之变化，固自有极。王阳何人，独能乎哉？语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风俗通义》卷二）所谓“语曰”，应是当时流行的说法，神仙、炼丹术遭到了整个社会的批评。这是秦皇、汉武，包括汉宣、王莽等人求仙无果的结果。甚至当时的民歌也凄惋哀怨地唱道：“服药求神仙，反被药所误。”

三国时期，关于是否可以成仙的问题，在儒教内部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名士嵇康写了《养生论》，认为神仙不虚。说即使常人，若善于养生，亦可寿至千年。向秀的反驳可归结为两条：一是说神仙无验，因为谁都没有见过；二是变化有个极限，所以金不可作，世不可度。这两条，概括了从桓谭到应劭反对神仙、丹术的基本理由。

儒生们对神仙、丹术的讨论和批评，把丹术、神仙术逐出了儒教。在这种情况下，丹术开始和黄老道教合流，并逐渐成为道教之为道教的基本内容。表明这种合流的代表性著作，就是葛洪的《抱朴子内篇》。

据《抱朴子外篇》自序，《抱朴子内篇》著成于东晋初年，其中已把金丹、神仙术视做黄老的基本内容：

黄老玄圣，深识独见，开秘文于名山，受仙经于神人……（《抱朴子内篇·微旨》）

今若按仙经，飞九丹，水金玉，则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黄老之德，固无量矣。（《抱朴子内篇·释滞》）

夫体道以匠物，宝德以长生者，黄老是也；黄老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抱朴子内篇·明本》）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抱朴子内篇·勤求》）

老子以长生久视为业……（同上）

在葛洪的笔下，黄老的主要事业就是求长生不死；而长生之道中最重要者，就是炼服金丹。所以他说“飞九丹，水金玉”是黄老的无量功德。

基于这样的看法，他批评此前的黄老信徒和道士，没有把神仙长生术，特别是没有把服食金丹，当成自己的主要事业：

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惑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抱朴子内篇·道意》）

干吉、容嵩、桂帛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诫之言，不肯善为人开显大向之指归也……故世间道士，知金丹之事者，万无一也。（《抱朴子内篇·勤求》）

昔者之著道书多矣，莫不务广浮巧之言，以崇玄虚之旨，未有究论长生之阶径，箴贬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同上）

葛洪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概略地描绘了在他以前的道教状况：张角等人是叛乱分子，干吉等多行教诫，不教人长生；世上的道士，没有一人知道金丹之事；以往的道书，也都是浮巧之言、玄虚之旨，不论长生。

葛洪还谈到了教他炼丹的老师郑隐，说郑隐本人是个“大儒士”，“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不徒明五经，知仙道而已，兼综九宫三棋、推步天文、河洛谶记，莫不精研”。（《抱朴子内篇·遐览》）事实上，葛洪之前从事炼丹的人物，不是方士，便是儒生，黄老道教之徒还没有将丹药看成自己的事业。葛洪本人原本也是一个儒者。他著书极力宣扬丹道、仙术，可视做长生神仙术从儒教转向道教的里程碑。

秦皇、汉武以来，求仙药的失败，使儒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对长生、神仙事进行反省。其结果是，就整体而言，儒教不再相信长生、神仙术了。如果有人仍然从事此业，也仅是个人行为。道教要发扬、光大长生神仙术，特别是发扬光大金丹术，就必须对金丹、神仙术作出论证。在这方面，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发挥了重要作用。(www.xing528.com)

儒教对金丹、神仙术的否定可归结为“金不可成，世不可度”八个字。其理由之一，是变化有极说。葛洪论证金可成、世可度，首先也是反对变化有极，而认为变化无极。

他援引《夏小正》等书中有关“鹰化为鸠”、“腐草为萤”的记载，说明这些动物并非“受气皆有一定”，而是可以相互转化；他援引《淮南子》中“牛哀化虎”，《后汉书·五行志》中“黄母为鼋”以及《汉书·五行志》中有关男化女、女化男的记载，说明人也像动物一样，是可以由此变彼的。因此他推论说：“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抱朴子内篇·论仙》）

为了论证黄金可成，葛洪还密切关注着当时自然科学的进步。他知道，当时被视为至宝的外国的“水精碗”，不过是“合五种灰作之”，并且交趾一带已有人能够做成。至于胡粉是化铅所作，骡子是驴马所生，虽然有人不信，却是确凿的事实。这些事实说明，物是可以互相变化，并且是没有极限的：

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盖人身本见，而有隐之之法。鬼神本隐，而有见之之方，能为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诸燧；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也。至于飞走之属，蠕动之类，禀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旧体，改更而为异物者，千端万品，不可胜论。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而男女易形，为鹤为石，为虎为猿，为沙为鼋，又不少焉。至于高山为谷，深谷为陵，此亦大物之变化。（《抱朴子内篇·黄白》）

这里有确凿的事实，也有道听的传闻，真真假假，都被葛洪用做证明万物可变的证据。他由此得出结论说：

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为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同上）

从今天的科学水平来说，金银确实是可由异物变化得到。葛洪的信心可说并没有错。问题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而即便在今天，虽然可以将异物化为金银，却有一个化它干什么，是否值得的问题。

葛洪论证金可成、世可度的第二条理由，就是人们“所见少而所怪多”。比如上述五种灰做水精碗，驴马生骡和铅化胡粉，人们不信，就是由于见识浅薄。支持葛洪主张的最重要证据，是在此之前不久出现于中国内地的火烷布。据说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有一件衣服，在大会宾客之时，他故意弄脏，又佯装发怒，把衣服投入火中，结果衣服不但未被烧坏，反而烧净了污渍。事情传开，人们就把梁冀的衣服称为火烷衣，即可用火洗涤的衣服。后来曹丕著《典论》，认为这件事乃是讹传，世界上没有不怕火烧的布。曹丕的《典论》被刻上石碑，立在太庙门口，和儒经并列。然而曹丕去世不久，西域就来献火烷布，在朝廷上当众试验，果然不怕火烧。据说从此以后，刻有曹丕《典论》的石碑就被推倒了。这件事，《傅子》、《搜神记》都有记载，魏晋时代的博物著作中，也多有关于火烷布出处的说法。裴松之注《三国志》，说他曾随西征的部队到了洛阳，见到刻有《典论》在石碑还立在太学门口。老人们说，那是晋朝代魏之后，袭用魏代的太庙，就把这块碑从太庙门口移到了太学门口，并没有推倒。如此多的人关注这件事情，说明了此事影响之广泛。这件事，对金丹术、神仙说，却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它说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人们没有见过神仙，没见过并不等于不存在！世界上的事情，有在常规以内的，也有在常规以外的，夏天时植物生长，但麦子却在夏天收割；冬季是万物凋谢的季节，竹子、松柏却依然茂盛。夏天有凉爽的日子，冬天也有暂时暖和的时候。火是热的，萧丘却有寒火；水是冷的，温谷却有热泉。凡此种种，都说明“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概断之”。（《抱朴子内篇·论仙》）葛洪就用这些理由，来论证他的黄金可成、神仙可做，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在他看来，以往修仙者失败，只是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而不是根本方向错误。

汉代末年，由于蔡邕、王朗等人的推动，王充的著作流行开来。王充的《论衡》批驳了统治汉代数百年的天人感应思想，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它得到时人的欢迎是理所当然的。王充批驳天人感应的结论，归宿于天道自然。王充也知道自己的结论不合于当时的儒教思想，却和黄老的天道自然相符。因此，王充《论衡》的传播，就是黄老道教天道自然观念的传播。而从天道自然观念所推出的结论之一，就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没见过的不等于不存在。王充本人，不相信神仙，但相信河出图，洛出书，也相信黄石变人，相信唐叔虞出生时手中有字曰“虞”，成季友出生时手中有字曰“友”，宋仲子出生时手中有字曰“为鲁夫人”。他的结论是：“自然之化，固疑难知。”（《论衡·自然篇》）

好奇徇异，本就是方士的惯伎，得到这种自然观的支持，更是如虎添翼。魏晋南北朝时代，博物著作急剧增多，与天道自然观念的推动有极大关系。这些博物著作的特点，就是相信一切。在博物风气盛行的时候，人们又想起了以志怪著名的《山海经》，当时的著名学者郭璞为《山海经》作注，并发表了自己对于怪物怪事的看法。他说：

庄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于《山海经》见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纷纭，阴阳之煦蒸，万殊之区分，精气混淆，自相濆薄，游魂灵怪，触象而构，流形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者，恶可胜言乎？然则总其所以乖，鼓之于一响；成其所以变，混之于一象。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故胡人见布而疑黂，越人见罽而骇毳。夫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

今略举可以明之者：阳火出于冰水，阴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论者，莫之或怪。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则理无不然矣。（郭璞《山海经叙》）

此类思想，对于成仙思想的传播是有利的。因在实践中失败而遭到否定的神仙方术，又由于天道自然观念的传播得到了复兴。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虽然被推为道教丹鼎派的代表作，然而它既不像《黄帝九鼎神丹经》等书具体阐述炼丹的过程和原料的配方，也不像《周易参同契》那样着意于炼丹的理论。它介绍了许多方术，但并不是要专门介绍这些方术的内容和做法，而是论述这些方术对于成仙的作用和意义。而在总体上，也就不是要告诉人们修仙的具体方法，而是反复论证神仙可成、黄金可作，坚定人们修仙的信心。而在修仙术中，又强调金丹才是成仙的唯一途径。因此，它可以说是针对汉代反对神仙术的呼声而为神仙术所作的辩护和论证，特别是为金丹术所作的辩护和论证。并且由于他反复强调，“道家”或“黄老”“至秘而重者”是长生之方，其中特别是烧炼金丹之方，就使方术，特别是金丹术成为道教的基本内容。因此，《抱朴子内篇》堪称道教由善道教化向方术道教转化的里程碑著作。

不过虽然相信神仙，但要炼服金丹，却还有许多实际困难亟待克服。对葛洪本人是否真正炼过丹，也有人持怀疑态度。魏晋时代金丹术的流行情况，也没有多少文字资料。因此，虽然葛洪写了《抱朴子内篇》，金丹术在魏晋时代似乎并没有广泛流行。他的老师郑隐说过“没有肥仙人富道士”（《抱朴子内篇·黄白》）。炼丹的方术，大约只能献给皇帝或贵人享用。

但是其他较为简便易行的方术，这一时期则得以广泛流行，并且都被道教接纳吸收，成为自己宗教实践的内容。不排除有些是方士自托于道教，他们的方术朝廷不再买账，只好在民间兜售。于是方术就大量而迅疾地涌入道教。道教“以善道教化”的功能难以实行，“致太平”的理想更加无法付诸实践，并且还遭到葛洪的严厉批评，认为那些不是道教的本业。而葛洪的批评不会仅是个人的意见，而应是其时社会思潮的代表。这样，道教中方术与教化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道士的构成也与这个变化相互适应，而道教的面貌也就与此前大不相同了。

那些较为易行的方术，主要是指个人修炼的方术，或者可概括为内修术。这些年来，学术界对方术的特别兴趣，使许多读者对此都较为熟悉，然而为了叙述的完整，我们还是略作介绍。